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好村支书究竟有多难？

gecccn

张博迁

  在全中国50多万个村庄里
  最重要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人”
  “村里现在负债6700万，加上利息总共1个亿左右。”听到这组数字，原本拥挤热闹的会议室里忽然安静了几秒钟。
  说话的人叫谢明，38岁，上任刚刚5个月，身为湖南省宁乡市永盛村的村支书，他的言谈举止更像一位企业家。6700万负债是什么概念？整个宁乡278个村，其余277个村的负债加起来也只有它的一半。因此，正做自我介绍的谢明露出了半是自嘲半是抱歉的神情。
  这是一场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下由腾讯组织的乡村研学活动，来自浙江、广西、重庆等地的8位“学员村”村支书，到“导师村”——湖南新化县油溪桥村——交流取经，以便解决各自村庄的治理难题。
  但谢明的麻烦还没完，他接着说，2014年众多小煤窑关停之后，村庄成了地质沉陷灾害区。曾经的“三湘第一村”永盛村，如今不少民房塌陷开裂，道路等基础设施毁坏，连用以灌溉的80多口山塘，也“像洗菜盆似的”只顾漏水……
  他忽然抛出的难题超出了在座学员的料想。
  “那你当上村支书是怎么想的？”终于有人问道。
  以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谢明说，“我是‘抓阄’抓出来的。”
  请导师出出主意
  回到家乡永盛村之前，学财会出身的谢明已经是一家央企的区域主要负责人，累计承接过100多亿的项目，31岁回到家乡，他原本打算好好干一番事业。2014年开始，谢明担任总经理的湘都公司，在永盛村前后流转2630亩地，并在几年摸索后，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一年有数千万的利润，是湖南省的农业龙头企业之一。
  2019年永盛村面临村委换届，组织部门看中了谢明，领导、朋友都劝他参选。他们的考虑倒也顺理成章：担任湘都总经理之后，村里的生产经营、邻里矛盾，事无巨细，谢明是最清楚、也最能兑现承诺的人，“你不搞谁搞？”他们担心再不有所作为，永盛村会错过扭转困境的时机。

