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洪兴:开放视角下的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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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洪兴
  一、开放视角下我国农业供给侧的阶段性特征
  (一) 进口已成为供给重要组成部分, 农产品总量平衡由产需两元均衡转变为产需与进口三元均衡
  入世以来, 我国农业快速、全面、深度融入到世界农业经济体系中, 农业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 国内农业受世界农业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巨大。一是农产品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农产品贸易是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的最主要最重要渠道和形式。2001—2014年, 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由279亿美元增长到1945亿美元, 年增16%;其中, 进口额由118亿美元增长到1225亿美元, 年增20%, 每3.5年进口额翻一番;出口额由161亿美元增长到720亿美元, 年增12%。2015年、2016年, 受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行影响, 贸易额略降但仍保持在较大规模;2017年出口额755亿美元, 进口额1259亿美元, 均为历年最高水平1。2011年开始我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农产品进口国, 目前农产品进口额已占世界农产品贸易额 1/10以上 (2) 。二是大宗农产品呈现全面净进口。我国农产品净进口范围已由入世初期的大麦、大豆、植物油等部分产品, 到2011年扩大至粮棉油糖以及肉类和乳制品所有大宗农产品。自2004年农产品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以来, 逆差不断扩大, 2017年达到503亿美元。三是国内农业与世界的融合度达到了相当高水平。2017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相当于当年农业增加值的20.3%。其中进口额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12.7%, 出口额约为农业增加值的7.6%。按播种面积当量计算, 全年粮棉油糖肉奶进口相当于10亿亩以上耕地播种面积的产出, 进口播种面积当量占国内作物总播种面积的40%。按照国内粮食口径, 将大豆和薯类进口计入粮食范畴, 2017年我国粮食进口1.3亿吨, 相当于国内粮食产量1/5。农产品贸易已不再限于“余缺调剂”和“品种调剂”, 而成为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总量平衡不再是产需两元平衡, 而是产、需和进口三元之间的平衡。
  (二) 农业基础竞争力不足显性化, 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在国际比较中发生逆转
  农业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 土地规模决定了种植业基础竞争力, 进而决定了养殖业的基础竞争力。我国农业户均规模只有0.5公顷, 农业经营规模大体相当于日本的 1/6、欧盟的 1/30和美国的 1/340。即使到2050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至 3～4亿, 农业户均经营规模也只有1公顷左右,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等主要出口国的生产规模无法相提并论。劳动力转移需要历史的耐性。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 不仅受制于人均农业资源, 还受制于自然条件, 云南、贵州、广西一些地方的农田很难进行大规模耕作。近年来, 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保护、质量安全成本的显性化和不断提高, 由经营规模所决定的我国农业基础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与瑞士、日本和韩国的水平日趋接近, 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拉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农产品出口国, 其生产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大宗农产品的价格, 中美农业生产成本的比较具有典型意义。入世时我国主要农产品成本普遍低于美国, 但近年来发生逆转。2006年我国稻谷、小麦生产成本分别比美国低35.6%、42.7%, 玉米、大豆生产成本与美国基本持平;到2016年我国每公斤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生产成本比美国高38.5%、68.5%、123.8%和161.8%。2016年我国玉米、棉花、大豆的成本分别为每吨2142.4元、18726.8元和5507.2元, 而美国为957.1元、11103.2元和2104.1元2。从具体构成分析, 我国生产成本高于美国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高。2016年, 我国每50公斤玉米生产成本比美国高59.3元、1.2倍, 其中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高57.8元, 占高出部分的97.5%;大豆高170.2元、1.5倍, 其中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高158.4元, 是高出部分的93%。我国畜产品成本高主要是因为饲料成本高,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农业总劳动力投入成本和土地成本高。此外,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步晚, 农业多功能特性显著, 承担着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及农村发展等多种非商品功能, 上述功能的实现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 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三) 农业政策选择受到的外部约束日趋增强, 多年行之有效的价格支持政策面临两难困境
