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祥等: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传统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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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祥 华霄珂（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注重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展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减贫道路。沿着中国特色减贫道路，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成就的取得是与这条道路蕴含多重传统文化底蕴的思想特质分不开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典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十八大以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脱贫攻坚举措，助推我国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一、现实考量：脱贫攻坚因民之利
  民之所需，必有所应。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执政者必须要考量的现实问题是通过“制民之产”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并将此视为王道政治的基础。在传统执政理念当中，为政就是为民众创造丰裕安宁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把民众对发展生活的追求作为施政的目标，而满足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则可实现“惠而不费”（民众得利而社会和谐）的治理成效。因而，不断创造条件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则还成了儒家最基本的施政纲领，为此还提出了诸多政治主张。孟子就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而要贯彻这种主张，则就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教化民众，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黎民不饥不寒”，以实现王道政治。在孟子看来，顺从人民对物质利益的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具体措施实现该目标，就推行了社会安定有序的王道政治。儒家眼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老幼有所养、生产得发展、社会很和谐、人们之间讲文明的美好社会。所以，为政者要从“民之为道”出发，将“制民之产”作为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实路径，通过有效的施政措施满足民众对生活的基本而普遍的要求，才能保证人们遵从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儒家肯定人民对幸福生活向往的正当性，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过上殷实的生活是人民普遍的愿望，所以，作为社会管理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即要从民众的愿望诉求出发，确立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追求幸福是中国梦的重要维度，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是为每个人实现自我发展和奉献社会创造更多的条件，为社会所有成员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使大家都能享有梦想成真的人生机遇，最终使发展成果更广地惠及所有人，使大家都能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多次强调了推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大脱贫投入，多措并举创新扶贫方式，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当前，凝神聚力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的冲锋号早已吹响，可以预知的是，随着攻坚目标的逐步实现，中华民族将在整体上消除绝对贫困，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各种设想都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明进步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在人民的生活中。
  民为邦本。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的衣、食、住、行、用、就业及子女教育、就医等生产生活问题，始终强调要继续不断关心帮助贫困群众，让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广泛地普及更多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援引《说苑·政理》中的古训指出：“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困难群众生活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指针，满足人民对更好教育、更稳定工作、更满意收入、更可靠社会保障、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居住条件、更优美环境的追求，成了他工作一以贯之的主线。没有农村和贫困人口及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论述中，“两不愁三保障”成了最贴心的内容。也正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社会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把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际出发，注重激发内生动力和解决制约脱贫的突出问题，正朝着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全面小康稳步前进。
  二、施政举措：扶贫扶志富教结合
  传统政治理念反对“不戒视成”与“不教而杀”，提倡发展生产与教化民众并举的施政举措。《论语》中记载有孔子“庶、富、教”的思想。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口众多的地方或国家，一定要在民众物质生活得到发展的同时突出教化的重要性，引导民众趋礼向善、尊德励行。孟子把“教”与“不教”放到了人禽之别的高度，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要接受教化，导民成为识礼义、知廉耻、懂爱心、有情感的人。荀子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而“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则都是施政的当然之举。《郭店楚简·尊德义》中也认为：“为政者教导之取先”“先人以德，则民进善焉。”物质发展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基础，儒家主张在物质富足后要及时施行教化，其中的缘由则正如孟子所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而要教化的内容则主要是引导人们知晓人伦通达仁义，最终达到敦伦化俗的成效。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儒家最为重视教化，荀子的“化性起伪”之说专门论证其间的道理。荀子认为“注错习俗之所积”是普通人和圣贤差别的原因所在，他认为人与之的差别就在于包括教化在内的一系列后天环境的综合影响，人在道德上的完善有待于人发挥自觉能动性以习染道德礼义，圣人和普通人的差别就在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与否以及程度大小。这样的政治理念则告诉今人，只有坚定信心、发扬自力更生、勇于拼搏的精神，立志摆脱落后思想的束缚，主动行动起来，激发内生动力、主动向学、主动作为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执政宣言，通过实实在在的脱贫攻坚不断变成了现实，形成了一系列减贫致富的有益经验。如强调不仅要从物质方面帮扶贫困群众，更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发群众的向上动力，让贫困群众以更加振奋的精神状态实现自我革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进而实现真脱贫。在具体工作中，则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并重，多措并举激发群众宁可苦干也不苦熬的觉悟，使贫困人口摆脱“等、靠、要”的落后意识，通过激发他们形成“飞”的意识进而促成“先飞”的行动。在众多的减贫举措中，通过教育以斩断穷根有着根本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贫困地区孩子教育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此外，不断激发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通过“授之以渔”，激发贫困地区和人口通过多种措施和发挥自身主动性来实现脱贫奔小康。
  “富教结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一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就一再强调要改变实际工作中一味从外施力的老办法，他批评在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积极性和激活内生动力上工作不扎实的种种表现，强调不能简单给钱给物，要在“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上下功夫，激发群众“我要脱贫”的昂扬斗志，变向贫困地区和人口“输血”为“造血”，以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通过移风易俗培育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他十分重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倡导勤劳致富，强调引导贫困地区群众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自觉承担家庭责任，发扬孝亲敬老的民族传统美德，注重引导人们自力更生、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也正因此，常态化的教育宣讲和物质奖励、精神鼓励等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可以激发群众比学赶超的志气，提振他们的精气神。要建设文明乡风，就要重视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注重发挥扶贫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的有益作用，多措并举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树立文明新风。这些论述突出强调了在帮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过程中，通过教育引导激发内生动力，更好地发挥外部作用，引导广大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同奔小康的重要性。
