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会加剧全球不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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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丽（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类已经步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正在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一种组织化的超级权力的兴起，强化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遮蔽，隐藏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新形式的数字异化再生产着阶级冲突和不平等的同时，也以对平等数字权力的拥有这一假象掩盖了当代全球社会中的劳资对立和阶级冲突。
《学术前沿》特邀请相关领域权威专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在阐释数字资本主义在引发社会与技术巨变，带来时空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革的同时，也深刻剖析了大数据时代技术、资本与全球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使我们更为理性地面对人类的解放和未来。
  Q、大数据时代中的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有何影响？
  A1、数字资本主义在引发社会与技术巨变，带来时空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革的同时，也体现为大型跨国科技巨头实力的增强，以及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2、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使得技术具有了一种超级权力，它可以使人类生活更自由、更便捷，也可以使得人类与其真实的生活世界日益疏离，并最终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沦为资本再生产的手段；
  3、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物化的新形式和剥削的新形式已然出现，并造成数字资本主义对真实社会关系的遮蔽。
  Q、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遮蔽指什么？
  A1、数字化劳动建构自我和消费自主的假象遮蔽了物对人的权力掌控；
  2、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界限被模糊，网络的丰富性和民主假象遮蔽了交换价值是基于使用价值的事实；
  3、技术与资本结合，在营造文化自由、消费自由的假象的同时，也遮蔽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遮蔽了阶级关系和剥削。
  Q、政治经济学批评视角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化时代人类的生存现状及未来？
  A1、马克思对技术和社会辩证关系的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技术、知识、资本、权力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技术拥有开启人类自由发展，以及很大程度减少劳动时间以服务于艺术及科学发展的可能性；
  2、马克思对商品形式和资本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解蔽数字化时代物的权力对人的真实社会关系的种种遮蔽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看到技术之于解放的潜能；
  3、最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使我们重新思考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重要性。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批判逻辑，对数字异化社会的克服，将意味着劳动从商品生产的限制中获得解放。
  大数据与数字资本主义
  伴随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通信业的崛起，大数据、物联网、5G技术等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未来可能性的认知，数字化技术正在为人类展开一幅智能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物质和精神需求多样化满足的美好画卷。与以往时代相比，人类已经步入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而计算机互联网是基于数据在运转，数据的量、速度和丰富多样性都已经增长到相当的程度，算法和数字机器正在不断地产生、收集、储存、加工和评估大数据，并作出决定，所有这些正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解放和变革。
  然而与此同时，人类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数字化时代人类如何工作和生活？如何以全新的方式理解眼前的世界？如何接受和面对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被不断虚拟化的新的生存现实？特别是当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以及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人类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就是席勒（Dan Schiller）所言的特殊品质的数字资本主义，其典型特征就体现为“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数字资本主义在引发社会与技术巨变，带来时空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变革的同时，也体现为大型跨国科技巨头实力的增强，以及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影响下，网络信息系统已经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社会目的，电脑网络为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某些特权群体中培养与深化用户至上主义，以及赢利至上主义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手段。除此之外，这种巨变还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全面市场化。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牟利手段，将人类生活置于一种以技术至上为表征的特殊市场逻辑之下。用席勒的话说，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电脑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广义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这一体系的代表，而且也在影响着该体系的结构与发展。