  首先, 关税政策受入世承诺的约束增强, 关税水平与我国基础竞争力差距不相匹配。在缺乏基础竞争力的情况下, 最有效、也是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加强对农业的关税保护, 通过征收必要的关税确保进口产品在公平的价格基础上与国产产品进行竞争。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产成本远远高于主要出口国的情况下维持国内大米价格是国际价格8倍以上的水平, 就是因为日本征收了 800%～1000%的关税 (从量税) 。日本对需要保护的农产品关税都很高, 大米、食糖等5大神圣产品不仅在WTO框架下维持了高关税和有限的市场准入, 在TPP谈判中也只做了象征性的承诺。开放条件下, 进口价格加上关税构成了国内市场价格的最高价, 即天花板价格, 若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该价格则差价驱动型进口增加, 价差越大进口越多, 最终把国内价格拉到进口的税后价水平。进口税后价对国内价格具有的这种天花板作用构成了开放条件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最重要内容。我国农业在入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承诺, 农业保护手段主要限于关税和关税配额管理, 农产品平均约束关税水平仅15.2%,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 最高约束关税只有65%。进口价格“天花板”低于生产成本的“地板”, 将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十分严峻的阶段性挑战。
  其次, 国内支持政策面临WTO成员挑战的压力增大, 选择空间受到越来越大的约束。我国承诺保留的国内支持政策空间特别是生产性支持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对国内农业支持政策选择的约束日益明显。黄箱政策被WTO定义为最具贸易扭曲作用的政策, 也是激励生产最有效的政策。我国黄箱综合支持量 (AMS) 空间为零, 政策空间只有8.5%的微量许可, 比其他发展成员低1.5个百分点;发展中成员可以使用的不受限制的发展箱政策 (《农业协定》6.2条款) , 我国也需要计入黄箱政策而受到约束。在关税保护不足的情况下, 缺乏足够的农业支持政策空间, 不仅使我国农业政策难以有效弥补基础竞争力差距, 而且面临着在WTO受到合规性质疑和挑战的巨大压力。2016年9月, 美国在WTO就我国三大主粮国内支持政策正式提出磋商和争端解决诉求, 认为我国政府对三大主粮实施的国内支持政策与入世相关承诺不符。我国棉花国内支持政策也受到了一些成员非正式质疑。当然WTO定义的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目前是不受约束的, 学界也在探讨“黄转绿”和“黄转蓝”的可能性, 也有的提出把对农业的支持政策转变为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 但要真正实现“转箱”并不受挑战面临许多实际困难。
  再次, 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失去了运行基础和条件, 面临难以持续的困境。这类政策是美欧西方国家普遍使用的政策, 其运用有相当长的历史, 现在仍在使用, 尽管使用的范围、数量、力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具体形式也在不断变化。美国的贷款价格政策、反周期支付政策、价格损失保障政策以及欧盟的干预价格政策均属于此类。根据2013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方案, 2014—2020年欧盟继续对谷物、乳制品、牛肉3大类8个产品实施价格公共干预政策, 对食糖、猪肉、脱脂奶粉等产品通过特定条件下补贴私人储备进行价格干预。随着我国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发生阶段性变化并越来越高于主要出口国, 由于缺乏相应的关税保护, 近年来主要农产品进口税后价格低于收储价格成为常态, 进口天花板效应使得这些政策失去了“低吸高出、吞吐储备、稳定市场、发挥托底作用”的运作环境, 使得本应该在特殊情况下才启动的措施变成永久性措施, 造成“边收储边进口”、“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美国起诉我国三大主粮国内支持政策不合规, 挑战的主要是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调整政策、降低价格也面临着艰难抉择。在进口税后价格低于政策性收储价格、也就是低于成本价的常态下, 市场定价就是内外价格并轨, 就是降价, 这意味着国内市场价格低于目前的平均成本, 这将给国内农业发展和重要农产品基本供给保障带来长期挑战。
  二、开放视角下我国农业供给侧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 价差驱动下的“非必需”进口大量增加, 给农产品总量和结构平衡带来挑战
  适度进口是我国国情决定的必然选择。新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适度进口。由于受入世承诺约束, 我国农业保护和进口调控手段严重不足, 近年来在内外价格倒挂情况下, 大宗农产品进口动力强劲, 进口过度问题凸显, 超过正常产需缺口之上的“非必需”进口大量增加。在国内产需存在缺口、国内生产总量没有超过需求总量的背景下, 近年来我国大宗农产品出现库存积压和“卖粮难”, 其原因主要不是生产过剩, 而是过度进口。
