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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祥临:中国消除贫困的理论与实践要胜于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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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4 09:5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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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祥临(中央党校教授)

  10月17日是中国第六个扶贫日,也是第2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贫困是“无声的危机”,不仅严重阻碍了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当前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蔓延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但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消除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就在日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阿比吉特·巴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获奖理由是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贡献。结果公布后,收获各方普遍赞誉,也引起对脱贫工作的更多广泛讨论。
  为此,南方经济智库特邀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徐祥临,对诺奖经济学奖获奖理论和中国减贫经验进行比照解读,以飨读者。
  诺奖得主不该抛弃二元经济结构框架
  我个人认为在现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他们三人获得此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就像世界经济学界所评价,他们的得奖体现出如今经济学领域重新重视发展经济学,我对这个思路持赞赏态度。
  特别是这三位获奖的经济学家,他们从书斋里走出来,深入到贫困人口中去做调研、做实验,同时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一些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政策,这些做法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我认为,我们在对这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要避免盲目崇拜迷信的心态。因为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这个共同的目标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更丰富、更巨大的成就。换句话说,如今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高于这三位新科诺奖得主。
  众所周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刘易斯,其获奖的理由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分成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其思路是通过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从而让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后,进入商业运转的状态,即完成现代化。我认为刘易斯的理论框架是科学的,也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
  面对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他们寻求理论创新原本是正确的,也关注到了中国减贫方面的成功案例,但是他们却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彻底抛弃了。我认为他们的理论创新方向是偏颇的。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国情,脱离这个理论原点是不可能科学认识贫困本质的。就像这三位诺奖得主研究贫困问题时所发现的一样:贫困人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富裕的阶层和人口是不一样的,而这就是典型的二元结构。
  我们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把农民组织起来,改变中国贫穷面貌,就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其中一个理论基础仍是城乡二元结构。随着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基本格局,建立了工业化体系,农业、农村、农民也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此之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实践证明新型农村合作体系行之有效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以实干促振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相比之下,诺奖新科得主虽然也意识到了穷人相互帮助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出将贫困人口组织起来这个命题,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从微观层面改造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为了增强他们进入市场的竞争力。和诺奖新科得主的实验相比,中国的做法更高明、更有利于农民,而且能够立竿见影解决贫困问题。
  按照 “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社体系,首先是生产合作,即技术人员指导农民搞生产,使科学技术得到推广;其次是供销合作,购买生产资料,销售农产品;最后是信用合作,把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这三类涉农服务部门整合起来,为小农户提供生产生活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凡是农民的交易行为,包括购买、销售、金融保险等,小农户只要参与进去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且各个生产经营环节上产生的利润通通都归农民,尤其是归种田的农民分享。在这个体系中,企业其实是由农民构建的,所以这个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其中的技术人员、购买人员、销售人员、金融保险人员,都属于农民范畴。这样农民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能得到利益。
  这种合作社架构,其科学性就在于农民手里剩余资金虽少,但穷人多,积少成多。资金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穷人手里的存款余额如果能够完全满足于人民的贷款需求,而且还有剩余,那穷人就可以通过组成合作社掌握金融资本,其产生的利差也都归在合作社社员分享,尤其让贷款的社员分享,这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清远农村综合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远市所辖英德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和连樟村视察调研,听取广东省推动粤东粤西粤北脱贫攻坚和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汇报,对当地的做法表示肯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要更大一些,措施要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
  首先,我认为清远农村的综合改革,在中国的农村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但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当年是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土地产权是有欠清晰的。
  清远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之间明晰土地产权,把土地所有权明确界定为在村民小组,同时在村民允许的前提下允许个别村的土地归行政村,从而解决了农村改革以来土地产权不清晰的问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势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
  由此,贫困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清远的贫困村也得到较好的发展。曾经的广东省定贫困村叶屋村,从2009年开始改革,从整治承包地细碎化入手,完善统分结合的土地承包制度,从之前人均收入3000块钱不到,2010年当年就变为收入过万,到2015年人均收入已达到2.5万元左右。
  在金融方面,我曾在2013年底时建议清远佛冈县龙塘村从信用合作起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即把本村农民的资金由干部带头存到信用合作部里,然后在本村发放贷款。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信息充分对称,能有效防范不良债权债务问题。实践证明,该村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坏账问题,同时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也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利差也都由农民分享。
  从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在解决贫困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成果。在新时代,如果要进一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就要用以上所讲的合作社等方式。但今年的诺奖得主所提出的理论,无法把穷人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从而跟城市资本形成平等的竞争格局。
  所以我认为,这三位诺奖得主对于如何破解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首先忽视了基础理论,在发现了一些具体现象后,也并没有形成把穷人组织起来从而消除这些不合理现象的思路,而是以城里人的角度进行居高临下的指导,这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并且成本很高。

粮农智库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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