  概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其广阔而丰富的社会背景，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而且还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等。如果说新自由主义的商品化，以及包括数据和通讯在内几乎所有一切的私有化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底色的话，监视工业复合体（surveillance-industrial complex）的出现则构成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复合体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伴，更进一步促进了以猜疑、竞争和个体化为特征的控制文化的流行。简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都与经济利益和政治控制的目的紧密相关。各种数据和用户的行为被商品化并用以积累资本，秘密服务和警察意在进入大数据流以确保数据和社会安全的同时，也把监控功能部分地外包给私人安全服务，并使得监控功能沦为赚钱的生意；在监控工业复合体中，监控资本和监控式国家融为一体，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ETICA）往往成了为超级权力和大资本家的生意服务的工具。
  在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中，技术本身是一个影响人与世界互动方式的高级系统，它需要与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视野相联系，需要反映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因此，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本身定义的是一个社会技术视角下的世界，其中人类的进取心或劳动力，需要且渴望得到技术的无缝支持，传感器、网络、计算程序和网络坐标等人工制品的系统整合越来越适应人类需要。自适应技术出现并变为日常现实，塑造并重新定义了人类与自然（世界） 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人机共生技术，人类与技术的附属物相互交织并内嵌于其中，这也使得自动化控制的可能性和主体的进一步物化变得更加明显。
  按照哈维（David Harvey） 的分析，这种物化是人类血肉之躯融入资本机器内部功能体系的结果，也是新自由主义面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政治危机的反应。也就是说，为应对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危机，资本积极寻求一种格外重视智能与创新的新型发展策略，其中，新兴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新兴技术的运用，实现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融合，新形式的剩余价值被榨取。死劳动与活劳动的融合，一方面，降低了资本流通成本；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把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个人数据的监测和采集，消费空间与消费方式的限定和控制，以及情感的技术扩增与捕获，所有这些对日常活动的真实吸纳都确保了资本的统治权力。
  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一方面，使得技术成为资本用来摧毁所有限制生产力进步、需求扩张、生产多样化的一切藩篱的革命性力量；另一方面，在不断克服物质条件限制的障碍中，这种“革命性力量”也越来越依靠社会人与技术的融合，进而为创造新的商品和拜物教形式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技术与资本的深度融合使得技术具有了一种超级权力，它可以使人类生活更自由、更便捷，也可以使得人类与其真实的生活世界日益疏离，并最终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沦为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以社交网络平台为例，社交网络平台似乎给个人表达意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是个人创造力的意识形态表达。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象，在数字技术的客体化和主体化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方面，社交网络平台的运转逻辑是基于工具理性；另一方面，社交网络平台又受主动玩乐劳动所驱使。这种异化形式的结果就是福克斯（Christian Fuchs） 所说的“人类创造力的总体商品化”。在这种所谓“人类创造力的总体商品化”的景观中，数字资本主义和算法权力（algorithmic power） 将导致社会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商场，在其中，人们被无处不在的端口所定位， 人类社会被无所不在的商业逻辑所殖民。由于数据使用上的所有权和数据控制，数据商品化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的出现，以及互联网剥削倾向的加剧。换句话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物化的新形式和剥削的新形式已然出现，并造成数字资本主义对真实社会关系的遮蔽。
  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遮蔽
  在大数据社会中，使用工具理性逻辑来计算人类需要的算法能够使得人类行为和作决定日趋自动化，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被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所营造的技术世界所遮蔽，技术与资本携手，不但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化的流行，而且也为超级权力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除了商品拜物教，人类正在面对的还有技术拜物教。在过去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的地方，现在相反，变成劳动条件使用工人。简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自动化逻辑和商业化逻辑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技术异化的风险，而且也使得数字资本主义的真实社会关系被遮蔽，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劳动建构自我和消费自主的假象遮蔽了物对人的权力掌控；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界限被模糊，网络的丰富性和民主假象遮蔽了交换价值是基于使用价值的事实；技术与资本结合，在营造文化自由、消费自由的假象的同时，也遮蔽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遮蔽了阶级关系和剥削。
  自我的建构是在文化意义上提供有关自我的理解，是个体与他人或其自身进行的互动，数字化时代，自我建构的这种对话性特征正在通过数字技术得到强化。经由训练并结合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人们越来越精通于表现自我。通过将数字事物视为一种说服、表露、增强与传送的手段，并将其理解为是主体化的过程和表现，数字技术在交互性行为中的运用使个体相信他们正在成为自愿且有能力自我治理的主体。简言之，数字技术使得主体得以个体化，得以呈现自我，并使得主体产生有了数字技术就可以建构并展示个体性的幻象。正如同自动化技术被嵌入到合理化之中，数字技术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嵌入到了个体化之中。在这种数字化交往中，主体受消费世界“诱惑”，在数字的舞台上表现自己。
