罗启龙：走马楼西汉简中的经济作物管理
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4-3-27 10:03 编辑罗启龙，男，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先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访问学者。
经济作物涉及面甚广，除蚕桑、果蔬外，亦包含苜蓿、茭草以及药材等，其在秦汉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都是朝廷及民众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经济作物的贮藏、运输以及相关的耕地等各环节的安全管理被历朝历代政府所重视。关于此话题，学界或从仓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AYJ2AJm6CJ0lTq31zRLp2hUJ6D8jt2v0PZHhticEXxejsWq3N4h1opw/640?wx_fmt=jpeg&from=appmsg安全，或从虎患等角度，有一定的讨论，但走马楼西汉简中两则案例的公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时期政府对梅材、茭草等野生经济作物，以及药材等运输等方面的安全管理提供了新的珍贵材料。故此，笔者不揣谫陋，对此问题试作蠡测。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指正。一、走马楼西汉简中对焚烧野生经济作物的规定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所载“禁伐山林”条可知，西汉时期，统治者对山林川泽中经济作物保护问题较为重视。但因为归属权的不同，西汉政府对经济作物的焚毁损坏者的惩罚力度是否一致，史无明载。而走马楼西汉简中的部分内容对该问题有所涉及，故对此类简牍的解读，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政府针对经济作物是如何进行多元化管理的。走马楼西汉简中涉及一批关于“茭草”与“梅材”的辞例，关于梅材，里耶秦简8-1664号简载有迁陵县有芋、芹、韭、析与梅等经济作物。关于茭，《说文·艹部》说：“茭，干刍。”清人朱骏声说茭为牛马所喜食的干刍，在古代社会，茭是家畜喂养的重要饲料。据《汉书·沟洫志》所载：故尽河堧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颜师古曰：“茭，干草也。谓收茭草及牧畜产于其中。茭音交。”
按《汉书》所载，茭生于“故尽河堧弃地”，可知汉代民间饲养牲畜所用的茭草为野生茭草，并非人工种植。茭具体为何种植物，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但该问题并非本文研究主旨，不赘。从《汉书》记载来看，我们认为，茭很可能为汉代牛马等牲畜所需粗饲料的泛称，并非单指某一种草类，因此，茭草属于重要的刍槁原料。该批简经整理小组缀合后，定名为“非纵火时擅纵火案”，为西汉武帝时期涉及“茭草”的律令简。通过对该批简的释读分析，可窥知汉代对不同性质土地上的经济作物有不同的管理规定，为便于讨论，现将简文移录于下：（1）七年正月戊寅朔戊子库啬夫繇行丞事告尉，谓南乡，不智何人非从（纵）火时擅从（纵）火，烻燔梅材、茭草，书到，益關吏卒徒求（0138）死（捕？）。有物故，亡满卅日不得、出，具报毋留，若律令 ·即徒后行。0139（2）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尉史充国敢言之：狱书曰：不智何人非从（纵）火时擅从（纵）火，烻燔梅材、茭草，书到，益关吏徒求捕。亡满卅日不得，报。今（0194）谨求捕不智何人非从（纵）火时擅从（纵）火者，亡满卅日不得，谒报。敢言之。（0192）（3）七年三月丁丑朔癸未临湘令寅谓南乡，告尉、别治长赖、醴陵，敢告寿陵、西山主，不智何人非从（0176）火时擅纵火，烻燔梅材、茭草。不智何人亡满卅日不得、出，驾论命不智何人耐为隶臣。得、出，有後請□□（0181）0451何人非纵火时擅纵1148□□□能智□□诚非从火时擅从火烻1517非从火时人？七十食以令1275朔乙未□□陵西山主不智文中所指的“七年”为长沙王刘庸纪年，时为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该年正月因有人于南乡“擅纵火”焚烧茭草与梅材后潜逃，由库啬夫发文于县尉，要求其派遣关吏卒徒对纵火者进行抓捕。是年三月，县尉史充国向县廷汇报，称追捕已超过三十日，仍未抓捕纵火者。临湘县令当天随即下发文书于尉、别治长赖等人，称抓捕逃匿者后将罪名改为耐为隶臣。对于事件本身，我们不必过多关注，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是“擅纵火”时焚烧的茭草和梅材。梅材和茭草是喂养牛马等家畜的饲料，但是野生茭草是否具有经济作物属性，需要进一步说明。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茭草是否可以作为赋税方式上缴朝廷，是否可以以钱币代替实物。