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迭嬗视域下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实践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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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超，男，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南京邮电大学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邮电大学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影响并将继续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空间进行技术性延展和数字化拓展，促使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由现实空间向数字空间转换。信息社会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着以时空迭嬗为表征的时空演变，催生出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即数字意识形态。“数字意识形态是以数字化呈现的、承载着各种数字主体的数字需求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倾向，承认数字意识形态并非否定意识形态的理论性，而是肯定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所具有的数实交融性、感性重塑性和集体表象性等特点。”与之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安全由现实空间向数字空间的延展。数字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在数字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拥有稳固的主导性地位，且能保持有效抵御可能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侵扰的稳定状态。20世纪后半叶起，当全球化和城市化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时，空间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日益突显，空间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象。西方的理论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者迅速转向对空间的研究，体现了多学科的视角与融合。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爱德华·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米歇尔·福柯的异质空间理论、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观点、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延伸观点等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向。国内学者在以时空视角阐释社会问题时，其研究旨趣也日益强调时空的重要性，学术界称之为“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通过文献梳理，我们也发现已有研究成果更多的是时空社会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应用，从时空迭嬗维度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学理拓展的空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数字时代，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内外生态环境发生着重要而深刻的迭嬗。数字时空已成为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时空场域，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具有独特的运行理路、场域特征和时代表征，形成新的时代问题，发出新的时代之问。

一、出场逻辑：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时空迭嬗

马克思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时间与空间不仅在物理运动中紧密相连，而且在社会活动中二者也紧密相连，且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组成要素。空间可分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前提的自然空间和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社会空间，数字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一种。迭嬗一词出自清代沈惟贤所著的《〈万国演义〉序》，意指更迭、演变。本文所探讨的时空结构是指数字时空结构，是系统各要素按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关系而组成的耦合结构。时空迭嬗是指时空结构历史与逻辑的静态呈现与动态演变的过程和状态。数字时代的时空迭嬗构成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出场逻辑。（一）技术迭变：数字时空结构与数字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融通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戴维·哈维在其著作《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首次使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对西方社会时空结构状况进行概括。他认为基于生产方式变革所产生的人类对时空改变的新体验是时空压缩。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社会的构成》中，则使用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时态时空延伸现象。毋庸置疑，数字时空已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突破了戴维·哈维和安东尼·吉登斯等学者的界定与描述，但基于时空压缩、时空延伸的理论支撑，结合数字时代时空的最新征象，对时空迭嬗进行空间视角的理论阐释仍为理解数字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把钥匙。“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人类生产和生活总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现实条件。数字时空以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两种方式展开，并呈现出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相互交织的表征。“社会时空是构成社会现象的内在因素，它对于形成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具有作为构成要素的价值。”时空迭嬗视域下，当我们基于时空延伸与时空压缩的维度探索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与时空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有必要探寻理论维度解释的合理性与风险治理实践进路实践性的辩证统一，以进一步厘清数字空间多主体协同治理过程中时空压缩的历时空特征和时空延伸的现时空表征。“时间和空间是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构成性要素，社会时空是建构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社会时空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视角和方法。”如果我们从发生学的向度来认识和把握数字社会，那么就会发现，数字空间是社会系统的时间功能过程流的空间记载，数字时空结构有机地嵌套于人类现实生产和生活实践之中，解构也建构着人类的生产结构、观念结构、制度结构等，成为阐释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新维度。这种阐释维度在强调数字空间中不同数字主体多方参与和交锋碰撞的同时，也内嵌着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恶意入侵、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目标导向。