  三、核心要义：共建共享天下一家
  传统文化中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训教，守望相助也因而被视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此影响下，在对待财富问题上还形成了具有原始“共享”色彩的思想主张。儒家就有“均贫富”的社会主张，认为治理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即将财富分配不均视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认为要能协和众人使之生活都有所依靠，就可以避免贫富分化，进而各人都各安其业，社会就不会有危乱发生。《论语》中记载子华出使齐国，“冉子为其母请粟”，“冉子与之粟五秉”，也正因此，冉子受到了孔子的批评，孔子继之还讲了“君子周急不继富”的名训。在这个故事中，孔子并没有同意为公西华母亲赠予物资的请求，反倒为冉子的自作主张多有不满。因为，在孔子看来，公西华一家当属富足之户，为这样的家庭赠送物品只是锦上添花，而君子所更应做的是雪中送炭，也就是救济贫苦人家。进一步讲，孔子认为财富应在社会范围内调剂，而不能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现象。《论语》还载有孔子给他的家宰原思“粟九百”的故事。故事中，孔子给了他的家宰九百粟，而身为家宰的原思推辞不要，孔子“以与尔邻里乡党乎”劝他收下，认为可拿这些粟来接济乡邻。这句话虽然与前述略有不同，但都较为委婉地表达了希望能够使财富为更多人共享、共有的理念。
  儒家倡导人们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地关心他人、扶助他人，从自家到邻里、再到社会、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充满关爱的和谐而又稳定的社会。是故，孔子对那些为富不仁的行径大都表示鄙夷。《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帮着大贵族季氏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原因则正是这一做法有悖儒家“均贫富”的社会财富理念。我们知道，社会财富的流动具有聚群效应，最终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孔子那个时代，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更容易获得财富，然而竟然还有人帮着这些人聚敛财富，受到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中有朴素的“共享”“共有”的思想基因。这种社会愿望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有效实践，也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保障。在全面奔小康的征程上，通过消除贫困进而改善民生、走向共同富裕，成为了指导我们行动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在贫困的生活处境中挣扎，此后，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也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的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丰富，而让社会发展成果普惠每个家庭，满足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使全体国人朝着全面小康的目标共同迈进，成为了国家工作的重心。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建设一个让人民普遍享有发展成果的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党忠诚为人民服务的表现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再会有“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不公现象。脱贫攻坚越到最后需要攻克堡垒的难度就越大，就需要在巩固既有成效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发扬钉钉子精神，不可有丝毫松懈、半途而废。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解决突出制约问题”“强化支持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倾斜和扶贫资金整合力度”的原因所在。所以，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减贫事业，制定严明的帮扶政策，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使各方力量协调运转、协同发力，汇聚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推动形成强大攻坚合力，确保脱贫地区和人口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四、价值旨归：力求公正天下为公
  《礼记》构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图景，也是传统优秀文化中的靓丽之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各展其能，人与人之间充满友善，“矜、寡、孤、独、废疾者”均有所养，这成了传统社会理想的最精炼表达和最高价值追求，对今人的影响犹在。在儒家理想社会中，财富在社会范围内加以协调，人们的生活普遍都能得到保障，有学者则还将此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标志”，并进一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共同开创新局面，而天下为公是二者的中介性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施政目标，不断为“天下为公”注入了时代新内涵。共享发展的提出就是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之举，这是因为我们要建成的全面建成小康是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共同富裕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如何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让农村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公平正直历来被视为治国要道，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的核心思想蕴涵之一。“天下为公”和“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的古训也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他还将此与我们国家的制度结合起来，用以宣示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目标。新时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以此考量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及时改革那些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尤其是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政策托底、保护弱势群体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有梦想成真的可能。
  推己及人是中国人的行事风范。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同时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光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推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应对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把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论述中，除对国内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关爱和关心外，他的扶贫论述也体现在他的外交思想中。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期许。中国人民对生活于战火、动荡、饥饿、贫困中的国家和人民怀有极强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也愿意尽自身最大努力为此贡献力量。中国是南南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从不做附加其他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长期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各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和志愿者，同众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工作、共同努力，帮助他们改变命运。同时，中国还致力于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不断夯实国家间共赢基础，把消除饥饿和贫困作为国际交往的道义之一，积极帮助其他国家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倡导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建设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而团结协作，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