据《二年律令·田律》载：入顷刍槁，顷入刍三石收入刍槁，县各度一岁用刍槁，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槁。刍一石当十五钱，槁一石当五钱。汉初刍槁税征收方式承袭秦朝，采用钱与实物并征的方式，即当所收刍槁足够县廷使用时，剩余部分则通过官方折价方式以货币来代替。另《走马楼西汉简》0859号简载有另一种情况：输七年同里□□六石□]□□百卌六石三钧十斤，毋刍茭以钱六千六百七十五□钱九千五百卅九予庙厨啬夫援约为。该简“七年”所指仍为武帝元狩元年，从文意看，该简似为向某官署缴纳物资，需要将茭草输送给庙厨啬夫，没有茭草的就输钱代替。无论茭是特指某一种植物还是对干刍的泛称，其可以用钱替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但其折价是否如《田律》所载“刍一石当十五钱”，则需要更多材料加以印证。第二，目前所出土的西北汉简当中记载有“茭钱”，且有民间以钱买茭的记载，谢桂华先生认为茭在市场之中均按束来计价，但其价格因质量与地域不同有所差异，大致在每束一钱至一点五钱之间。汉代西北边陲地区刍槁消耗量大，但内地是否存在茭草买卖，目前还没有直接材料可以印证，但据相关学者研究，汉代刍税分为“田刍”与“户刍”两种，前者以田亩面积征收，以实物缴纳，后者按户征收，缴纳钱。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内容来看，长沙国内输入“庙厨啬夫”的刍茭尚存在较大的缺口，推测存在与邻县或邻郡交易的情况，以满足日常上缴实物赋税所需。即茭草无论是野生抑或人工种植，对汉朝各级政府而言属于重要的经济物资，且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是一种经济作物。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茭草可以用钱币充当赋税收入，也可以进行买卖，应当具有一定的经济作物属性。明确了茭草的经济作物属性，我们再来看秦汉时期对焚烧损毁经济作物的惩罚规定。秦汉时涉及失火、纵火与防火的律令处罚条例极多，但我们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于纵火焚烧不同地区的经济作物，政府的惩罚力度还是有所区别的。秦简中常见有“水火败亡”的相关辞例，徐世虹先生认为“水火败亡”除不可抗力外，也包含人为纵火、溺水等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水火败亡”作为秦时课志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所惩戒的对象主要为相关吏员。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内史杂》196号简载：有实官高其垣墙。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儆）。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罪，大啬夫、丞任之。对于造成“失火”者的相关官吏，律法规定是直接处以重罪，且“大啬夫、丞”等相关人员也需要承担一定罪责。但其罪具体为何，该简并未言及，而《效律》当中有因管理不善，致使漏水导致禾粟“败之”的记载，虽然根据损失程度不同其处罚程度也不尽相同，但均为“赀甲”。秦汉时期“水火败亡”常常并称，因此，如果徐氏的观点成立，则失火或纵火后对相关官吏的处罚为“赀甲”。上述情况均为对仓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AYJ2AJm6CJ0lTq31zRLp2hUJ6D8jt2v0PZHhticEXxejsWq3N4h1opw/640?wx_fmt=jpeg&from=appmsg的管理，西北诸多汉代简牍均见有关于茭的出入簿，且存在大量属大司农所直管茭地，即无论仓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AYJ2AJm6CJ0lTq31zRLp2hUJ6D8jt2v0PZHhticEXxejsWq3N4h1opw/640?wx_fmt=jpeg&from=appmsg抑或茭地，均要对茭的情况进行考课，如遇失火，官吏很可能受到惩处。最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三三六号墓《汉律十六章·贼律》载：贼燔城、官府及县官积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VRL2tz1gOjnTBabbebe5xz3PRH2pb8koky9zzHVY6Ucoc2nUblXSeA/640?wx_fmt=jpeg&from=appmsg（聚），弃市。燔寺舍、民室屋、庐舍、积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VRL2tz1gOjnTBabbebe5xz3PRH2pb8koky9zzHVY6Ucoc2nUblXSeA/640?wx_fmt=jpeg&from=appmsg（聚），黥为城旦舂。