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勇：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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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在社会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共同体构建以及社会治理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理论上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有关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在实践中书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篇章，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为全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范式和中国样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丰富党的执政理念、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探索共同体重构以及方法论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

提出系统的社会治理新理念，开创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新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开创的国家学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和完善的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的性质及功能等进行了原则性阐述，认为国家除了有阶级性之外，也有维护社会秩序、处理公共事务的社会性。列宁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治理”和“发展治理”等理念。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直是在广义范畴上使用“社会”这一概念，对于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处于并列地位的“社会”，则罕有系统的阐述，狭义的“对社会的治理”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并不具有独立的理论地位。

从中国的治理传统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治理”的提法。如《荀子·君道》中的“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孔子家语·贤君》中的“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如儒家继承了殷周时“民为邦本”的思想，形成“为国以礼”“德主刑辅”的治理之策，而中庸之道与和合文化等也一直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有着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结合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了“十大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实施社会管理，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创造了包括“枫桥经验”在内的丰富治理经验。邓小平同志则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科学阐述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理论关系，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我们党和政府先后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概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一新议题，开始从广义和狭义的“社会”两个角度来进行政策安排，在此背景下，党中央把社会管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审视，2011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可见，在治理实践中，长期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是社会管理思想。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于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此后，党中央就如何创新社会治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性部署。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完善社会治理的法治框架奠定基础。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的社会治理创新任务和2035年社会治理创新的远景目标。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则全面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治理创新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求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经过新时代十年多持续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治理理论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成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这一重大论断表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是一大一小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明确了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环境治理等处于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着重阐述了社会矛盾、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等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重心，明确了社会治理的独特内涵和外延边界。这些理论创新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明确了社会治理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具有独立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境界。

推动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实现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管理是“你和我”的关系，而治理是“我们”的关系。从“管”到“治”仅一字之差，却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吸纳古今中外治理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的理论创造和理论超越，实现了治理思想史上的划时代变革。从对传统文化的赓续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治理”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内涵，但在“为谁维护、怎么维护”等方面实现了彻底的理念更新。他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即表明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依靠最广大人民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了从传统的牧民思想、管制思想，经过管理思想向现代治理思想的彻底转型。从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西方学者提出的“治理”概念，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等人曾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这一命题，强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合作共治。但是，社会治理中不同主体并非一定是多元并立关系，党的领导是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党的领导下的多主体合作更加符合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实现对西方治理思想的超越。

提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进一步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马克思指出，凡是把人的发展作为目的的社会，就是崇高的；反之，为了某种纯粹的外在目的而牺牲人的发展的社会，就是“鄙俗”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这些论述明确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立场，提出“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尤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目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当代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有力诠释，实现了在执政理念升华基础上向治理实践和价值理性的回归。

明确社会治理主客体是互构共生的辩证关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主体的范畴。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互为条件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当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时，就属于社会治理的主体。从“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等新提法来看，“共”是新时代社会治理主体的基本特征。社会治理的客体主要是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当社会治理在规范社会行为、协调利益关系时，人民群众就成为社会治理的客体。可见，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突破了传统执政模式中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实现了社会治理主客体在互构共生基础上的辩证统一。

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求不断推动党和政府实现科学执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一是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只有实现了维权才能从根源上实现维稳。二是要处理好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力的关系。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在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要树立动态的、法治的、持续的社会稳定观，既不能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也不能管得太松、波涛汹涌，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三是要处理好法治、德治和自治之间的关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要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最终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治理基本关系的科学判断，涉及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治理领域内的深刻运用，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相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努力方向。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起一整套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些创新共同构成了“中国之治”的体制机制，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提供了有力保证。

构建出“一核多元”式社会治理体系，创造性地回答了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问题。在学术界流行的知识谱系中，无论是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之说，还是帕特南和埃文斯的“强国家-强社会”组合，都是从西方文明视角所得出的理论结论。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有别于西方国家个体本位论下的“共治合作”，也有别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权威论下的“权威依附”，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一核多元”式社会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保证党的意志和党中央的新精神及重大战略部署能够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增强党对社会治理的统筹谋划和组织能力，充分激发其他各类社会主体和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相向而行的社会合作行动构筑起新的更加牢固的社会团结局面。

明确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社会治理社会化要求，使各种社会主体尤其是基层群众成为社会治理中最活跃、最具活力的因素，从治理主体关系上提供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求，以法治理念引导社会治理创新，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从治理的基本依据上提供保障。社会治理智能化要求，加快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利用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让社会治理过程更科学、更智慧，从明确治理发展趋势上提供保障。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要善于运用先进和专业的理念，制定专业的制度，依靠专业的队伍，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从治理力量建设上提供保障。

指明新时代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方向。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要形成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正确处理各类矛盾冲突。在社会治安方面，要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在公共安全方面，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在社会心态方面，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在基层治理方面，将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实到城乡、社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

提出共同体理念，为重建人类社会基础性秩序提供理论支撑

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类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构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类社会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正是在从传统共同体走向未来共同体的过程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得以实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为应对全球范围存在的系统性风险，重建人类基础性社会秩序，实现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范畴入手，着眼于全人类这个“大社会”的发展前途，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体的相关论述构成了一个“家庭—社区—网络—国家—人类社会”的完整思想链条，以家庭、社区这种社会的基本单元为起点，走向网络、国家和世界这种宏大社会，形成一个重构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完备系统。在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最为传统的生活共同体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新型共同体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在民族和国家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层面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的共同体理念坚持以人类前途命运为思考问题的基点，以共同利益为坚实的建设基础，努力在不同共同体之间树立起团结合作的集体意识，从而实现不同层面共同体在现实利益与价值理念上的良好沟通、合而为一。可以认为，无论是家庭和社区这种基本性的共同体，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宏阔的大共同体，这些思想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为在高风险的现代复杂社会中重构出良好的人类社会基础性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已经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全球性组织的广泛体认、推崇和吸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及共同体理论创新的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在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治理出发提出一系列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方法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社会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为集中、最为直接的呈现。一方面，发展要更好地为了人民。在社会建设过程中，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另一方面，发展要更好地依靠人民。要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又成为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要充分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坚持系统观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谋划，他指出，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强调“十个指头弹钢琴”，注重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耦合性，实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渐进与突破相衔接。这就要求，在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认识到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实践中，要通过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共建是基础，是基本前提，要求各种相关的社会主体能够积极参与到发展和治理的全过程。共治是关键，是主要方式，要千方百计地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群团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优势、社区的群众自治优势及广大人民的个体参与优势等有机结合，努力使各个主体的参与热情都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形成一个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共享是目标，是行动指向，要求完善分配制度，创新利益生成、协调和保护等机制，使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方法论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需要观和治理观在社会建设领域的生动呈现和创造性发展。这些方法论表明，我国的社会建设理念已经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社会建设对象已经从单一社会转向复合社会，社会建设主体已经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社会建设内容已经从重视物质满足走向重视心理体验。在实践中，社会治理要更加宏观和整体，既要关注到民生改善，又要关注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总体安全，社会治理方法也要随之更加精准，要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坚持保障改善民生与促进经济发展相统一，坚持全面规划与突出重点相统一，坚持学习借鉴与实践创新相统一，坚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统一，坚持人人尽责与人人享有相统一。（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