  过度进口是造成当前大宗农产品过剩和库存积压的主要原因。目前三大谷物进口量仍维持在关税配额量之内, 但大麦、高粱、木薯、玉米酒糟 (DDGs) 等玉米替代品进口量增长迅速。按照我国传统的粮食口径, 将大豆和薯类进口计入粮食范畴, 2012—2015年, 我国每年粮食产需缺口约为5000万吨, 但净进口量在8000万吨到1亿吨, 4年累计过度进口1.5亿吨左右。2016年我国粮食产量6.16亿吨, 消费量 6.7～6.8亿吨, 进口1.14亿吨, 过度进口仍在 5000～6000万吨。年度供需难以平衡, 就不可能有空间来吸纳释放的库存, 这给粮食去库存带来了很大压力。粮食以外的棉油糖进口过度问题也比较突出。我国棉花和食糖年产需缺口均在 150～300万吨左右, 但2011—2015年我国累计进口棉花和食糖分别为1800万吨和2000万吨, 分别超出正常产需缺口1000万吨和600万吨。2014年棉花实行目标价格政策后, 棉花市场价格下跌, 棉花进口下降, 但棉纱进口增加, 综合考虑来看棉花棉纱过度进口问题仍比较突出。油菜籽和植物油进口也存在过度问题, 导致近年来收储加工的菜油大部分积压在库, 2015年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不得不做出较大调整。进口过度给农产品总量平衡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进口过度和非必需进口的大量增加, 也是国内农产品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从直观分析来看, 我国进口最多、占比最大的是大豆, 而国内生产积压严重、库存较大的主要是玉米, 进口与国内供给侧结构失衡关系不大, 但考虑到粮食产品间在种植和消费上存在的替代性, 深入分析来看, 进口过度对造成供给侧结构失衡作用显著。进口过度不可能是所有产品进口都过度, 必然集中在那些竞争力相对更弱、保护和支持水平相对更低的产品上, 由此引发的不同产品生产过剩程度也必然不尽相同。就耕地等农业资源用途替代性而言, 多种大豆可以减少玉米种植, 而且可以优化农作制度、有利于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大豆和玉米单产测算, 如果增加2000万吨大豆种植, 就可以减少6500万吨左右玉米产能,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手段来调减2000万吨大豆进口。我国历史上大豆最大播种面积达2亿亩, 按当前单产水平计算, 总产量可达2500万吨。如果没有过度进口的影响, 当前大豆产量达到3000万吨是比较合理、可行和可持续的。事实上, 入世之初我国就实施了大豆振兴计划, 但在进口影响下收效甚微。目前形成的产需缺口不全部是硬缺口, 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过度进口造成的。过度进口导致国内大豆生产的停滞和减少, 从而增加了玉米生产过剩压力。就农产品消费替代性而言, 大麦、高粱、DDGS和干木薯等玉米替代品进口过快增长, 减少了玉米消费、加剧了玉米库存积压。2010—2015年, 每年玉米替代品进口量由1128万吨增至3745万吨, 年均增长27%。2016—2017年, 在国内玉米供大于求、库存严重积压情况下, 玉米替代品年进口量仍达2200万吨。
  非必需进口大量增加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带来了挑战。从2014—2016年三年平均看, 我国粮棉油糖播种面积占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0%, 蔬菜、中药材占比分别为13.2%和1.3%, 茶园、果园面积分别相当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7%和7.8% (4) 。在粮棉油糖普遍受到进口过度影响而库存积压的情况下, 粮棉油糖大宗农产品类别之间的结构调整几无余地。如果将一小部分用于粮棉油糖大宗农产品生产的耕地资源调整到蔬菜、水果、茶叶等小宗、特色作物生产上, 这将对小宗农产品市场稳定和供需平衡带来巨大甚至灾难性的影响, 大宗农产品调整到小宗农产品生产的余地也非常有限。大宗农产品非必需进口大量增加对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挑战是巨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乳制品和肉类产品进口呈快速增长势头。畜产品进口与饲料粮进口具有强替代关系, 随着饲料等养殖成本的上升, 畜产品进口规模将持续增长, 将对我国农产品总量和结构平衡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造成进口过度的直接原因是内外价差扩大, 根本原因在于基础竞争力先天不足和保护调控手段后天缺乏。内外价差扩大是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基础竞争力先天不足的必然表现形式。
  (二) 进口价格“天花板”效应不断增强, 给产业发展动力换挡和农民增收带来挑战
  随着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和进口量的增加, 进口对国内价格的抑制和打压作用越来越显著, 即进口价格的“天花板”效应不断增强。近年来国际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处于下行周期, 农产品价格已跌至2010年以来最低点, 这进一步增强了进口对国内价格的打压作用。
  近年来内外价差扩大成为常态。在我国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日益接近日本、韩国、瑞士等国的同时, 由于缺乏这些国家所具有的数百上千关税水平的保护, 大宗农产品进口税后价低于国内成本价成为常态。棉花、食糖成本价已经常性高于配额外进口税后价;玉米成本价在一定时段已高于配额外进口税后价, 高于替代品进口税后价;大米、小麦成本价目前尚低于配额外进口税后价, 但空间非常有限。
  进口价格打压使得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不得不调整, 玉米种植收益大幅度下降。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是根据国内“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或“生产成本加基本收益”的原则确定的, 实际上是保证种粮务农者最基本效益的一个托底价格。这些政策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目的是为了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保障市场稳定和生产者最基本收益。这些政策在现实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受进口价格“天花板”效应的作用, 这一政策难以持续而不得不进行调整。