其【失】（四六）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债）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四七）失火延燔宫周卫、中殿、屋及亶（擅）观林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m2ian6ayZibcFcicKs0NhnibkuiazOUSo1annSIOHRqHemb5ECkic2BstXDg/640?wx_fmt=jpeg&from=appmsg（台）者，皆赎死，责（债）所燔；直（值）其行在所宫也，耐之；官啬夫吏（四八）主者皆免，戍各二岁。（四九）贼伐、燔、毁伤人树木、稼穑它物、冢树及县官擅伐取之，直（值）其贾（价）与盗同法。（五〇）简文对纵火者与官吏的处罚均有明确规定，根据“失火延燔”的区域不同，处罚也有所不同，该律令显然承袭秦代而来。据简四七中的规定来看，如纵火者“弗得”，相关官吏均要罚金，但走马楼西汉简的内容并未言及对官吏的处罚，除资料阙如的因素外，还存在一种可能，即所焚烧的“梅材”与“茭草”很可能为未开垦的荒地。而对纵火者的处罚可作为另一佐证：简四七与四九主要是对焚烧官府房屋、宫殿等的刑罚，罪重者的惩罚是弃市；简五〇则是针对焚烧私人所种“树木、稼穑它物、冢树”等的刑罚，主要是按“盗”罪比附处罚。走马楼西汉简中对纵火者的处罚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分析。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盗律》载：盗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不盈百一十钱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按汉代刑罚体系，刑罚由重到轻依次为“死”“刑”“耐”“赎”“赀”“谇”等几个级别，盗赃根据价值不等，对盗者处罚由“赀”刑的罚金到“刑”刑的黥为城旦舂多个等级，范围较广，但当时针对”非纵火时擅纵火”者的处罚却与上述处罚有很大的不同。据《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中亦见有“非纵火时擅纵火，烧山林□司寇”的记载，该条为法律条文的摘抄。另据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简8“司寇盗百一十钱，先自告，可（何）论？当耐为隶臣，或曰赀二甲”。“耐隶臣”的处罚显然重于“司寇”，现有的研究结论认为“耐司寇”与“耐为隶臣妾”实际区别为身份差异，庶人犯耐罪先“耐司寇”，若再犯耐罪，则改其为“耐隶臣妾”。从前揭西汉简中县廷曾两次下发追捕文书，并在其逃亡三十日后将罪行定为“耐隶臣”可以看出，这是对其惩罚力度加重了，将原本的“司寇”进行了加罪处理。尚德街简与走马楼西汉简针对“非纵火时擅纵火”者的处罚并未遵从《汉律十六章·贼律》进行“盗”罪比附，而是直接以“耐”刑中最轻刑罚处置的，加罪也并未升格至“刑”刑，即刑罚相对固定。且上文已述及，秦汉时期需缴纳田刍，又据《齐民要术·养羊》引崔寔“七月七日刈蒭茭”的记载以及同卷“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凡秋刈草，非直为羊然，大凡悉皆倍胜”的记载来看，民间私人耕地当种有茭草，倘若此处纵火所焚烧的为私人田地中的茭草，则刑罚与《汉律十六章·贼律》不合。故，我们认为，西汉简中所记载的纵火很大可能性是纵火者所烧之地为无主荒地，因此管理者无法对具有经济价值的“梅材”与“茭草”损失进行估量。如果焚烧私人的经济作物，因为估算损失比较方便，所以可以按“盗罪”对纵火者处以“赀”到“刑”四种等级的刑罚，但对于无主荒地，无法估算经济损失，则其惩罚仅仅是“耐”刑。有汉一代，虽然农耕业发展迅速，但是野生植物无须进行田间劳作便能果腹，尤其在灾荒之际，属于重要的生存资源。据《史记·平准书》所载武帝诏书言：“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农耕生产开发尚较落后，甚至东晋南朝时期，相关区域的平原区耕地也仍然尚未达到饱和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野生生态资源更为丰富，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资来源。但出于对时令的考量，以及承袭秦“壹山泽”政策的影响，汉政府对野生资源亦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载：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HNBic85bmpcohZCFalE7WuZDhpQtT4lHDOsVoMZU4icYQDAOZpKYgialQ/640?wx_fmt=jpeg&from=appmsg；毋杀其绳重者，毋毒鱼。简文中仅对采伐林木的时节与幼兽保护有所规定，难窥见汉代山林保护政策的全貌，而前揭走马楼西汉简虽然仅针对“梅材”与“茭草”有所涉及，但从尚德街简的律文来看，“非纵火时擅纵火”条例应是指的包含“梅材”与“茭草”在内的整个天然林木区。