  主体的需求和情感表达都浓缩在一方小小的屏幕上，屏幕背后是由新的信息数据产业制造出来的欲望和需求的虚拟世界。数字的“自我”沦为商品的同时，主体也日渐失去对数字化自我的控制，主体不但不再能够掌控借助于脸书（Facebook） 、推特（Twitter） 、博客（Blog） 等数字表现行为条件而表现出来的“自我”，而且还不得不依照他人对自身的期待审查自身的思想与自身的形象。主体不仅失去对数字自我，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控制，而且随着数字技术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的加强，支配资本主义霸权运转过程的准则和等级制度似乎越来越隐秘，这也使得资本主义的运转过程本身变得日益诡秘，似乎一切都只不过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此外，数字化劳动也正在模糊闲暇与劳动时间的界限，网络的丰富性和民主假象遮蔽了交换价值是基于使用价值的事实。关于“数字劳动”，存在多种不同角度的定义，但不管怎样，学界普遍认为，“数字劳动”范畴极易模糊劳动和生活、工作和娱乐之间的界限，斯迈思（Dallas Smythe） 则进一步把数字劳动上升为意识工业来加以理解。根据斯迈思的论述，基于光谱（频谱） 的无线技术的发展能够克服将工作场所与娱乐场所分开的时空障碍，人们能够随时随地平等地获取网络，并通过网络获取任何需要的数据和信息。网络的繁荣与民主假象遮蔽了交换价值是基于使用价值的事实，这一点通过斯迈思的“意识工业”和“受众商品”概念能够得到较好理解。所谓“意识工业”，在斯迈思那里主要是指一种强调生产性接合的通讯能力和对意识本身的全面管理的联合体系，意识工业的操作，拥有不断演化的技术和物质基础，经由对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的资本主义运用所创造。
  意识工业的生产能够一般而言地再生产工资关系，通过强迫消费者返回工作以便消费通过自愿而不断扩展的大量商品，而且经常是无意识地、不知不觉地接受更多新的需要。在斯迈思的论述中，作为商品的受众至关重要。在商业广播模式中，受众参与到消费的必要劳动中，并对商业信息作出反应。通过提供这种免费的服务，受众向自己和他人推销商品和服务，从而为媒体资本主义工作。在此过程中，受众为广告商所付出的免费劳动从总体上确保了商品的销售和消费，但由于这种免费劳动隐藏在娱乐、闲暇的表象背后，因此，受众对网络技术之民主潜能的幻想就很容易遮蔽一个事实：在传播资本主义中，讯息的交换价值压倒了使用价值。换言之，伴随数字网络技术对我们生活的不断媒介化，一种隐形的数字监控已经悄然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但处于这种隐形数字监控中的个体沦为无偿的文化劳动力，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日益面临沦为资本循环工具的危险。
  伴随个人信息的经济效应的不断提升，移动数字媒体带来了各种形式的有偿和无偿数字劳动力。数字和网络媒介所生产出的爆炸式的个人化信息在使网络具有前所未有的能量的同时，也使得网络最基本的特征即匿名性发生改变，由海量个人数据释放出的信息洪流，促使人们在线上和线下的身份相融合，个人化和普遍连接相互并存，这不仅带来了个人数据在质量和数量上成指数倍数的增长，也使得这些数据被用户和位置（主要是通过流动服务） 自动索引成为可能。简言之，数字媒体正在把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转变成信息循环过程中的无数节点，数据的个人化和普遍化共同促使日益扩大的信息循环成为资本矢量扩张和强化的来源。
  最后，数字化技术所营造的文化自由、消费自由的假象遮蔽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与一般产品相比，数字化、智能化产品更加“简化了消费的复杂性”，把消费从物质性（materiality） 向信息（互联网） 转变，从拥有（ownership） 向获取（access） 转变，在这种“简化”（simplicity） 背后，是一种劳动分工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后果，工人只是在市场上遭遇生产对象，而生产出这个商品的工人在市场中却越来越无处可寻。如果说一般产品的使用和消费仍然需要个体居于一个集体性决定的公共空间之中的话，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的用户则在文化自由、消费自由的假象中模糊了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传统区分，并向私人性空间撤退。随着日常生活数字化的扩展，在商品中看到劳动变得越来越难，劳动在观念层面“消失”，并且似乎日益被消费所取代，这正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虚假关系形式所替代。
  随着商业价值逐渐支配其社会价值，商品也似乎超越劳动关系而具有了某种独立性。现实中，作为超越性而呈现的，就是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缩减为商品化过程。商品拜物教所暗示的是，商品化越是成为社会的支配性逻辑，劳动的作用越被隐藏在商品的象形文字之后。然而，说到底，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的本质仍然是商品，而且是一种被批量生产的商品，其价值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它是被生产用于交换的对象。不论它在文化的层面上呈现何种自由的表象，它仍然是一种商品，并由此仍然是劳动力的体现，它已经被资本所占有，为私人积累的目的服务。不论数字化产品的设计如何体现对差异化需求的尊重，这里所尊重的差异仍然只是表面上的差异，它以人们需求的差异化遮蔽了最为首要的阶级差异。不论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变得多么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的制度背景下，它也只能是继续扩大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经济分工。
  在《资本论》第一卷题为“协作”的章节中，马克思揭示了对工人之间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封闭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必要前提。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只要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他所能占有的就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他所能出卖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 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这样一来，经由工人协作劳动所形成的集体生产力获益的结果，由工人合作性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却被视为由资本本身所创造。特别是伴随机器的采用，技术的进步，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进一步化身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 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 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