  谢明和郭芳两位“学员村”支书正在导师村油溪桥村走访农户
  但当竞选村支书的消息传到湘都公司，管理层一致地表示了反对。谢明说，如果离开公司，他会为了避嫌将所有股份退出，工资也不再领取。
  不过，经过组织部门的一番番动员之后，谢明心里已经有了倾向，“哪怕只是干三五年，把债务问题解决掉，对吧？”为此湘都公司管理层开了一次次的闭门会，写了10张字条，5个同意5个不同意，最终的结果——谢明决心参选。
  选举中，谢明没有做任何动员，甚至自己的父亲也被蒙在鼓里。第一轮、第二轮选举没有异议，顺利通过。
  谢明正是适合永盛村发展的那个“带头人”：操持过企业，懂经济、有手腕，能在复杂的利益格局里谋取微妙的平衡。但上任之后，谢明的挑战才刚刚开始，2014年之前欠下的6700万债务，如今加上利息总计1个亿左右；而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道路、山塘、路灯亮化，也需要1个亿。虽然村集体经济一年有200多万的收入，但跟2个亿的资金缺口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在油溪桥村研学期间，谢明是8个村支书中想法最多、但也最显忧愁的一个，钱从哪里来？他希望研学的导师给出出主意。
  曾经一无所有的村庄
  谢明所说的导师正是油溪桥村的村支书彭育晚。
  跟永盛村的情况类似，油溪桥村曾经最大的问题也是：缺人。只不过，永盛村缺的是谢明式的人物，而彭育晚在2007年回村的时候，青壮年几乎全都外出打工，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只剩下4个。
  油溪桥地处娄底和益阳交界处的山区，07年之前没有路、没有水，山塘淤积，破烂凄凉，民间却赌博成风。在研学期间，彭育晚给学员们提供了一组数字：当时全村年人均收入800元，30%的“光棍率”，老房危房80%以上，并欠着45000块的外债；接手村支书时，他只得到一个公章，一方破桌子、四把旧椅子。
  但在14年后，油溪桥村已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人均年收入24600元，并拥有旅游、养殖等7大产业，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万。
  成为模范村之后，2020年，油溪桥村彭育晚支书在湖南省600多名选调生集中培训上，进行了3个小时的专题讲座。这次参训的学员有三分之一出自清华北大，他们不理解，问彭育晚，当年为什么回到村里？要知道回村之前，在南宁经商多年的彭育晚已经身家数千万。
  彭育晚笑着问他们，“你们觉得我这样的人（长相）能不能找到老婆？”他说起当年恋爱的往事：妻子所在的村庄富裕、文明，而油溪桥太过落魄，“老丈人不同意，我只能带着老婆跑了，生了孩子再回来。”彭育晚说，“这让我很受刺激的，像我这样的人都找不到老婆，你说这个地方还有希望吗？”
  就任村支书后，彭育晚很快召开了第一次村委会议，会上有男同志不穿上衣，光着膀子蹲在椅子上，抽烟、闲聊、无所用心。这样的干部不可能带动村民，他将参军时的经验带进村委，从开会纪律做起，14年来开了不下2000次村委会。“农民就是村干部，人也在一起，素质也在一起，用什么去弥补？只有态度。”
干部带动了起来，但村庄缺钱缺人缺资源，依旧一无所有，彭育晚发动村民办集体经济，搞旅游、建农庄，依托合作社种桃树、养甲鱼，仅在游客中心的建设上，他个人就垫资超过100万。
  村庄是熟人社会，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极难处理。14年来，彭育晚先后8次修改村规民约，并用积分制来确定村民的分红，期间约束了不少人，也得罪了不少人。村里禁止赌博，家家户户签责任状，以此为生的村民便偷偷开动麻将桌，为此砸了车、打了村干部；村中的石拱桥年代久远，认定为文物，村规禁止行车，村民不仅趁夜通行，甚至向前来阻止的彭育晚亮出了匕首……
  “对乡村没有美好回忆的人，是不会来的。”彭育晚说。但实际上，美好回忆也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在油溪桥村，五分之一的人口姓“彭”，自家亲属的不配合成了他最大的挑战。彭育晚年少时家中极为贫困，为了养活兄弟姐妹8人，母亲时常出门“借米”，人情债欠了不少。彭育晚上不起高中时，一位亲戚替他交了学费，后来当这位亲戚占了公地种植蔬菜，他却不能留一点情面，“辛辛苦苦种的菜，我都拔掉了，气得他在地上打滚。”彭育晚说，事后他私下道了歉，解释初衷。
  油溪桥村14年来的变化，全赖着这样一位能人、强人。彭育晚曾在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服役4年，那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要你把碉堡炸掉就得炸掉，这个意识是根深蒂固了。”
  在5天的研学时间里，永盛村的谢明听了彭育晚的讲座，也到村民家中咨询探访，意识到村情不同，油溪桥的治理风格、积分制，自己恐怕很难模仿。“彭书记个人当然很厉害，但我们不一定学得来。积分制其实我们永盛村也有，但是完全按照油溪桥村的方法执行有些不切实际”。在课间休息时，谢明十分困惑，找到了研学的组织者、腾讯公司的陈圆圆，坦陈自己的感受。
  陈圆圆曾经在贵州和广西挂职11年，大概是中国互联网公司里非常懂农村的人之一。在她看来，谢明的疑问很有普遍性：导师分享了许多从1到10的经验，但学员往往不知道从0到1该怎么做，而在项目最初的设想中，从0到1的关键正是村支书本人。
  农业农村部希望通过实地研学，学精气神、学方法论，激发学员村村支书的“想象力”“创造力”，并让学习的感悟转变成为解决村庄问题的“钥匙”。一个导师村的经验和成果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构成的，而分享的时候却往往容易被讲成了“故事”。

