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调查研究要“想事”，不要“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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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并强调，“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这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问题导向是调查研究的起点，也是终点。正确提出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合理解决问题，是判断一个调查研究工作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

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回答特定的问题。大体而言，问题意识源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调查研究的背景；二是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三是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具体问题。

调查研究的背景指的是某一项具体调查研究开展的由来。没有哪一个调查主题是无中生有的，对特定背景有理解，可以提高问题提出的准确性，有助于理解调查目的的必要性。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所以是调查研究的名篇，在于这篇光辉文献回应了时代背景。该调查研究既有时代属性，和他之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脉相承，又有现实需求，客观呈现了农民运动的现状和主要矛盾，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调查目的指的是启动某个调查研究工作是为了解决何种问题，达到什么目标？调查目的是否明确，有没有合理地回应研究背景，决定了调查研究的“立意”是否高明，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多贴切。有些调查，一开始就是出于解决实际问题，寻求具体对策而展开的，这种调查主要存在于政策研究中，其目标比较明确，直奔主题而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调查者对调查主题有一定了解，事先准备调查提纲，对调查成果要有大致判断，进而保证调查实施有的放矢。

正确的问题意识，源于理论与经验，政策文本与政策实践之间的悖论。有些问题，很可能在理论上有说法，在政策上也有依据，但在经验上却呈现出和理论假设不一样的情况，在实践上也出现了意外的后果，这就需要在调查中将理论和政策还原为具体的经验和实践，进而让“悖论”具体化。只有在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发现的，且在经验上可理解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意识。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正确地提出了研究问题，就需要对问题展开科学分析。其中的关键是，对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概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很多调查研究没法深入，是因为没有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对调查问题没有具体化；很多调查研究尽管掌握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料，却无法得出新认识，是因为没有把握矛盾的一般性，对调查问题没有作归纳总结等适当的抽象处理。

一般而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客观性、整体性和本质性三个方面。

客观性指的是，对调查问题的分析需要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任何一个调查研究者都有出现主观主义的风险，因为出身不同、利益不同、知识结构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倾向。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重要的是“想事”而非“想词”。一些调查研究者容易陷入到教条主义的境地中，对既有的理论假设没有反思，只能用大而化之的概念去覆盖具体现象，用既成的理论逻辑去代替经验内部的关联。有些调查研究者又容易陷入到朴素经验主义中去，容易用一些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一般化为普遍规律。“想词”的调查研究，在现实中则较为突出。比如，有的地方热衷于基层治理创新，每一个创新都希望有理论成果，都想成为全国其他地方的治理示范。但所谓的理论总结或经验借鉴，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大词”，真正能够揭示创新经验本质的地方性知识，反而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这种调查研究，看似是有资料、有证据，但仍然是偏离了客观性原则，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整体性指的是，调查研究需要秉持整体主义的进路，对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有清晰定位。调查研究中所发现的问题都有前因后果，和其他问题都有相关关系，只有把问题前后左右的相关因素搞清楚，对其所在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有所把握，才能避免片面性。比如，做任何一项政策调查研究，最好对议程设置、决策、执行、评估、反馈等几个环节的关键行动者有所认识，对政策过程体系有整体把握，这样才能对政策问题有整体把握。在政策研究中，“体系”是整体，各个“环节”则是局部。如果有整体性的视角，就不至于将政策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是决策不接地气，或是执行偏差的问题，从而避免主观主义的陷阱。一旦将具体问题置于具体环境条件中，就能够获得整体性。任何一个单独存在的现象都是“局部”，但现象之间的联系体则构成了“整体”。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终极目标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要达到这一目标，前提是要充分占有材料。只有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对材料本身进行分类整理，在材料的比对和联系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但充分占有材料并不会自然形成对问题的深刻把握，它还得建立在对材料的充分解释上。调查者需要形成内部视角，对材料进行“在地化”理解，掌握相关方对该问题的看法，尽可能还原出问题的全貌，即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下形成的认识。调查者也需要形成整体视角，对材料进行一般化理解，在充分消化特殊性基础之上形成规律性认识。对于一项具体的调查研究来说，“在地化”理解和一般化的理解是来回穿梭的过程，它们不可分割。有具体的抽象，才是有解释力的理论；而有抽象的具体，才是可被认识的现象。

合理地解决问题

通常而言，正确地提出问题，并进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解决问题是顺其自然的事。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有个“度”。人们通常都认为，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是最好的，但在实践中，还得辩证看待。

从一般规律来说，“问题”具有普遍性，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是可能的，但要让某一项工作与问题绝缘，则是不可能的。社会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对问题本身有控制，这样反而有益于社会的良性运行。

调查研究中所指的解决问题，主要指的是对问题有一个合理解释。具体而言，合理的解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问题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在理论解释中，问题的特殊性源自于某个特殊变量引起的问题；如果将这一变量控制了，某一个具体问题的表现则具有普遍性。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在一般性条件下，把某些特殊变量找出来，进而对问题具体化。调查研究既要调查一般，比如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制度文化等，也要调查特殊，比如一个地方是不是存在某些特殊的变量，这一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问题的性质。

第二，问题是整体的还是局部的？不同的解释层次，对问题的判断会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问题的解释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解释。宏观主要解释一般性，微观则主要解释特殊性，而中观则介于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是具体的解释。在大多数调查研究中，中观解释尤其重要，它既要理解问题的一般规律，又要理解问题特殊性。到底采取哪一种层次的解释，主要是服务于问题意识。比如，如果调查研究主要服务于对宏大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认识，服务于宏观决策，则抓住几个具有普遍性的关键变量做宏观解释，是合理的。如果调查研究服务于某个专题问题的认识，服务于某项具体政策的制定，则建立在与这些专题和政策密切相关的变量基础上的机制性的解释，就极其关键。如果调查研究只是为了理解某个具体现象，尤其是“细节”，以及服务于某项具体政策的执行情况，则微观解释就变得极其重要。合理的解释要避免问题意识和解释层次之间的错配。一方面要避免“以偏概全”，用局部的调查结论去解释整体性质。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以全盖偏”， 不犯统计学上的“层次谬误”，仅仅基于群体的统计数据就对个体性质做出描述。

第三，问题是长远的还是短期的？从根本上说，长远的问题和暂时的问题，只是普遍和特殊、整体和局部关系在时间上的表现。社会问题往往具有极强的历史性，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非常之关键。

在大兴调查研究过程中，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调查对象。对历史遗留问题做历时性的描述，并对该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进行概括，从而对问题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本身就是一种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历史”本身就在起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政策环境不一样，人们的诉求自然有所不同。甚至于，不同时期的政策相互矛盾，这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有些问题，积累时间越长，牵扯的利益群体越多，矛盾就越大；但有些问题，则真会因为随着时间的积累，利益相关方逐步退出，使得问题自然消解。

问题解决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研究者的“站位”。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在创新，但有的所谓创新经验，一开始就出现了“站位”问题，用基层执行者的视角代替了顶层政策设计，这种基层经验实际上难以复制推广。如果处于决策位置的调查研究者不加以分析，就会出现把特殊的、局部的和短期的经验，当成一般的、整体的和长远的政策的错误，让决策脱离实际。在这个意义上，解决问题的合理性是一般和特殊、整体和局部以及长远和短期相结合的结果。要做到这一点，既取决于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又取决于调查研究者的角色意识。

调查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始于正确地提出问题，经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终于合理地解决问题。任何一个调查，都不可能包打天下，也不可能穷尽问题的全部。因此，调查研究贵在具体，需要持之以恒，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建设美好社会的常规工作。（来源：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