  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我们在数字化经济的发展中所看到的，并非生产被消费的简单接管，技术也并没有取代工人合作性的劳动，因为技术仍然是劳动的产物，只要存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只要存在劳动者和不劳而获者之间的区分，技术就只会强化这种矛盾。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面的巨大进步被限制在少数人手中，服务于资本增殖和私人积累的目的，因此，“尽管机器从技术上废弃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这种旧制度最初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做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同样道理，数字技术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强化了生产率、劳动分工、剩余价值等许多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和现象，只是由于数字技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而，也就更需要我们在马克思所给出的替代性前景中解蔽数字资本主义，探寻数字化时代人类解放的未来。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类解放的辩证法
  伴随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和塑造，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沿。这种批判性的资源不仅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且更需要从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中汲取灵感和营养。如前所述，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往往被技术与资本携手形成的超级权力所掩盖，真实的社会关系极易被视而不见，因此，仅仅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维度对数字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的回归在数字化时代更彰显其必要。阶级、剥削、异化的主题在数字化时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对于理解数字化时代人类的生存现状和可能的未来至关重要。
  首先，马克思对技术和社会辩证关系的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技术、知识、资本、权力的辩证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和大工业”的章节中，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这也就是说，技术本身既可以被用于改善生产者的劳动条件，减轻生产者的劳动强度，增进生产者的福祉，也可以被作为剥削、奴役、贬损生产者的工具。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对立之根源的揭示，我们同样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一旦根除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由人类的普遍化劳动产生出的普遍化的知识和智力将可以成为生产的直接动力。祛除了资本主义应用的魔咒，人类的知识、交往和技术就可以避免成为异化的权力，进而也就可以成为公共益品并造福于人类。
  因此，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探讨他所处时代的传播与信息媒介，但对技术本身和技术之社会作用的关注一直构成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在马克思这里，对技术发展的社会意义进行认真思考不仅从未缺位，而且事实上恰恰构成其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技术拥有开启人类自由发展，以及很大程度减少劳动时间以服务于艺术及科学发展的可能性。
  其次，马克思对商品形式和资本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解蔽数字化时代物的权力对人的真实社会关系的种种遮蔽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看到技术之于解放的潜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社会财富表现为商品的巨大堆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更是推波助澜，导致了几乎所有一切的商品化，包括交往的商品化。然而，正是在数字化技术所催生的数字化商品及其使用中，我们却可以发现数字资本和数字共享之间内在的矛盾和张力。信息在消费中是非竞争性的，作为一种资源，信息不会在消费中被耗尽，因此，排斥他人获得信息是很难的，信息能够被轻易地复制。如此一来，能够被转变为一种商品的恰恰是一种对抗性的商品（antagonistic commodity） 类型，这种具有内在对抗性的商品能够相对容易地抵抗商品化并能够被转化为一种公共善（common good） ，进而为人类带来一种数字共享的景观和未来。
  简言之，数字资本主义面临着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 和数字共享（digital commons）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发展所形成的总体社会权力与在这些生产的社会条件之上的个体资本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始终在发展，而这种发展也包含了对这种境况的解决，因为它同时也将生产的条件提升到普遍的、公共的、社会的条件。这种转变通过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发展生产力而发生，并且通过这种发展在其中得以完成的方式和形式而发生。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在日益普遍化和加速的同时，“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
  简言之，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在网络化的数字生产力和阶级关系之间存在一种对抗。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创造了新形式的商品化和剥削，以及新的积累问题。不过，数字化信息作为一种商品也内在地具有一种消解商品化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就建立在数字共享和数字商品之间的对抗上。数字化型塑着并被“无产阶级的社会合作和资本的（经济的、政治的） 指令之间的对抗”所型塑。这种对数字化时代新型对抗的理解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于数字化时代劳动剥削的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无产阶级剥削呈现出更多新的形式，包括不稳定的劳动——比如，无酬的实习生的劳动和影子工人（shadow workers） ，这些类型的劳动可能与常见的劳动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同样也在生产价值，而且从事这些劳动的工人们也同样处于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之中。