如果此观点成立，则表明汉代律令对仓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AYJ2AJm6CJ0lTq31zRLp2hUJ6D8jt2v0PZHhticEXxejsWq3N4h1opw/640?wx_fmt=jpeg&from=appmsg、私人田园以及野生山林区域的同一类经济作物有不同的保护规定。即针对损坏或纵火焚烧贮存于官府仓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AYJ2AJm6CJ0lTq31zRLp2hUJ6D8jt2v0PZHhticEXxejsWq3N4h1opw/640?wx_fmt=jpeg&from=appmsg的经济作物，除犯案者很可能被处以极刑外，管理官员也须承担相应的罪责，甚至可达“重罪”的程度。而对于损坏私人耕种或储存的经济作物的行为，需要根据物主的损失来对犯案者量刑，最重惩罚为黥为城旦舂。如果有人未按规定在不能焚烧的时节焚烧自然区中的野生经济作物同样也要受到惩处，但仅为“耐”罪中最轻一档。二、走马楼西汉简中对野生经济作物焚烧时间的规定先秦时期，人们依据天文与物候，融合阴阳五行说，形成了一套万物四时节律的理论。至汉代，《月令》被视为经学，是汉代政府实施军事活动、祭祀、生产生活等诸多政令的重要参考依据。我们从睡虎地秦简《田律》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所载内容可知，秦汉政府通过时令理论法律化的方式，将其广泛推广并践行于域内的生产生活之中。在时令理论法律化的管控之中，朝廷对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焚烧时间进行限制是当时政府保护经济作物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汉代地域广阔，经济作物种类繁多，朝廷对不同类型土地上的经济作物是否依据同一时令进行管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文所引走马楼西汉简“非纵火时擅纵火”中的“时”，具体为何时，该简未能明载，但可以理解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纵火”的行为是被允许的，且被纳入律法当中，应属于一种常态行为，而在其他时间，则是不被允许的，是一种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纵火”行为违法与否，需要从纵火目的和纵火时间来分析。1.纵火的目的简文中“纵火”所指为何事，因汉简中资料阙如，未见明指，但龙岗秦简有纵火的相关记载：殹（也），纵火而□（71·3）张金光先生认为“纵火”或与火耕有涉，陈伟先生认为其指行猎时放火。两种观点虽可资借鉴，但或与西汉简所指并不相同。第一，火耕。《汉书·武帝纪》应劭注对火耕有所阐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从应劭注所载内容来看，火耕与水耨往往连贯而行，并非简单地将杂草烧掉了之，而是需要先将杂草割除后，再行焚烧，而后播种，在水稻与杂草并生的时候，还要以水淹灌土地，将又长成的杂草淹死，使稻苗独活。《礼记·月令》明确记载了火耕技术的步骤：季夏之月。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郑玄注：“薙谓迫地芟草也。此谓欲稼莱地，先薙其草，草干烧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于其中，则草死不复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杀草’职，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火耕的目的并非单独去除杂草，而在于以水淹灌之后使所烧杂草变为肥料，且使之不会再生。但依照文义，水耨并非依靠水利工程方法进行灌溉，而是需要等到“季夏”时节雨季到来。汉代同样如此，如《淮南子·时则训》载：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从以上文献资料来看，《淮南子·时则训》与《礼记·月令》所记载的水耨内容和时间大致相同，即在武帝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水耨对时节有严格的要求，大约是在夏季末，而上揭走马楼西汉简库啬夫于“七年正月戊寅朔戊子”，即正月十一日向县廷报告，纵火者大致于十二月底至元月初纵火，如果真是这个时间施行的纵火行为，则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火耕”。而且秦汉律属于稳定且成熟的律法文书，既涵盖了刑事犯罪，亦包含行政犯罪。即汉律适用于汉朝广泛的疆域之内，且能长期保持稳定不变。而汉代的令虽具有律法作用，但更相当于行政文书。这也说明，“非纵火时擅纵火”的律文应从西汉延及尚德街简文所涉及的东汉，且应颁行于全国。