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鹏：美好生活视域下的友善社会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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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士鹏（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美好生活是一个具有情感性的概念，是人类在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过程中，在不断累积经验、收获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对理想生活样态的目标设定和精神寄托，是人类社会实践思维的一种创造性升华。而友善社会则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作为美好生活的载体，它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情感性表达，同时也包含了对社会道德伦理的理性规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突出强调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实现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也曾要求全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表明了创造美好生活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新时代，构建友善社会的主要实践依据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持续动态变化，而友善社会的成功构建，将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更为有序、友善、和谐、共生的社会条件。为此，需要从全方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友善社会，为实现美好生活创造良好条件和坚实保障。

一、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的深刻意涵

在人类社会探索和创造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在哪个时代，人们对和谐、公平、正义、互助的理想社会均有着相同的强烈期待和追求。而人们所持之以恒追求和塑造的理想社会形态，本质上就是友善社会，是以制度为约束、以文化为动力、以道德为支撑的共生、共创、共荣的社会。“友善”一词源于《汉书·息夫躬传》，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睦关系。三国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陈寿撰写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也有着“与亮友善”的说法。可见，古代的中国就十分崇尚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友善作为中华民族的待人之道，在数千年的民族发展中，已经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成为评判社会风气好与坏、判断道德优与劣的主观参考标准。同时，友善社会的道德伦理与制度规制之间是相互成全、相互促进的关系，制度与道德的双重作用孵化出了拥有一定秩序和规律的集体生活范式。其中，道德伦理是制度规制的精神与文化支撑，而制度规制则是运行友善社会道德伦理的根本保障。从这一点而言，友善社会指的是一个兼具情感性、思想性、道德性、制度性要素，以社会有机体、生活综合体、风险共同体以及空间融合体为结构的综合社会形态。1.和谐美好的社会有机体无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如何进步、历经了怎样的曲折，友善社会始终是亘古不变的共同社会诉求，而人类在不断根据生存需要对社会形态进行调整的过程中，也持续从自然界获取着物质生活资料。在早期的部落时代，群居人的生产、狩猎、制造等行为，通常需要合力完成。在组织结构上体现为人为了延续生命、实现繁衍而建立的“微型社会”。由于个体应对生存风险的能力不足，因此这种部落型生活组织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每一个单一主体共同构成了组织有机体，这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并随着这种群居组织的功能性演变而逐步形成了具有分工性质的社会。在文化繁盛、气象万千的古代中国，人们对道德伦理的严格信守，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创新，本质上是将传统道德友善上升为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人们对构建友善社会的诉求凝结在了政治生活、社会生产、文化创造等多个领域。人作为社会的原子，阶层作为传统社会的“秩序调节器”，共同推动了社会机器的运转。其中，人的社会活动在本质上都是通过实践完成的，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现代社会中，人同样是社会的原子，但由于人的实践主体性更为活跃，因而社会内部的原子结构之间的联系更为协调和紧密，随即产生了秩序和谐、制度有效的社会有机体，这是构成友善社会的基础，客观上体现出了人们共同对社会的发展发挥正向作用，这也是友善社会具有制度现代性与道德和谐性的根本缘由。2.共享共建的生活综合体友善社会的构建并非单纯依靠某一阶层、某一领域的力量，而是多元社会力量高度整合、全体社会成员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实践共同推动的结果。人类要想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秩序井然的、公平正义的社会，首先需要实现社会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和各个机制之间的协调与契合，形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设、共享发展成果、功能丰富以及生产生活各环节衔接顺畅的生活综合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呈现出了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特点，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模式。特别是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更加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体现出了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性、科学性及综合性。在新发展理念下，人民群众是建设社会治理综合体的主体，并共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推动创造美好生活方面的特色和成就。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友善社会重点突出的是共同治理、共同参与和共同分享，体现的是社会个体与整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3.协同参与的风险共同体“共同体是基于人们的本质意志而形成的亲密和单纯的共同生活，与源于选择意志的社会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人的生产和生活均处在具有一定社会制度特色的共同体之中，并不时面临着粮食危机、生态危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以及战争动荡、自然灾害等多种共同风险。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开启并不断加深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风险更加需要各国人民共同面对，这也是我国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难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缘由所在。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风险治理的研究由来已久，有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例如，贝克、吉登斯等理论家将风险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介于安全与毁灭之间的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一种社会状态”，而“风险社会”的治理则需要以“人的行为反思”为基础。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国构建友善社会也同样面临着特殊发展阶段的诸多风险，包括利益分配机制问题、外部发展压力问题、内部发展环境问题、民生问题及道德与法治的冲突等。为此，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各种突发的社会风险，不断提升应对社会风险的整体能力，并建立友善的、协同参与的风险共同体。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友善社会，进而创造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4.绿色生态的空间融合体友善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体，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唯物史观认为，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既要与自然发生关系，同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同样要结成关系，即生产关系，并强调人类社会的根基是人通过实践而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从生产力的发展史来看，这种“物质转换”有同化的也有异化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转换的关键因素即劳动，开始以异化状态存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进一步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本质原因，使追求绿色生态的社会环境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生态愿景。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之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界的过度攫取、释放、排污，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自然反噬人类的根本原因。而友善社会在生态方面则是一个绿色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其构建需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以合理的自然物质能量为保障，并通过人类基于环境保护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使自然要素、社会生产要素、人的主体要素之间建立起不断运动的、相互促进的关联逻辑。并不断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成绿色生态的空间融合体，从而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与矛盾，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