  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划分，绝不只是与历史无关的给定，其意义是生产资料发展的结果。日常生活作为闲暇时间和劳动时间（或“被异化的”时间）之间斗争的表象背后，是那些已经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摆脱了强迫劳动的人与那些其劳动已经被他人占有的人之间的斗争。这是生产体系发展的后果，在其中，工人失去了对其劳动的所有控制，因为他们必须零碎地把劳动出售给资本家以便获得生存资料。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一切都被置于一种买卖的关系之中。
  最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使我们重新思考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重要性。马克思强调了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进行社会斗争，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论性的，更是实践性的。今天，也有很多关于把数字技术作为社会斗争工具的讨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给出了替代性的前景，即超越利益驱动并聚焦于人类合作的社会制度。如果说在资本主义通过“时空修复”来克服危机的进程中信息技术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是在现实世界历史的斗争过程中，把对真理的追求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统一起来。无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技术呈现了何种人类美好生活的前景，唯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技术增长都从属于利润逻辑，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被资本用来扩展剥削条件，并服务于跨越全球的资本主义的普遍化。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化已经成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场所。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化并不意味着多元和平等，并不意味着已经消除了阶级对立和剥削，相反，数字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使得数字化体现为资本占用劳动产品并将其转变为私人积累工具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被自然化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技术发展的后果；另一方面被用来作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延展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而反对工人阶级。
  如此看来，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摩擦的经济”（friction-free economy） 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因为这一观点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冲突将被取代，阶级差异不再重要，资本将会从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提取巨大的利润，而不必剥削劳动。一些数字化狂热者甚至用世代逻辑取代阶级逻辑，他们指出人们往往会担心信息富裕和信息贫穷之间的划分，拥有和不拥有之间的划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但是真正的文化区分将会是世代的区分。在这种论述中，世代取代了阶级，换句话说，根据世代的逻辑，资本最终“获得其正确”并成功消除所有社会不平等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这幅图景中，生产方式丧失物质形态，并由此似乎消除了私人所有制的阶级对抗，工业体系的垂直等级制似乎已经被水平的数字化交换网络所取代，换句话说，似乎传统的所有权关系已经终结。
  然而，尽管我们可能在观念层面取消所有权，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我们却无时无刻地处于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分工之中。有产者和无产者，被连接的和未被连接的，到处都存在巨大的数字不平等的鸿沟。位于数字资本主义核心的仍然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平等的所有权关系，这里的所有权不是体现在对物的个人性拥有和消费，而仍然是体现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拥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人和那些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其劳动力的人之间的划分仍然构成资本私人积累之可能性的基础，工人所拥有的“自由”仍然只是在市场上“自由”交换劳动力的自由。
  总而言之，数字技术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仅仅沦为资本赢利的工具，而数字资本主义恰恰走向后者，因为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囿于资本主义私人积累和财富增值的限制，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与资本结合，不但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催生出一种以物化、异化为表征的技术自组织的超级权力。这种超级权力的兴起在为那些占据统治优位的阶级带来不断增加的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将其呈现为一种人类的普遍性境况，似乎数字技术人人可得，人人可及，似乎数字技术的普及将会把人类渡向幸福的彼岸。殊不知，这只是数字资本主义所营造的一种幻象，当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仅仅被寄希望于通过日益扩大的网络和连接而实现，数字资本主义所遮蔽的真实社会关系也就被视而不见。
  数字技术的兴起的确给人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以及需要认真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比如，技术、资本与权力宰制的关系，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解为对所有宰制形式和霸权关系的批判，那么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目标也必将是批判宰制，走向解放。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批判逻辑，对数字异化社会的克服，将意味着劳动从商品生产的限制中获得解放，每个人，不只是那些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人，都将能够消除当前在劳动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异化并从工资劳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社会差别将不再导致经济不平等，人的精力将集中在艺术和科学，教育和身心健康。概言之，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终结将允许每个个体充分发展其不同的天赋和才能，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