火耕水耨是耕作水稻时采用的一种方式，汉代稻作农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仍以麦、粟、黍等作物为主。当时在黄河流域水稻虽已有广泛耕种，但已采用移栽、稻田精耕技术，所以，火耕技术并不适用于汉朝全境，仅在南方一些水稻栽种区使用，如果“非纵火时擅纵火”这一律令是颁布行于全国的法令，则将“纵火”释为“火耕”，仅从耕作方式与栽培作物来看，似于理不合，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走马楼西汉简中所记载的纵火目的，并非为了火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第二，行猎。对于古代社会的纵火行猎，却有案可稽，孟世凯等学者据甲骨卜辞，认为殷商时有火田习俗，即纵火焚林，以驱赶林中动物，且所焚之林难以再生，第二年可以开垦为田地。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中有载：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正］月尽……整理小组认为“正”前应有“从”字，毋焚山林应从正月始，尽于八月。并注引张虙《月令解》：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此惟蒐时为然耳，常时固有禁也，亦所以遂生物之性也。又孙希旦《集解》：《周礼》春田用火，此国家大蒐之礼也。若民间焚山林则有禁，以蛰虫已出故也。从以上材料可知，殷商之后，纵火焚山逐渐演变成制度性的大蒐之礼，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民间则设有时禁，其目的有二，一为通过田猎达到军事演习的目的；二为“焚莱除陈草”。有根据《四时月令诏条》记载，焚山林是为了“烧山林田猎”，这一行为在史籍中亦有例证，如《汉书·长沙王传》载：子剌王建德嗣，宣帝时坐猎纵火燔民九十六家，杀二人，又以县官事怨内史，教人诬告以弃市罪，削八县，罢中尉官。汉代长沙国自然资源丰富，因此简文中纵火者的目的很大可能仅是为获取猎物。需要注意的是，“非纵火时擅纵火”简文中的“纵火时”属于法律范畴，与“纵火者”的目的并不能完全等同。《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天子适四方，先柴。郑注：“谓焚莱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简、历谓算具陈列之也，君亲誓社，誓吏士以习军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则此是仲春之礼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后献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记者误也。”孔颖达疏：“为焚者，谓焚烧除治宿草。”依文意，西周时统治者需于仲春“出火”活动时，进行“火田”。所谓“出火”，其实就是人们于春耕、秋收时进行的庆典活动。此时“火田”除军旅演习的目的外，更具有劝导民众开荒种地的意图。且田猎所获之物，均用于社祭，以祈祷农事丰收，此即说明当时的火田与殷商时期相似，其目的在于除草并开辟农田，与《月令解》的说法相合。翻检史书，秦汉时期，“纵火”行猎颇为少见，如《汉书·地理志》载：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也，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内地郡县“颍川、南阳”等亦多好渔猎。上述地区民众有长期行猎的传统，且汉代行猎常为捕获猎物，因此不太可能使用“纵火”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秦汉时的狩猎行为多集中在春夏季节。里耶秦简9-31及8-1559中记载迁陵县“捕羽及鸟”与“捕猿”完成当年赋贡，其规定时间分别为“廿八年二月辛未朔庚寅”与“卅一年五月壬子朔辛巳”。枚乘《梁王菟园赋》、扬雄《蜀都赋》都有描写汉代邯郸与蜀地贵族春夏行猎的内容。从地域分布来看，汉代贵族狩猎亦行之于春夏时节。因此，如果律法中纵火的时间指的是可在某一时间纵火行猎的话，则与当时的习俗相悖，因此，笔者认为律法中的“纵火”主要指通过焚烧山林草地开辟农田，指代狩猎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并非常态。2.纵火的时间如上述结论成立，则“纵火时”当指可以开辟荒地的时节，其为何时，需要进一步分析。据《齐民要术·耕田》载：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根配省功。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入地尽矣。明年，乃中为谷田。即在积水地与山地需要在七月间割草放火，其中山林茂密之地，需要将树木茎秆切割，等待三年后才可焚烧。据此，地形不同，植物不同，所用焚烧方式亦不同，“纵火时”应不是一个统一的时间规定。根据不同的垦田类型，而有所区别。