二、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的基本特征

美好生活和友善社会是相互促进、内在统一的关系。其中，美好生活是友善社会构建的最终目标，友善社会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友善社会有着其他类型社会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友善社会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制度条件、价值条件等多种优质条件。从友善社会的内在结构和价值取向看，友善社会具有和谐共生与合作共进、和睦相处与和平共益、秩序共构与价值共享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必然能够促进社会形态的升级，并最终创造出人们所期盼的美好生活。1.和谐共生与合作共进“和谐”是中华民族传承悠久且弥足珍贵的文化传统、价值追求与哲学智慧，是古代先贤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睿智思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基本构思。和谐共生与合作共进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在诸多思想流派中均有体现，并经由数千年的发展积淀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文化内核，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历史前进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直至今日，和谐的传统思想仍然体现在社会的整体道德追求中。在现代社会中，多种社会形态并存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究竟哪一种社会形态最为理想，这一问题数千年来人们始终争论不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之后的发力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化，加快了利益分配机制的动态调整，促使人们生活生产方式向着价值共同化、信息网络化、绿色低碳化等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友善社会的和谐共生与合作共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思想观念多元且相互包容，生产合作方式的灵活多变以及人对社会的建设、治理和文明进步发挥出推动作用。友善社会中的每一个主体均是社会复杂结构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并能够从自身的社会伦理角色出发，通过劳动贡献社会，通过合作共进即合理参与社会治理与合作实现价值共创，从而推动友善社会向美好生活转型。2.和睦相处与和平共益在友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和平共益是良好道德风尚的体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人和”思想的具体表达。在道家学说中，“小国寡民”主张的是人的无欲、无为与无争。墨家学说则强调“爱无差等”，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儒家学说则强调“大同社会”，倡导人民信守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思想，这些主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构建友善社会，但都内含着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个学派对友善社会的积极构想和独特主张。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更为复杂多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和平共益是形成友善社会的重要条件。和睦相处与和平共益是实现和谐交往、构建友善社会的前提条件，主要表现为在和睦相处的关系下，共同创造的社会发展成果共同受益，共同营造的友善道德环境共同享有，并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助和成全中实现共赢。例如，当前我国在社区治理方面实行的社区自治便充分体现出了和睦相处与和平共益的作用。社区自治就是根据社区居民意愿形成集体选择，共同依法管理社区事务，包括涉外事务和内部事务，从而实现了社区居民之间的和睦相处与和平共益，有效化解了社区治理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同时，通过社区自治，也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社会的治理压力，提高了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更创造了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3.秩序共构与价值共享友善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价值共创共享的社会，而美好生活的构建则离不开合理的秩序及兼顾社会公平正义的、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价值创造与共享。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合群济众”，主张“善解能容”“和而不同”。法家思想强调“倡法治，求实效”。佛家则讲求“善地净土”，主张天下同体共生，倡导乐善好施。无论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礼教，“等级与统一”的阶层秩序，或是秩序“异质同构”的主张，都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合理社会秩序及社会文明的不懈追求。这意味着我国的友善社会构建，其基因来自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作用客观上促使友善社会必然包含秩序共构与价值共享的因子。因此，友善社会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上需经历社会秩序的持续合理化调整，并要不断生成价值共享的成熟机制，才能在集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下，构成友善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使人们在协调秩序、遵守秩序、优化秩序的过程中，共享友善社会的公共资源。

