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中华文化从乡村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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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若风（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试金石，也是文化强国的基石。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在小镇，当代中国的文艺复兴基地则是乡村。中国的文化复兴当然离不开城市这个主战场，但是，乡村将是它开辟的另一个主战场。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辉煌交响。就如同城市文化会以合适的方式进入乡村一样，乡村文化也会在城市继续酝酿、发酵。
  在这样的双向交流中，怀有乡土情结、向往叶落归根的中国人，更倾向选择把城市文化场景变成对乡村环境的模拟，把城市艺术的旋律变成对乡村艺术的回响。乡村振兴大幕已经开启，乡村已经从边缘走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央，乡村农业和乡村文化也将在举世瞩目中同时得到深耕细作，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解决方案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化演进看，乡村既是当前发展短板，又是未来发展洼地，中华文化的复兴，将定格在它的返乡之旅与再出发征程中。
  近代以来，中国的乡村文化经历了从式微到重振、从至暗到光明的曲折跌宕。乡村文化的兴衰与传统中国的兴衰具有同步性。发生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一个又一个乡村故事，组成了百年中国触底反弹、由积贫积弱走向实现复兴的宏大叙事。崇尚家国一体的中国人，找到了寻根与强国的融合之路。在自己的文化母体中，获得了温暖自己、反哺乡村、建设国家的力量。
  有乡村自信才有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文化自信。清王朝晚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也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一些知识分子，从最初认为器不如人，进而认为制度不如人，再进而认为文化不如人，从根本上丧失了文化自信，比如胡适提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他还提出“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激进的观点在当时有可以理解之处，甚至有打破封闭僵化的进步作用，但历史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我们的文化自信已经荡然无存。而当时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乡村文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乡村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步跌入谷底，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反应了当时乡村衰败和文化沉沦之间的深刻关联。即便是政治上比较超然的沈从文，也在他的小说里反应了所谓现代文明对乡村的入侵,汪曾褀评价他的《边城》“反应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坠落处”。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社会剧烈变动中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还有实业家卢作孚等人，已经认识到当时中国文化衰微与农业凋敝的内在联系，并且在乡村开展实验，希望同步实现中国的乡村振兴和文化复兴。陶行知自述在乡村办学的目的是“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老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还行动起来，放弃条件优厚的国外生活和城市生活，举家迁入乡村开展这项实验。他们的实验在日寇侵华炮火中断。虽然这段往事的一些情况还待澄清，一些得失还有待总结，但它的发生以及对它长期以来的不断解读，反应了知识界对乡村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共识。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衰微中的文化问题，引发的关切远超知识界、文化界，孙中山甚至比他更早的政治家，已经有了高度的关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站在最前沿的知识分子，更是在农民问题上有着不一般的眼光。1919年，毛泽东这个农家儿子，在《湘江评论》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用平民的语言，号召民众联合起来。他首先是喊“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利益”，然后才是喊向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诸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依据的基本国情就包含着对当时中国农民与乡村文化之间关系的判断，并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积累起经验。党的十八大以后，“三农”问题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目标，这些宝贵经验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中国的乡村文化与中国经济社会衰落继而振起，在历史节点上同频共生、同落同起，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乡村文化是养育一代代中国人的文化。中国是农业大国。千百年来，农村人口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诚然，在迅猛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已经反超农村，农村人口下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即便如此，农村人口仍然占有相当大比例。
  而且，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风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乡村发展事业，农村人口又出现回流。
  人民创造历史，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也不能与农民创造的乡村文化割裂开来。中国共产党人以服务人民为初心，以人民的创新创造为根本，更会时时警醒全党全社会不能远离乡村文化，不能淡忘乡愁。
  第二，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是一代又一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核。乡村语境、乡村语言，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表达情景、最生动的修辞手法，比如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与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学界认为，按人类文明的类型上划分，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耕文明，中国的海洋文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作用，农耕文明占有主导地位。与乡村一道绵延不绝的是传统文化，与乡村一道消失的也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乡间成长起来的，也将在乡村获得新生。
  文化引领发展已是当今世界潮流，文化表现出向各个领域广泛覆盖和深度融合的趋势。由传统农耕文明脱胎而来的当代中国文化，也需要在与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的磨合中保持自己的特色，获得新的资源和动力。
  当前文化建设的许多问题需要在返乡之中找到办法，乡村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和参与。文化发展的焦虑能够在中国的田野中得到舒缓，乡村发展的困境能够在中国的文化中找到良方。
  第三，乡村文化是中国国情的表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种对国情的判断，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中华文化与乡村社会高度关联，荣损与共。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衰落，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础，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一起坠入低谷。文化与农业同为最古老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中国，悠久的农耕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造就了独特的农耕文明，也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集体心理和社会结构，由此又影响到各种制度的建立和更新，包括文化制度和农业制度。
  今天的很多文化问题同时表现为乡村问题，很多乡村问题又有文化问题隐匿其后。这些共同点构成了文化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基础，导致了双方的殊途同归，包括共同的机遇、挑战和推进策略，也决定了文化改革、乡村变革是改革中最困难、复杂的部分。
  这可以解释何以在整个经济社会改革中文化解放在先，农业改革也启动在先，但现在却双双滞后了。尤其是这两种改革同时作用于农村，则直观地显示了消除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深刻关联。当前乡村振兴中，文化与农业又表现出这种共同进退的血肉联系。