  “导师村”油溪桥村支书彭育晚正在给“学员村”支书们上课
  “我们可能更需要辅助导师村的支书，帮他们梳理村庄从0-1的这部分内容，包括支书个人、村支两委党员干部这个团队、以及全体村民是在怎样的思想和规则下开始形成集体意识的，一定要帮导师村把Know-How（技术诀窍）提炼出来”，陈圆圆说，这部分可以用互联网将其线上化，打造一整套培训体系，全国50多万个村支书，总能找到村情相似的经验之谈。
  培训期间，谢明一直显得忧愁，但来自广西都安县大崇村的韦荣成却告诉他，“你们村能负债也是一种本事。”他的村庄底子太薄了，但也因此，韦荣成受到了曾经同样一无所有的彭育晚书记的鼓励，“我们村现在就是14年前的油溪桥。”
  耕耘者
  韦荣成所在的大崇村也许是你能想象到的最贫困的地方：村庄地处大山之中，没有地表水、地下水，饮水只靠降雨，村民依靠在山石的缝隙中种植玉米为生，“亩产不到800斤，饿是饿不死”。到2020年4月，全村的贫困发生率仍高达35.22%，是2020年国家挂牌督战的1113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多年前，韦荣成所在的屯甚至没有一名高中生，直到2002才由他打破这一“纪录”。但考上广西大学之后，因家中无力负担，韦荣成外出打工。9年后，他回家改建住房时，一位乡干部走村入户，发现了这位难得的“人才”，劝他留在村里，“钱是赚不完的，为子孙后代想想”。但在当时，韦荣成留下的唯一理由，是铺设一条屯际路通到自家门口——他的母亲当了23年的妇女主任，一直没能完成这一心愿。
  自进入村委开始，韦荣成才终于意识到大崇村有多么“缺人”：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村中60岁以上均是文盲，5名50多年的党龄老党员，竟然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一个叫龙布屯的居民点，仅有11户，因地形高拔、修路难度太大，村里动员搬迁，并在县城安置两套住房，但村干部没想到，村民担心无以为生、担心在县城迷路，始终搬不走……
  大崇村需要一个有眼界、肯留下的村支书，但作为被选中的人，韦荣成那时却对脱贫毫无信心。
  他能想到的唯一抓手便是“修路”。其他地方修路只需要挖掘机，但在大崇村还得用炸药。项目终于动工了，但动工之后却遇到预想不到的麻烦：一个“钉子户”阻拦施工，一连几天躺在挖掘机底下。他欢迎修路到家门口，但他不愿让出自己家的地，死活都不答应。
  在研学期间，韦荣成坐在油溪桥村的会议室里，讲起当时的困难，一时间有些语塞。在大崇村，公共意识一直还是稀缺品。
  为了解决麻烦，他凌晨五点起床，骑了几里山路的摩托车找到钉子户。对方这才告诉他，之所以阻拦仅仅是因为一些陈年琐事，想听到对方一句道歉。
  从进入村委算起，韦荣成用6年时间，为大崇村每一个屯通上了屯际路。韦荣成为此非常自豪，“这都是我亲自参与做出来的，”他笑着说。而在2020年，大崇村终于摆脱了贫困。

  韦荣成支书所在的大崇村最偏远贫困的龙布屯，2020年4月才通上了屯际路。陈杰/摄影
  5天的研学结束之后，韦荣成受到油溪桥村的积分制启发，打算以此带动人、激励人，塑造一批不再等靠要的“新村民”，“但我没有14年时间，也许5年，我相信能改变大崇村。”
  在全中国50多万个村庄里，最重要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人”。几天后，8位学员连同彭育晚，来到了重庆市大山深处的彭水县，在那里，腾讯组织了一场“板凳会议”，邀请了政府、学界、企业界的几位代表作为“支招人”，跟村支书们现场沟通交流。
  农村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的毛德智副司长，每年花大量的时间到乡村调研，“农村确实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毛德智说，“所以我们就和腾讯合作推动了这项工作，目标就是培养培训两类‘人’：一个是乡村治理人才，一个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带动产业发展的人才。”
  离开油溪桥仅仅几天时间，村支书们已经开始了现学现用。来自湖南永州西湾村的张浩权分享说，自己学会了一套用“开会”凝聚思想的方法，“以前村委提议之后，大家觉得‘反正都这样’就表决了。”但在研学之后，他明白只有人人都参与了，乡村才能够真正振兴。
  “村庄发展要发挥人才的作用，这个人才是谁呢？”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从板凳上站起来，用企业管理打比方，“企业就是CEO，村里就是你们村书记，你们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早期也是去看先进的世界500强是怎么做的，看完回来，不能干巴地直接用，还得结合自己的情况。”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判断都是一致的。针对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训，农村农业部门一直在探索更有效的方式。毛德智将这种培训方式定义为“一种导师制”，他希望学员村的村支书们能“浸入式”地学习观察和思考，并与导师村保持长期联系“传帮带”，最终找到各自需要的路径。

  “耕耘者”计划油溪桥村传帮带结对研学培训班开班仪式
  油溪桥的研学结束后不久，5月24日，腾讯公司跟农村农业部在北京签订了合作协议，项目被命名为“耕耘者”振兴计划：在未来3年，腾讯将投入5亿元培训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线下10万名、线上100万名，并利用自身的互联网优势，构建线上的知识分享平台。
  当看到“耕耘者”计划发布的新闻之后，作为第一期学员，谢明在朋友圈转发了消息：是荣誉也是鞭策——000001号学员。
  那时候，谢明已经通过一场谈判，将村庄债务中最大第一笔，通过多方努力，谈判到了各方都能接受的地步。他告诉记者，“村民都在讲，你是个干实事的人。”但更重要的是，原本打算干三五年就离职的他，受彭育晚书记的启发，心里对村支书一职有了新的想法。（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