三、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构建的条件保障

在美好生活视域下，人们对友善社会构建水平和质量的诉求越来越高。进入新时代，友善社会的构建需要充足的条件保障，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的人与网络的关系。这几个关系应满足友好性、相互性、和谐性以及秩序性四个要求，共同构成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逻辑关系，如此才能为构建友善社会、创造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的条件保障。1.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指的是人融入社会和集体、与他人建立的和谐友善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是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构建的内在条件。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关系到友善社会的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动机，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是人与社会和集体深度融合、共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古代先贤对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当今构建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孔子提出创造一个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社会环境，并强调实现“仁爱”的两个途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被奉为人与人关系友善的“道德金律”，也是对“君子之交”中“和”的道德情操的生动表达。这种“和”的精神，在实践上体现为“礼”。《乐记·乐论》中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表明了友善社会应充分体现“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需要通过“礼”来实现，即需要依靠“仁和”理念下的人与人关系的友好性来营造社会的和谐环境。2.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互性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互性，指的是人对社会关系的主体能动作用和社会关系反作用于人的相互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相互性是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构建的外在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中，对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诸多深入的探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复归，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将是全面发展的人。对此，马克思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这表明，人实现全面发展并非与生俱来的“天然优势”，而是始终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是客观规律与历史运动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构建友善社会并最终创造出美好生活，必须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遵循人创造历史、历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突出人是历史创造者和推动者的辩证思想，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互动，即人通过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的进步则反作用于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与社会在关系、功能、发展上的相互性要求。唯有如此，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量，建设出功能健全、具备发展动能的友善社会。3.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指的是人在生产活动过程中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做到相互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是在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构建的基本条件。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人与自然关系是否和谐，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表明人的生存和发展要受到其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影响，而只有人与自然友善，才能推动形成友善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攫取与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持续异化，致使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全人类如今正面临着资源短缺、水源及大气污染、气候异常等多种生态问题，对构建友善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近些年来世界领域发生的局部动荡来看，“资源战”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冲突和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表明解决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已刻不容缓。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上、在改善生态环境以及推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上，均收获了显著的成果，并立足新型举国体制，集中精力实现“碳中和”“碳达峰”，更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世界生态危机贡献“中国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性逐渐回归，为友善社会构建和美好生活创造注入了勃勃生机。4.人与网络关系的秩序性人与网络关系的秩序性，指的是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人与网络之间的良性交流和互动关系。人与网络关系的秩序性是在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构建的重要条件，只有人与网络关系实现了秩序性，才能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及时把握友善社会构建的前沿和动向，实现精准施策。作为人类信息革命的产物，网络正伴随着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全息媒体而迅速发展，并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网络“把各区域人民相互联系起来，同时也为文明的发展和传播做好了准备”，更催生出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新型关系，即人与网络的关系。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实现人与网络关系的秩序性尤为必要，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影响着人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方式，更对国家的整体安全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我国的网络治理情况来看，人与网络关系的失序主要表现为爆发网络消极舆论、网络暴力以及网络犯罪，同时也包括网络营销中的“博眼球”“求出位”等商业思维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激烈冲击。为此，我国于2022年开展了“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通过一系列的网络治理，创造了法制健全、道德正向的清朗网络环境，极大地促进了人与网络关系的秩序性协调，也表明网络虚拟社会并非“法外之地”，网络行为不能超越道德伦理。只有实现人与网络关系的秩序性，才能使虚拟和现实两个社会共同达到友善的境界。