秦朝的垦殖田分为“槎田”“草田”“故桑地”“桑田”，如《里耶秦简》所载：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事其习俗槎田岁更以异中县（8-355）卅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乡兹爰书南里寡妇慭自言谒豤草田故桑地百廿步在故┘步北恒以为桑田（9-15）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守武爰书高里士五武自言谒豤草田六亩（9-2344）“槎田”指的是在山地斫木为田，“草田”“故桑地”“桑田”为在盆地所开垦的耕田，属于“公田”或“黔首田”，除草田外，其他三种都是常年耕种的土地，无须轮歇，即山地与盆地田地所采用的耕作方式不同。降至汉代，官方依据土地特性，将土地分为“定垦”田、“可垦可不垦”田、“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等“群不可垦”田三类。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可不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从律法角度看，在“定垦田”中纵火于理不合。据《汉书·沟洫志》将茭地“溉田之”，以及尚德街简在不允许的时限内“烧山林□司寇”可知，律法规定的“纵火时”实际主要针对后两种“可垦可不垦”田以及“群不可垦”田，这两种田应是野生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出地。但从里耶简与《齐民要术》所载可知，“群不可垦”田多在今长沙地区，武帝时该地区承袭“槎田”的可能性较大。若如是，则在纵火焚田前，需要用“槎田”的方法，先砍伐树木，留下树桩，而后烧山，并抛荒一年。对于砍伐树木方面的律令，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已有明确记载：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及进〈壅〉隄水泉，燔草为灰，取产麛卵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UhkuKaxqTeJhMmq9ia7auw9dmMIX3WANKHNBic85bmpcohZCFalE7WuZDhpQtT4lHDOsVoMZU4icYQDAOZpKYgialQ/640?wx_fmt=jpeg&from=appmsg；毋杀其绳重者，毋毒鱼。即正月至季夏六月，伐木、纵火、焚山、“燔草”均被禁止，由此可知，春夏时节禁止烧草为灰在汉时似为通例。据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者注可知，毋焚山林应从正月始，尽于八月，即仲秋九月时开火禁，但该时禁与“季夏之月”烧草火耕明显冲突。关于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整理小组认为，火耕水耨，不应在季夏之月。如“火耕于季夏行之”，又明令禁止，是断农生计也。然而根据前引《齐民要术·水稻》载：“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可知如果种稻田，以水淹草需在夏日。其后引郑司农之说：“将以泽地为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可知汉代火耕行于季夏并无问题，整理小组之说并不准确。但为何会有此矛盾之处，笔者认为存在一种可能，即彼时五行与四季对应，如同四时五改火，季夏对应中央土，被单独抽出与四时并列，即季夏不属于春夏之列。也就是说，实际六月已开始烧草，但纵火开田很可能行之于七月。如居延简中见有“七月辛巳卒□二人，一人守茭，一人除陈茭地”的记载，王子今先生认为“除陈茭地”为清理伐茭之后的土地，且该地应不会再作为茭地了，似可为另一佐证。概而言之，在“定垦田”内，因火耕时令要求，以火烧草的时间应在季夏六月，但结合前引《齐民要术·耕田》可知，纵火烧草开辟农田则要在七月秋季，而如果走马楼简所记纵火者是在十二月“纵火”，为“非纵火时”，则很可能烧草开田在冬季同样被禁止，只能于七月至九月的秋季进行。但是，焚山开田的时间要求与草田有一定差异，如《礼记·王制》记载：“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可以火田。”《淮南子·主术训》中亦见有“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的记载。昆虫蛰伏，当在十月，所以，昆虫未蛰伏时，禁止火田。《礼记·郊特牲》虽载有“仲春”时火田，但据《敦煌悬泉月令诏条》记载：“愚谓《周礼》春田用火，此国家大蒐之礼也。若民间焚山林则有禁，以蛰虫已出故也。”可知，“仲春”仅是统治者执行“大蒐之礼”时的特殊礼制，民间仍被禁止。另据《四时月令诏条》《季秋纪》载：“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九月开禁可能便于统治者田猎，但民间纵火焚山很可能始于十月孟冬时节，与焚烧河谷地区“草田”用于开荒耕地所要求的“秋季”相差极大。