在数字空间中，人们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的优势，超越现实生产生活实践的困囿，把线上和线下不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内容转化成流动的数字意识形态内容，以音像、文字、图片等形式形象而生动地表达出来，让不同时空角落的人们的具体实践感受和认知体验在数字空间中聚合。换言之，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既涉及不同数字群体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亦关系各类群体价值观念之间的碰撞与交锋。时空迭嬗视域下，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不仅要把纵剖面的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流”链接起来，而且要在横断面上对不同类型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流”实践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意义的概括和抽象，以实现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协同。因此，当我们探究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展开时，绕不开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复杂交织的内外环境迭嬗背景。而且，只有在深刻把握数字时空迭嬗的内涵、特征和趋势等基础上，才能更恰切地阐明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时代表征和发展态势。

（二）数实交融：数字时空结构与数字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互嵌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纵观人类历史，解释坐标系统的转换是历史观变革的重要动因。数字时代，数字时空在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中呈现出静态呈现与动态迭嬗的复杂过程，数字时空结构成为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有效解释坐标。“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数字时代，数字交往实践的变迁对人类的交往活动、思想观念等产生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数字交往主体与客体在数字技术介体的有效链接下相互作用，建构出由“主体—客体”的主客体关系和“主体—主体”的主体间双重作用关系相交融的时空结构。“网络化的缺场空间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空间的分化，社会空间形成了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的对立并存。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社会空间分化。”现实空间是一种作为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社会空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交往的实存场景，它包含着各类可触及的、可感受的场所和实践，具有在场性、直接性和实践性等特征。数字空间亦是一种作为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社会空间，而且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产生的无数数字主体身体“缺场”但其思想“在场”的空间。数字空间“在场”与“缺场”的交织，使其具有虚拟性、缺场性和实践性等表征。数字时代，现实空间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交往空间的分化与演化，突破了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现实，衍生出另一个虚拟世界，即数字空间。“缺场空间和在场空间的并存，既引起了社会空间的层次分化，也引发了展开范围更广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并且，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不是简单的对立并存，二者之间还存在层级分化关系。”从内容传播维度上看，数字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延伸，它反映和折射着数字主体的身体“缺场”与思想“在场”的特征。数字空间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价值理念、政治思想等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数字化话语表达，其本质是映射和复制着现实空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引导、渗透和参与着现实空间的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从运行方式维度上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在其最深处是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触及到的是政权存在与运行合法性资源之内核，反映的是政治安全的思想基础”。时空迭嬗视域下，数字空间实现了“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之间数字信息流的无缝紧密衔接，数字空间突破了诸多现实因素的禁锢：无数数字主体身体“缺场”，但思想“在场”；无数不同诉求、不同身份的数字主体超越现实生活环境和地理位置等的阻隔，通过数字技术的链接，实现精神世界的沟通、交流和碰撞等。由此，时空结构与数字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呈现出互嵌关系。

二、具体样态：时空迭嬗视域下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现实表征

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究其根本，源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要迭嬗。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主要来自数字空间中信息生产方式迭变窒碍社会共识凝聚的风险，话语表达场域迭嬗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式微的风险，西方意识形态与不良社会思潮错综交织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等。（一）数字空间信息生产方式迭变窒碍社会共识凝聚的风险信息承载着价值，具有价值塑造的功能。“数字信息是数字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关键承载方式。”时空迭嬗视域下，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面对的是数字时空中承载着意识形态属性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三重全息信息，面临着传播场域多元化带来的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不确定性风险、“信息茧房”困境窒碍社会共识凝聚的风险。1.传播场域多元化带来的主流价值观认同不确定性的风险“信息是以符号的形式借助于一定的技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传递的内容，其最深刻的本质就是在于它所含有的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的价值意义。”数字时代，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深刻改变着数字信息的生产方式、规模和结构，形成了全领域、全链条、广共享、泛融合的数字信息传播生态。在数字空间中，承载着价值的数字信息正以其特有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把现实实践中的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形式进行生动形象的表达和传播。以技术互动性、内容渗透性和成效累积性为特征的数字信息传播方式正塑造着数字主体的价值观。从技术角度而言，数字技术将流转于数字空间内外的各种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等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信息流汇聚成一个庞大的开放式数字信息交互体系。