  价格打压使得许多重要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跌破生产成本。2012—2016年, 国际棉价持续低于国内生产成本。2014年价格政策调整后, 受低价进口棉打压, 国内棉价大幅度下跌至低于成本价格的14000元/吨左右。国家对新疆棉区实行目标价格政策, 2014年目标价格为19800元/吨, 新疆棉区需支付的价差补贴达5800元/吨左右, 财政负担大。2015年和2016年目标价格分别下调为每吨19100元和18600元, 但每吨价差仍高达5100元和4600元。除新疆外, 黄淮海等棉区实施2000元/吨补贴政策, 但市场价加补贴仍低于成本, 导致棉花生产连续5年减产。2014年我国食糖价格下跌至每吨4450元, 低于5164元的成本, 糖企全面亏损100亿元。2015年糖企为降低进口影响实行行业自律, 价格稳定在5350元/吨, 糖企减亏至18亿元, 但蔗农因甘蔗价格下调净收入减少80亿元, 植蔗积极性下降。
  长期来看, 国际进口价格对国内价格的打压作用、抑制作用将持续存在。在开放条件下, 进口税后价就是国内价格的“天花板”。只要国内价格高于进口税后价, 进口就有动力, 最终使得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趋于一致。而国际价格取决于主要出口国的商业农场的生产成本。一个产业没有合理的价格获得基本的利润, 产业发展就缺乏必要的激励和动力, 就不可能持续发展。受价格下跌影响, 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2012年以来, 我国棉花、糖料的播种面积持续大幅度下降, 2017年全国棉花和糖料播种面积分别比2011年下降了35.9%和13.8%。由于国内原奶销售困难、奶价下跌, “倒奶”、“杀牛”现象层出不穷且日益加剧。如果说大豆等个别产业受到进口冲击后, 还可以通过调整结构、腾出资源改种其他作物来减缓其实质性影响以及对农业的整体影响, 那么在大宗农产品大范围受到进口影响的情况下, 农业调整结构余地有限, 进口冲击和影响带来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
  (三) 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对国内影响加深, 给国内市场稳定和产业安全带来了挑战
  近十多年来, 国际农产品市场受气候变化、生物质能源、投机资本等非传统因素的影响加深并呈现不确定、波动性和风险性加剧态势。生物质能源发展不仅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非传统需求, 而且打通了粮食市场与能源市场的价格通道, 使农产品市场受能源市场的影响不断加深;国际投机资本在农产品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大进大出, 大大增加了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极端气候导致农业灾害频发多发, 直接影响农产品生产和供给的稳定。自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以来, 国际农产品市场已经历了3次较大波动, 波幅加大且频率加快。
  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 农业组织化程度低, 农产品供需平衡脆弱。在两个市场深度融合背景下, 国际市场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更加广泛、充分和直接地传导到国内市场, 给我国国内市场稳定和产业安全带来了挑战。一方面, 使得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波动周期缩短、波动加大、农产品市场调控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保持国内生产和市场稳定难度加大。另一方面, 大大增加了企业开展生产经营的风险, 使许多中小农业企业面临生死考验。随着大宗农产品进口范围和进口量不断扩大, 国际市场的波动性、不确定性、风险性对国内生产和市场的传导和影响将进一步加强。
  三、开放条件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兴旺是首要。我国农业承担着粮食安全、农民生计等重要基础功能, 确保农业健康持续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开放条件下, 我国大宗农产品不具有比较优势, 市场配置资源方向与我国农业定位不一致, 给农业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阶段性问题和挑战, 必须高度重视, 积极妥善应对。要基于我国农业已高度开放的现实, 调整政策思路, 突出着力点, 努力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农业产业经营体系和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 最大限度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确保开放条件下农业产业安全。
  (一) 建立健全开放型农产品调控体系, 确保生产、需求、进口三元平衡
  我国农产品市场已高度开放, 进口不再是限于品种调剂和余缺调节, 而是供给的重要来源。这是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常态。过去讲“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供需处于紧平衡”, 都是从两元平衡的角度来说的。开放条件下, 实现农产品总量平衡要有全球视野, 要适应开放新格局, 调整总量平衡思路, 变保障产需两元平衡为确保生产、需求、进口三元平衡, 确保国内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相衔接, 国内生产力布局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相匹配, 国内供需趋势与进出口增长相协调。要创新农业发展模式, 变需求导向和追求数量增长发展模式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导向和追求内涵和质量的发展模式。