总之，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纵火时”可能因地貌不同而有不同的时间规定。生长于河谷地区的灌木、禾草等“草田”可能于七月焚烧，但植被茂密，多生长乔木的山林地区则可能是在七月被砍伐后，到十月份才可以烧山。如走马楼西汉简中“纵火”焚烧茭草为十二月，则可能冬季的“草田”同为禁止焚烧的区域。换言之，天然山林地区因有众多野生动物和经济林木，平时律令中规定的焚烧毁林开田的时间并非是“肥田”的最佳时期，因此，朝廷制定法律，专门依据动植物的物候来重新规定焚烧时间，只能于冬季十月至十二月进行。但河谷地区的“草田”，涉及茭草、梅材等禾本科及灌木林等经济作物，则在采割之后的七月即可焚烧开田，但冬季则可能被禁止。即汉代政府依据不同地形的经济作物特点，制定了不同的焚烧时令政策，并非进行整齐划一式的管理模式，而是具有多样性。三、走马楼西汉简中关于经济作物安全运输的规定汉代的经济作物收获之后，一是作为赋税缴纳至地方政府，二是作为贡赋，进献朝廷。作为赋税缴纳的经济作物品种较多，如茭草、蚕丝、木材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此处不再赘述。贡赋给朝廷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水果、药材等，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值得关注。走马楼西汉简中有一批简，涉及武帝时期长沙国重要的经济作物——草药的处理，简文对草药运输有详细的记载，可窥见作为贡赋的经济作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管理流程，该批简经整理小组释读缀合，现胪列如下：五年四月戊子朔戊子（1日），少內佐误敢言之。謹使佐倚相轮五年调茹卵十三斤、象骨一斤大医及所以盛饬物并为校券一，谒关内史府，移少（0618）府大医，令官定以物如校，受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六年问官名所，上校二千石官名为报，临湘上校长沙内史府，敢言之。（0667）五年四月戊子朔戊子（1日），少内佐误敢言之：仅使倚轮五年调茹一石及所以盛饬物并校券一，谒大仓。令官定以物如校，受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计六年。问计官名所，上校二千石官为报。报临湘，（0504）五年四月戊子朔戊子（1日），大医入所官受临湘少内佐误茹卵十三斤直钱四百五十五率斤卅五象骨一斤直钱卅五橐笥一帛絻□□袤二丈二尺韦橐一聂广二尺袤二尺五寸，帛橐一袤二尺（0638）少内禁钱计。实付大医左府乘与药计。五年所轮茹卵十三斤，象骨一斤，韦、帛└橐各一，笥一合，缣织（0521）七年七月乙亥朔庚寅（14日），临湘令寅敢言之。府移临湘六年计，校缪短二牒，其一曰六年长沙临（0191）湘少内禁钱计付大医左府乘与药计，茹卵十三斤，受廿三斤，象骨一斤，受二斤，缣织一，袤二丈二（0130）以上简文中的纪年均为长沙国纪年，五年指的是长沙王康王五年，此时正是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该册文书大意为：（长沙国康王）五年至六年期间，长沙临湘少内分别向大农府的太仓以及少府的太医左府缴纳物品，到了武帝元狩元年有关部门发现物账不对，便下达文书至长沙国，要求长沙县廷核查此事，并将核查结果以缪书的形式向大农府呈报。根据整理小组释读，认为该简记载西汉武帝元朔、元狩年间，长沙国临湘县向中央朝廷缴纳药材的程序大致如下：缴纳的主体，一般为县，主要负责人为县少内，具体从事人员为其佐官，缴纳物品的随附文书称之为“临湘少内禁钱计”，缴纳的程序是：由县少内负责向中央朝廷的大农与少府分别运送，向少府缴纳物品时，需向王国（长沙国）内史府报告，即简文中所提之“谒关内史府”，上缴完物品后，必须与接收方进行账物核对，缴往少府太医的物品存放于太医左府，而相关双方核对用的校券名称则为“乘与药计”。同时，送入大农的物品，不一定向长沙内史府汇报，可直接交与太仓，即简文中的“谒大仓”。上缴完物品后，双方必须核对留档，物品存放于太仓右仓，双方核对用的校券名称为“太仓右仓禾稼计”。简文中的少府，是秦汉时期的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秦汉时期的少府为九卿之一，其下设有“太医”。“大医左府”应为“太医”下辖机构，秦代封泥已见有“泰医左府”“泰医右府”等机构之印，但资料阙如，我们难以明晰二者具体职能或者区别是什么，从“乘与药计”内容来看，太医左府似为收纳物资的机构，其所收纳物品有“茹卵”与“象骨”，均属药材。根据雷长巍先生考证，“象骨”在后世医书中常有记载，如《本草纲目》五十一卷《兽部·象》记载：“（象）骨［主治］解毒。”可见，“象骨”属于常见的中药。“茹卵”史籍阙载，雷长巍先生推测：“茹卵”或为茜草。茜草，又名茹芦，多年生攀援草本。主治血热咯血、吐血、衄血、尿血、便血、崩漏、经闭、产后瘀阻腹痛，跌打损伤，风湿痹痛，黄疸、疮痈，痔肿。《黄帝内经》：“四乌贼骨一芦茹丸。”是茜草入药的最早记载。又湖南西部和西北部（桑植、武岗）产卵叶茜草。因其叶为卵形，故古人又称之为“茹卵”。