“数字信息是数字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关键承载方式，数字信息的生成方式和生产过程是产生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数量庞大的数字信息的汇聚，数字空间为数字主体带来了全新精神生活体验，同时也为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泛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渗入提供了可能和场域，数字空间中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趋激烈。基于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的信息复杂传播场域的影响，数字空间中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标准多重叠加，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碰撞，那些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有效的信息常常被虚假或伪造的信息所侵扰。在数字空间中，信息多元传播场域正“构建一套全新的数字历史、数字文化以及数字价值观，这将极大地冲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2.“信息茧房”困境窒碍社会共识凝聚的风险“事物的现存结构同时具有三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是它自身规定它自身的是之所是，二是它自身承接它自身的历史，三是它自身指示它自身的未来。”时空迭嬗视域下，现实空间和数字空间在交互作用中实现着双向演化，人类交往实践活动呈现出空间的时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双向交织的状态。人类的实践方式是直接存在和间接存在的统一，数字技术以其演化生成的时空结构编码着人类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多重信息。数字空间的社会共识是包括对现实空间、数字空间的多重共识，数字技术的迭代与应用给信息传播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将不同利益诉求、兴趣爱好的数字主体细分和割裂开来。“回音壁效应”的出现窄化了人们的认知方式、认知领域，塑造了诸多个性化、类别化、圈层化的“信息茧房”，使得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呈现出“认知茧房”等集体表象性特征，这或将带来的后果是“群体极化”。由于时空转换，在日趋个性化、多样化的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相对封闭、碎片化、独立的“信息茧房”中存在多重叠加的认同标准，流动的数字社会消解着数字主体的主体性，处于数字空间“信息茧房”中的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在自身群体的圈层中生活和交流，被愈加窄化且简单趋同的数字信息话语所裹挟。正是人们对数字信息符号背后所涵盖的意识形态信息的辨识能力弱化和窄化，加剧了流动数字空间带来的不确定性对社会共识凝聚的窒碍。（二）数字空间话语表达场域迭嬗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式微的风险“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话语是理论的呈现、思想的表达和价值的阐释，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载体。“在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认同较量和竞争中，出现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就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实质。”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基于数字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数字交往实践方式的变革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加剧着数字空间话语转化的复杂性，引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式微的风险。1.生产主体“去中心化”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主导力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延展了数字主体思想表达的渠道，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传播主导的单一格局。数字空间来源又超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相互交织的时空结构。“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者总是通过编制特定的话语，嵌入其复杂的思想意图。”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化特征相比，数字空间的话语生产更趋向个性化、多样化、开放化，话语生产主体呈现“去中心化”的表征。“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数字空间既像一面凹透镜，又像一面凸透镜。它时刻通过数字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与现实空间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以数字化话语生产的方式交融着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思潮、民族文化、个人情感，放大或缩小着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变迁、裂痕与矛盾，凸显着基于民族意识、群体诉求、个人情感的价值碰撞与融合。时空迭嬗视域下，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既面临着现实空间中文化传统、社会思潮、个人情感的碰撞，又伴随着数字空间中纷繁、复杂、开放、多元的信息激荡。永恒流动的时间与变幻的数字空间建构也解构着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由传统官方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主体的权威。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话语极易误导社会大众的价值判断。数字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一个现实空间、数字空间中多空间交织的价值认同。由于时空迭嬗，数字话语表达主体越来越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在数字时空中，不同交往主体认同标准错综复杂，不同认同主体相互交织碰撞以及变幻流动的数字时空，必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主导力。2.“把关人”缺位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权威人类历史既是基于集体力量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看，以交往工具变革为代表的人类实践活动演变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交往工具变革又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数字时代的人类本身力量发展的代表性技术。基于数字技术发展应用的数字交往活动是数字主体之间互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间实现着信息、物质、能量的交换，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人类“类本质”的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着这种“类本质”。在人类的交往实践活动中，“时间上的历史”在数字空间中得以保存，时间转化成为空间，数字空间的话语既承接了人类过去的历史，也描述着人类的现在，还规约和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呈现出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相互交织的特征。数字空间中的话语表达方式更多的是借助于数字符号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与传统的主要是由主流媒体主导的、话语内容的权威与真实性有保证的信息传播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数字空间，诙谐话语、直观话语、个性话语被广泛使用，成为数字主体表达情感、沟通思想、传递价值的重要话语方式，而“把关人”则往往处于缺位状态。此外，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语言处理技术越来越智能化，已经能够基于在预训练阶段所见的模式和统计规律，实现话语内容的自动生成和互动聊天。兼具高价值与高风险并存的新一代多模态视频生成模型Sora技术则把人工智能的“超人”领域从文本向视频延伸，并正在以其强大的信息整合和对话能力改变着传统话语生产的内容结构和规模。