  今天的乡村文化要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节点上，发挥其关键作用，就必须做到三个“结合”：
  一是把乡村文化振兴与国家振兴结合起来。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乡村文化与革命文化相结合，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从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到各地红色政权，从陕甘宁边区到各抗日根据地，还有解放战争时期从南到北的革命根据，都有文化制度的安排，面向工农兵，而这些政权基本建立在乡村，农民成为主要的对象，乡村文化成为主要的依托。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文化始终与国家发展大局息息相关，对乡村文化的传承、更新，从来没有停止。只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虽然国家一直强调农村文化建设，但是，城乡距离不是缩小，而是加大了。比如说，国家很早就提出过两馆一站的建设目标，一次次出现在五年发展规划中，但真正解决是近年来的事。
  进入新时期，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不少乡村成为空心村，乡村被甩得更远。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农民付出了代价，乡村文化也付出了代价。党的十八大以后，乡村文化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中华文化与中国乡村共同经历了衰败与振兴、转换与创造。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与中国乡村要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又都面临着突出的矛盾。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和中华文化正在发生同步嬗变。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地位提升，反应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在乡村振兴中重视文化、发展文化，不是要追求文化的单飞。
  经验表明，乡村发展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不成戏。但不能光有文化，文化不能单兵突进，独角不成戏，它是在国家发展的大局中，在与其他角色的互动中，唱成一台台大戏。
  如果说，百年来的乡村文化，主要是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发挥作用、在建设新的国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发挥作用，那么，今天则是在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事业中发挥作用。
  二是把乡村文化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摇篮，是中华民族基因中最鲜明、最突出之处，也是文化传承的重点。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展创新，是成功的关键。比如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一直以表达情爱和倾诉愁苦为主的民歌，因为红色政权的建立、时代精神的融入，内容为之一新，境界为之一变，从江西兴国民歌，到陕北信天游，许多歌曲至今传唱不绝。
  无庸讳言，乡村文化也有它的不足。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发展滞后于城市文化，长期处于边缘状况，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影响到农民的目光、胸襟，制约着他们的接受新事物机会，也制约着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乡村文化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创新是其源头活水，在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的创新，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发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培育和吸引乡村文化能人，把科技成果应用于乡村文化建设，等等，都需要加大力度。
  另外，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文化垃圾趁机混入乡村，与乡村固有的落后文化合流，黄赌毒沉渣泛起。移风易俗，在乡村文化发展中是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文化，是除旧布新的过程。乡村文化的优秀成分得到发掘和发展，将有益于乡村振兴；落后成分未能革除甚至膨胀，将阻碍乡村振兴。
  三是把乡村文化建设内源性力量与外部力量结合起来。从文化角度看，土地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时期，毛泽东等一批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城市来到乡村，在乡村开展了一场伟大的实践。而乡村，也因为新文化的注入，焕发出新的生命。在这场实践中，建立了红色政权中的文化制度，在共同的理想、理念、主题、旋律中，开展了一系列由乡村内外力量参与的红色文化活动。
  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向革命根据地，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必须面向大众解决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迄今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而当时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深入农民，创作出一大批文学、美术、音乐、戏曲等各种艺术门类的作品，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这些文艺工作者成为今天进入乡村的艺术家、设计师、创客的先行者，并且为进入乡村文化产业、旅游业领域的企业、乡贤以及其他方面社会力量，树立了榜样。
  古老的乡村文化在今天重新焕发青春，并且能够在乡村振兴中扛起自己的责任，是时代给了这样的机遇，赋予了这样使命：
  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地位的提升，在于全党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党的十八大以后，文化自信在此前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提出，成为“四个自信”的组成部分，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其他自信，说到底还是文化自信。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自信已经深入人心，具有真实的民意基础，也成为自上而下各个部门统一的执政理念。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中国人有了乡村文化自信，才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地位的提升，还在于它的市场价值得到肯定和发掘。文化不仅能够育民、乐民，还能富民。乡村是文化资源的富集区，尤其是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之中，是发展特色文化产业的最重要的条件。
  乡村旅游的兴起，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同盟，二者汇溪成河，相互推拥，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乡村旅游是乡村文化的载体。目前的乡村文化产业与乡村旅游业已由最初的有意识捆绑在一起，到现在水乳交融在一起，正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而且，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都是黏性强的产业，它们对相关产业，特别是对特色农业的带动作用，尤其明显。
  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地位的提升，更在于文化对乡村振兴的综合性作用。在这样一个文化时代，文化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
  文化是精神动力。这是乡村文化最重要的力量。乡村振兴靠的是人，积极的乡村文化能够吸引人、凝聚人、激励人，提振人心，鼓舞斗志。文化是智力支持。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突出的任务。建设农村的知识粮仓、填平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显得更加迫切。
  文化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乡村发展的大事上，比如发展规划、重大活动，也可以在细微之处，主要是在乡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文化的作用是显性的，从一年一次的春节，到一月一次的篮球赛，到一周一次的诗社、画社活动，到每天的广场舞，但更多情况是隐性的，乡风、民风、家风，文化的作用如春风入夜，润物无声。文化的作用还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它是直接的，但更多情况是间接的；它有爆发力，更有持续力。
  乡村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晴雨表，是把握中国政经大势的信号灯。乡村文化中有我们中国人关于家园、关于远方的许多想象。今天的乡村文化，是历史造就的，也是时代造就的。同样，乡村曾经造就了过往历史，也将造就新的时代。
  返回乡村，你会感到沉寂、萧然，但潜入乡村文化，又会意识到这里活力澎湃、新鲜如初。在乡村振兴中，乡村在发展上重新拥有或首次拥有了生态、经济、政治、人文氛围的综合优势。“野火晓不尽，春风吹又生”，度尽劫波，文化复兴的中国，将是我们熟悉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