雷氏观点，权备一说。然另据《尔雅注疏》卷八《释草》载邢昺疏云：茹藘，茅搜。释曰：今染绛蒨也。一名茹藘，一名茅搜。《诗·郑风》云：“茹藘在阪。”陆机云：“一名地血，齐人谓之牛蔓，即今之蒨草是也。”时人多用于“染绛”，汉时未必常用于药材。而居延新简EPT16·2与EPT27·25中均有输茹与调茹的记载，目前尚不能确定二者是否是同一物种，更不能说它就是湖南西部产物。但无论雷氏观点正确与否，“茹卵”为药用植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简0504载长沙临湘少内佐倚相向太仓缴纳了“茹一石及所以盛饬物并校券一”，太仓为九卿大司农所辖，主管郡国漕粮，《通典》卷二六载：“秦官有太仓令、丞，汉因之，属大司农，后汉令主受郡国传漕谷。”。秦代户赋包含布、茧、钱、刍槁等，乡县政府分五月与十月两次征收，并上输给郡守。至汉初，承袭秦制，仍于五月、十月征收，其中五月所征缴部分需由郡守二千石呈送于皇室，十月则亦缴于郡国，充于国用。但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内容来看，其上缴时间与方式显然与赋税不符。从以上分析来看，该批药草，很可能是诸侯国向皇室与国家所缴纳的贡赋税——“献”。里耶秦简8-768中载有“四时献”：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未迁陵守丞有敢言之守府下┛四时献者上吏缺式曰放式上今牒书◎┛书者一牒上敢言之（正）六月乙巳旦守府即行履手（背）“四时献”即“四季进献于皇帝”，按里耶秦简所记，四时献所贡物品包含“锦缯”“鲛鱼”“卢鱼”“枳枸”“羽毛”“猿皮”等布帛与动植物，经济作物为其大宗。对于其缴纳流程，鲁家亮、沈刚、李兰芳等诸位学者已有详细讨论，此不赘述。总体而言，乡守须将此类动植物的生长、分布等情况向县级汇报，再由官府刑徒进行采取，所获之物县廷须统计后定期报告于太守府。根据《汉书·高帝纪》载：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高帝时，因民生凋敝、制度草创等问题，将秦时“四时献”改为十月朝献，并以“献费”代物。至文帝时，曾有献马的记载，很可能彼时已恢复“四时献”。但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武帝时的“四时献”除输于少府后作为皇帝私奉养外，仍有一部分缴于太仓，说明献在当时也已作为中央政府收入的一部分。除走马楼西汉简外，松柏汉简“令丙第九”中也记载了关于汉初“四时献”的令文：丞相言：请令西成、成固、南郑献枇杷各十，至，不足，令相备不足，尽所Ⅱ得。先告过所县用人数，以邮、亭次传。人少者，财助。献起所为檄，Ⅲ及界，邮吏皆各署起、过日时，日夜走，诣行在所司马门，司马门更取（？）IV大官，大官上檄御史。御史课县留稚（迟）者。御史奏，请许。V制曰：可。孝文皇帝十年六月甲申下。57Ⅵ该令文书写虽用文帝谥号，但颁布应为文帝十年。西成、成固、南郑当时均属汉中郡所辖县，与走马楼西汉简同，均由县直接呈交至“行在所司马门”即文帝所在之处，不经过郡，并由地方出资运输，且需将沿途损耗考虑在内，并由进献之县拟定文书，同时呈送至经过的邮亭进行签署，以明确责任，以备检验。结合上揭走马楼西汉简，可知物资交付后，须以辨券作为物资出入的凭证。武帝时期的辨券史无明文，但从其运转流程来看，似与秦时邻县之间物资交付有相似之处，即县廷运输者必须与接收方进行账物核对，而后双方留档，以便上级部门定期核查，对于此，笔者将另著文讨论，此不赘述。结合松柏汉简与走马楼西汉简所载内容可知，汉时“少府”“太仓”等机构，通过文书与校券等方式对“四时献”的付受、流程、参与人员等进行双重核验，严格监管，保证相关经济作物在呈缴过程的准确性和安全性。结语综上所述，根据走马楼西汉简所见内容，汉朝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作物，管理方式各异。开采之前通过将时令律令化的方式对生长特点不同、生长地区不同的经济作物播种收获规定以不同的时令，将采伐或焚烧的时间加以严格的限制，如有违反，则根据其所属权不同，分别施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即损坏归属于官府的经济作物处罚最重，属于私人的经济作物则以“盗”罪比附，自然荒地虽然无主，也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力度最轻。而经济作物从开采到运输至政府仓库的过程中，则是通过校券，详细记录每个运输关卡的物品情况并详定责任人，以确保各个运输环节的安全性。运输到仓库后，则通过审计方式再次核验各类经济作物的情况，如果发现账目不对，则再进一步核查。总而言之，从以上分析可知，汉代政府从经济作物的生长、开采、运输及贮存各个环节均有完善的安全管理流程。编辑：王轲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2期“历史与文化”栏目“简牍与汉代行政管理研究”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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