要根据“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及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需要, 结合粮食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建设, 在综合考虑保障基本供给、确保农民就业增收、适应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满足气候生态多样性和合理农作制度需要等方面因素基础上, 确定大宗农产品合理的生产指标, 明确粮食和重要农产品需要确保的基本面积和基础产量。要根据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 建立健全与三元平衡模式相适应的进口调控体制机制。要在明确国内基础产量和准确把握需求的基础上确定进口的合理规模、结构和调控目标。要明确职责、明确手段, 有效统筹国内生产和进口需求, 确保进口适度、适当、可靠, 确保进口不给国内产业带来冲击、不会削弱国内粮食基本供给能力的保障。要着力更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 加强对农产品贸易的战略规划, 努力构建持续、稳定、高效的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
  (二) 建立健全开放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 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
  开放型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目标是要保障农民种粮务农有收益、有积极性, 保证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价格竞争力。在缺乏关税保护情况下, 加强我国财政支农力度更具重要意义。从我国大宗农产品基础竞争力实际出发, 从国内生产成本与世界主要出口国差距扩大的趋势出发,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的支持力度, 有效降低或弥补生产成本, 确保国内生产的产品与进口产品在公平基础上竞争。调整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 开放条件下市场定价实际就是国内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并轨, 在价格倒挂形势下意味着降价, 这有助于增强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竞争力, 有助于减少库存压力、减小进口动力, 但市场定价将使得国内价格低于生产成本, 这导致生产亏损和不可持续。价格政策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价补有机统筹, 在于近期与远期、去库存与保基本、收入与就业的平衡兼顾。加大农业农村金融政策制度创新, 着力解决农业农民缺少金融和保险服务、金融机构缺乏支农助农动力这个问题。要强化制度安排, 明确金融保险部门支持粮食生产的责任, 切实加强金融保险对粮食和农业产业的支持。针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剧和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快速增长的现实, 特别注重在多双边农业贸易谈判中切实保护好现有的农产品关税政策和国内支持政策空间。
  (三) 建立健全开放型农业监测预警体系, 维护农业产业安全
  强化对大宗农产品国际市场的监测、研判和预警等基础性工作, 及时跟踪重点国家、重点市场、重点品种的农产品供需和贸易动态, 加强公益性信息服务, 切实提高国内农业企业应对国际市场波动和风险的能力。着力健全完善贸易救济制度, 明确重要农产品基础进口量和启动保障措施的进口增幅触发标准, 建立公开透明的刚性触发启动机制, 在产业受到损害和损害威胁时采取“两反一保”贸易救济措施, 通过征收额外关税确保国内产业的合理利润空间。鉴于相关产品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 应设定同类产品进口总量和各品种进口量的触发标准, 当总量增幅达到触发水平时所有同类产品进口均需征收附加关税或进行限制, 当任何一个品种进口达到触发水平时对该品种进口需征收附加关税或进行限制。
  (四) 建立健全开放型农业贸易和投资体系, 提升农业国际化水平
  我国果蔬、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占国内总产量比重小、占用国内农业资源有限, 但对特定地区和相关产业的农民增收非常重要, 在当前优势农产品出口面临价格竞争力下降、国外壁垒增加的形势下应加大出口促进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农产品出口的增值增效作用, 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加强农业贸易促进体系建设, 形成一套机构完善、功能齐全、手段灵活、服务高效并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规则的农业贸易促进体系。
  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 通过支持出口示范基地建设、品牌创建、国际认证、互认合作以及公共品牌宣传推荐等促进活动树立优质农产品形象, 打造国际品牌, 促进形成一批农产品出口龙头企业和一批拳头出口产品。
  强化农产品对外营销促销, 打造国际品牌农业展会, 引导企业和协会有效参加国际展会, 支持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着力更加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 推进战略性农业国际合作, 在坚持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的原则下, 结合一带一路战略, 抓住重点环节, 突出重点领域,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务实稳步推动农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