四、美好生活视域下友善社会构建的路径

构建友善社会、创造美好生活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无论是中华民族经久不息的仁者爱人、天人合一思想，抑或西方哲学伦理体系中的诗意栖居、道德王国思想，无不透露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友善社会的本能诉求，也深刻表明友善社会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只有形成了友善社会，并真正释放出友善社会的优势和特质，才能使美好生活成为现实。在人们对美好生活要求标准不断提高，友善社会构建面临诸多挑战的新形势下，需要从幸福情感、道德诉求、公共环境以及网络秩序出发，真正构建出和谐美好的社会有机体、共享共建的生活综合体、协同参与的风险共同体、绿色生态的空间融合体，为创造美好生活奠定基础。1.幸福疏离之下兼容、平等、文明、理性秩序的重构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人们对幸福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评判标准，对幸福的理解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更加多元化，但追求幸福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质朴愿望和共同追求。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观念时有出现，人们承受着工作、社交、经济、就业、婚恋等多种压力，“内卷”现象更加剧了人们的心理焦虑。特别是在网络新媒体时代，诸如“佛系生存”“宅人”“躺平主义”等思想观念甚嚣尘上，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社恐”、贫富差距等多种原因出现了关系疏离。这种疏离主要表现为人的自我封闭、物质攀比、知行不一、抗挫折能力弱化及情绪管理能力低下等，加速了人们朴素幸福观的偏离。幸福疏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友好社会的期待感与体验感，这一点从诸多消极的网络舆论声音中可窥见一斑。在幸福疏离之下构建友善社会，需要重构一种兼容、平等、文明和理性的社会秩序，为构建友善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是倡导和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应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多领域的全面制度革新，折射出总体协调、运行高效高质的社会发展逻辑，不断依靠高品质的文化创造来充实和丰富公众的精神生活，提升公众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坚持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使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与兼容、平等、文明、理性的社会秩序高度契合。二是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价值取向，以创新为驱动力不断激活社会有机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使兼容、平等、文明、理性的社会秩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三是进行正向熏陶。引导人们“自由地劳动、熟练地运用自然界的规律、达到自身和社会的结合”，使公平正义、友善和谐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风尚带给人们正向的熏陶，实现对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引领，从而重塑公众正确的幸福观，激励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塑造兼容、平等、文明、理性的友善社会秩序。2.道德式微之下个体、家庭及社会伦理的重塑《论语·里仁》中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为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便向其学习、与之看齐，而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则要对照其言行进行自我反思。在这里，“思齐”与“自省”是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也是对中华民族社会伦理中“修身”思想的充分体现。而“慈孝之心，人皆有之”，则意为人人都需疼爱幼小、敬爱长辈，这是从传统道德出发对家庭责任的诠释和倡导。“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则强调的是社会伦理的和谐，即每一个社会单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友善共存与互助，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在唯物史观中，以上社会道德伦理有着更为理性的解释，唯物史观认为人的自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由精神、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构成的有机整体，人作为社会的原子，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共同存在于社会伦理之中。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前道德式微之下，只有人不断追求自我道德的新境界，丰富家庭家风中的道德文化内涵，才能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道德伦理在友善社会的构建中发挥作用，才能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一是通过道德教育涵养人们的道德情操。将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发挥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人、引领人、感染人、打动人的优势，引导人们加强自我修养，信守社会道德。二是倡导道德家风文化。正家，而天下定也。关于塑造家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并强调：“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家风对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为此，我们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积极培育家风文化、倡导家风文化，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家风文化资源，在引导人们崇德向善、珍爱家庭的同时，推动家风文化形成社会新潮流。