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语言处理技术，还是新一代多模态视频生成模型Sora技术，其内容生成的过程都难免存在扭曲基本事实、放大民众偏见、诱导负面评价等现象，并对人类话语内容生产的主导地位造成冲击。当前，在数字空间中，话语表达、信息传播的“把关人”缺位，致使纷繁复杂的多样化话语内容正在全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众信息判断和价值择取的辨别能力。特别是那些在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交互存在的虚拟的、虚假的话语传播，对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实、权威的话语信息传播形成窒碍，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权威。（三）数字空间西方意识形态与不良社会思潮错综交织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超越了技术层面的进步，更多地表现在其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上。随着数字时空的迭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外生态环境发生着重大变化，“新的社会时间形态一旦形成，又必将‘参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并将极大地改变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对此，既要看到数字技术进步和应用对传播主客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等的影响，也要密切关注数字空间交往场域分化所产生的安全风险。1.数字空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当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张扬到极致，超越其生产力功能，被广泛应用并深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时，科学技术就具备了作为一种隐性意识形态的良好条件，有可能承载并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数字空间汇聚和交织着开放化的意识形态内容，数字技术承载并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其在提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有效载体、提升传播效能的同时，也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可能和场域。数字空间是开放的空间。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核心关键数字技术，控制着数字技术标准与运行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垄断着重要传播资源与平台。借助数字平台和数字传播技术的优势，一些敌对国家将数字技术作为自身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利器，不断以形式多样的、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向我国输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且在关键的重要时间节点、突发事件发生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和有目的性的渗透，“将自己在科技领域的话语权扩散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以此实现由数字技术领域技术与话语优势向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和影响的转变，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2.数字空间不良社会思潮交织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数字空间中不同数字社群的交往推动着多元话语的生成、建构与演进。“人类基于自身生产生活的实践能力和超越现实的文化本性，通过数字化思维极大地延伸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空界域。”［26］数字时代的时间与空间意义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呈现出以“流动的时间”与“变幻的空间”相互交织为特征的数字时空结构。数字空间中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信息不仅包含着人类实践的历史因素，还反映着当下并逻辑地指向未来，影响着事物今后演变的走向。“虚拟时空作为人与人相互交往、共同创造建构的时空，它本质上是对现实社会时空的突破和转型。”时空迭嬗视域下，意识形态和数字技术越来越紧密地链接在一起。数字空间连通着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在“在场”与“缺场”的各种思潮、主张、诉求等交织影响下，数字空间已成为社会舆论斗争的重要场域。现实与虚拟、技术与社会、“在场”与“缺场”交互融合的新话语传播格局，为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整合不良社会思潮、凝聚思想共识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也提出了诸多挑战。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角力和博弈不仅内嵌于数字空间的各个领域和角落，而且反映着现实空间中人类的交往实践活动，在引起广泛价值共振与思潮交锋的同时，也面临各种不良社会思潮与西方意识形态交织影响的复杂境况。当前，以隐蔽方式植入西方价值观的具象化消费品、多样化文化产品等为载体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开放条件下，各种不良社会思潮错综交织，使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具有显著的隐蔽性和复杂性。

三、实践逻辑：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主要进路

时空迭嬗视域下，须立足于内外信息传播生态环境迭嬗，破立并举，靶向施策。可通过完善数字信息内容建设，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聚合力，强化数字话语转化，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优化数字传播手段，增强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等，推进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协同治理。（一）完善数字内容建设，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聚合力1.完善数字空间内容建设，提升数字空间主流话语内容供给当前，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面临“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并存的环境迭嬗。“只有当人们把时间的流逝、空间的结构和事物的演化、演化的历史统一起来考察之后，时间和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关系才逐步被揭示出来。”一方面，要发挥数字空间信息资源的超越时空性、超强复制性、资源共享性以及实虚转换性等优势，在充分考虑数字主体思维习惯、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培育和生产能够深刻反映数字时代特征、展现数字生活复杂性、提供思想启发并具有共情价值的数字文化产品，在文化自信自强中不断加大体现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助力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全覆盖、深融合、广影响，有力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诱惑和侵蚀，有力消除“回音壁现象”，有效破解“信息茧房”困境，避免“群体极化”现象。另一方面，要及时澄清数字空间中错误的价值观念、错误思潮，以确保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有效接合、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全面贯通、线上与线下力量的双向融通与互嵌，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机制。2.完善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内容建设链接，提升现实空间主流话语内容供给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应“秉承协同理念，将治理主体、客体、介体等有效联合起来，建构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共同体”。为此，一要借助数字化媒介平台构建链接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治理链条，在现实空间中积极构建各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广泛参与的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共治机制。二要做好因社会转型、利益调整等产生的多样化民众思想观念的有效引导，及时回应和解决数字群体的合理诉求。三要以“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的方式把体现主流意识形态根本性质、基本特征、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的话语内容有效融入国家发展、大中小学生教育、公民日常生活，发挥其对国民教育、公民道德素养养成、社会文明建设等的引导作用，使其能够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行为习惯和理想信念。（二）强化数字话语转化，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1.强化话语阵地建设，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客观基础决定了其建构并非主观随意所为，而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过程。”当前，面对数字空间多种思想交流交融与交锋形势下各种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思想多样、多变的新特点，要打赢数字空间舆论斗争，须按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要求，在数字空间筑牢正能量舆论传播阵地、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优秀网络文化阵地、网络文明传播阵地等，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建设的成效不断提升主流话语在数字空间的阐释力，进而发挥其对民众的理论说服力、真理感召力和行为引导力。2.强化话语内容的数字转化，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数字空间反映着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激荡着多种思潮交流与争鸣的波浪，涌动着不同价值观念碰撞与交锋的暗流。在此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同时面临着式微与强化两种不同的境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命力在于转化。因此，要秉承数字思维，善用数字技术，借助数字平台，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正视数字空间生活的丰富性及其内在复杂性的特征，借助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等数字技术，积极构建话语主体协同对话机制，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以图、文、声、像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出来，实现主流话语之间点对点、端对端的交互式链接，提升数字空间主流话语的吸引力。“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因此，要站稳人民立场，凝聚人民智慧，满足人民需求，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参与主流话语传播的主动性，不断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传播的内容和形式，积极主动地廓清非主流思想，明确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力建构、有效传播与广泛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在有力解释现实世界和指导实践过程中得以彰显。（三）优化数字传播手段，增强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1.通过有针对性的议程设置，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度著名传播学家唐纳德·肖和麦克斯韦尔·E.麦库姆斯等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可以从认识操作层面以人为的方式为受众提供议题、增加某类问题报道的数量与频次等方法，把受众的注意力聚焦到某类问题上面，提升受众接触的频次，从而达到影响受众认知与行为的目的。议程设置理论后来成为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力的重要理论之一。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针对性。从传播学的视角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要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践行，需要在出场方式上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由抽象化的理论表达向具象化的叙述性表达的转变，进而实现从民众知识增长、情感认同到行为践行的转化。实现这一转化的过程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准传播。基于此，要从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的维度理解数字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实践性要求，发挥好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数字媒介平台等主渠道的“把关人”作用，以有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将反映民众生活变化的亲民性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并以具象化、亲民化的方式深入浅出、多频次、有针对性地展现出来，不断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度。2.借鉴“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性大众传媒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等学者基于对大众传播与公众舆论关系的研究，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大众媒介传播具有较强的舆论影响效应。这一理论为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提供了借鉴。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既是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产生的技术根源，也是保障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因此，要秉承技术思维，前瞻性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基础性关键数字安全技术攻关，加快推进数字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感知、监测预警、实时阻断、追踪溯源等风险防控与治理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提升数字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性。另一方面，要以数字技术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国内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须紧扣数字传播平台发展趋势和特征，主动把握全媒体传播发展态势，创新数字传播手段，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以整体性思维统筹政府和民间、线上和线下、国内和国际等多场域信息传播平台，构筑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多渠道宣传矩阵，抢占数字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的制高点，在中外文明互鉴中积极推动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的国际化传播，不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话语平台的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

编辑：翊明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5期“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