三是营造崇尚道德友善的社会环境。加强榜样示范教育，对在各行各业涌现出的道德楷模和先进事迹进行大力宣传，让人们深刻了解道德楷模和先进事迹，引发人们对崇尚道德和社会善举的共情，并在生活中亲身践行道德友善的要求，从而为友善社会的构建营造充满温情的社会环境。3.公共危机之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的重建在美好生活视域下，构建友善社会的目的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更为理想、充满生机活力、幸福感指数更高、主体之间关系更和谐的良好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更好的互动发展。然而，在日渐复杂的发展环境下，不期而至的公共危机则为构建友善社会带来了阻碍。当前，我国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均体现出新的发展变化，构建友善社会、创造美好生活要遇到的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在这一形势下，主动应对公共危机、提升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能力及风险预判、规避能力，已经成为保障友善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重要前提。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蔓延世界的病毒使公共危机不断加剧，人们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不断加深，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公共危机的危害性，更认识到在风险社会中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已经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在公共危机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加强烈，对运行高效、功能完善、惠及人民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机制表达出了新的需求。从我国的疫情防控实践中可以看出，依靠新型举国体制专攻医学难关，依靠人民群众发起社区自治，依靠政府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组织结构，可最大程度将疫情风险控制到最低，表明在公共危机之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在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此，构建友善社会，其重点应置于重建社会治理结构上。一是坚持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原则，在公共管理领域融入社会化的价值理念，充分发挥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社会治理目标的明确化。以政府为主导，统筹调动企业、工会、公益组织、院校等多元主体，凝聚应对公共危机的社会合力。二是增强对公共危机的预判、应对及后期处置能力，加大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治理力度，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聚焦绿色发展，引领低碳生活，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三是充分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引导人们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乐群克己，主动关注社会与民生，积极关爱他人，在增进社会幸福中提升人文关怀，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4.网络失序之下现代媒体友善平和环境的营造网络作为人们各类实践活动的第二场域，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现实生活的任务，将人的生产、消费、社交、娱乐等很大一部分活动转移到网络虚拟社会之中。这意味着网络对人的生活影响越大，网络失序的风险对人和现实社会的消极影响就越大。网络作为一种虚拟世界，如果使用和管理不当，容易出现网络失序现象。网络公共伦理出现异化，媒体生态污浊，存在于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中的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都将成为爆发公共舆情危机的导火索，继而造成社会整体价值观念、道德风气及文化潮流出现不可控危机。为此，面对网络失序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构建友善社会需兼顾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秩序平衡，明确网络虚拟社会并非法外之地的基本事实，营造现代媒体友善平和的生态环境。一是加强网络治理，正向引导网络公共伦理，营造清朗向善的网络环境。应基于友善社会的构建目标，推进网络虚拟社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发展，建立健全网络治理的制度机制，以制度为依据，加强对网络行为的约束及对网络资本运作的监督监管。开展对网络新媒体中历史虚无主义蔓延、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等问题的整治，加强对网络公共伦理走向的正向引导，充分释放出网络舆论的正能量。二是培育一批具有网络责任担当的媒体平台、网络电商及“意见领袖”。以新时代的主流文化引领网络文化发展，使多元网络参与主体共同遵循主流文化的导向，主动传播友善文化，形成网络主流文化带动效应，从而筑牢自信自强的网络精神新高地。三是营造友善美好的网络道德文化环境。需聚焦网络内容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品网络文化力作，以有效的宣传教育引领公众文明自律的网络行为。与此同时，重点对微博、抖音、快手以及微信等受众基础庞大、网络影响力强的平台加强道德文化建设，丰富网络新媒体的道德实践。引导各类平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设置并及时更新围绕道德现象、道德人物、道德故事的互动话题，吸引网民积极参与评论及转发。进一步增强网民的道德体验，帮助网民形成正向、积极、美好的网络道德情感，使媒体平台与网民协力推动友善道德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媒体友善平和环境的形成。

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4期“伦理与道德”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