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乡规民约如何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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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在中国的“乡治”传统中，乡规民约占据重要的地位。北宋时就有蓝田《吕氏乡约》，重道德教化，后经大儒朱熹编考增损，为此后历代沿袭。明代时，出现了乡约讲读制度，不只讲枯燥的国家律令条文，而是辅之以道德事迹、格言谚语，使得乡村民众能喜闻乐见。清代乡村治理继续沿用乡约讲读的方式，虽然基层推行中不免形式化，但仍有不少村民受到教化的事例。
  传统乡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能发挥独特作用，是因为自《吕氏乡约》以来，它就主要是民间性的，是“人民的公约”，是村民族人共同约定的规范，自然认同它，遵从它。同时，传统的乡规民约虽然也不乏惩罚条款，但更主要是“德治”性的规范，德业相劝、患难相助等，包括明清时的讲读制度，都诉诸道德教化，通过内化的道德影响众人。当然，在社会经济层面，传统的小农经济，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及乡村中宗族组织的强大影响力，也是其效力发挥重要的保障。

一

  “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乡村治，则国家安。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乡村的善治、乡风文明的培育得到更多的关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重点强调了村规民约在培育乡风文明中的作用，提出村规民约“全覆盖”。因此，各地出现了制定或修订乡规民约的热潮。但冷静观察后会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明显的是，这些公约既无法接续乡规民约的乡治文化传统，又无法与当下乡村治理有效配合，村民们不知晓，村干部用不上。
  在浙江的一些村庄，虽然有村规民约，但它们流于形式，或者仅仅用于宣传。笔者到诸暨市某村调研，问及村规民约时，驻村干部答称：“村规民约原来也有，就挂在村委会的墙上，但村委会房子修整后就不挂了。我们这村规民约也就是个形式，没什么看的，各个村都一样。村里有些矛盾或者纠纷，还是靠风俗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解决。”该村处于经济商贸发达地区，村民们多从事汽车配件等经营，普遍较为富裕。因此，乡村的公共事务多是围绕着经济商贸展开，村规民约不被重视，并且与乡村治理缺乏有机连接。
  还有些村庄，虽然村规民约等村务管理的制度都有，也有村务公开等配套措施，但被人为操纵，村务公开、招投标都流于形式，导致村干部贪腐屡屡发生未能实现乡村治理的公正。
  也就是说，既有的村规民约仅偏重于倡导、宣传性内容，与村庄治理中的村务公开、民主监督等关键问题无关，导致村规民约的治理实效缺失。

二

  当下，中国乡村发生着巨大的变迁，已经完全不同于百年前的乡村。因此，渗透着儒家伦理的乡规民约不可能再度“复活”。但是，乡规民约所反映的传统乡治文化机理，却有着超越时空的贯通性，特别是传统乡约的人民性、乡土性，以及民间自治道德与法文化氛围的塑造，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乡规民约是一种自治性规范，或者说是村落的“习惯法”，来自民间，运用于民间，故不能完全脱离乡土习俗，不能违背人情习惯。中国传统法一向强调情理法的结合，“法不外乎人情”。传统乡规民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是乡村社会普遍认同的，并形成舆论等制约机制，人们大多能自发遵从。
  因此，乡规民约的制定者需要保持谦虚和审慎。要真正发挥村规民约的实效，需要做的，可能恰恰是找到并总结潜藏于乡村生活的“既存的法律”，发挥普通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让新制定的乡规民约更接地气，更有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强行塞入一套看起来完美实则无用的规则。
  村规民约的制定必须运用民主方式。之所以村规民约村民不了解、不认同，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制定缺乏民主参与，村规民约变成少数村干部拟定的条文。尽管村规民约是乡村自治规范，但对于受其约束的村民而言，无疑是一部“准法律”。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很大程度来自其民主性，村规民约这一自治规范鼓励什么、禁止什么，当然也需要村民的广泛参与；只要民主参与制定的村规民约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就应该鼓励这种形式。作为乡村治理的引领者，基层党支部可以先形成建议，由“村两委”形成村规民约初稿，在全村公开征集意见，并组织村民代表积极讨论。经过村民广泛的民主参与之后，整合意见，进行修改，再经过党群议事会、村民大会等形式审议通过，最后予以公布实施。村规民约制定中充分运用民主方式，既能使村民及早知晓其具体内容，又可通过民主参与增加对其认同度，能有效解决宣传和实施脱离的难题。
  村规民约的内容必须根植于特定乡土社会。法律是现代的产物，但它又是历史的，如法谚所云：“法律必须是古老的，只有古老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类能做的只是发现既存的“法律”，而不是发明或创造法律。所以，在乡村社会，真正的法律应该是人们长久沿袭的，是扎根于乡土社会生活中的，也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善良民俗习惯，就像中国传统社会的“礼”，人们在教化中养成了敬畏之感，从而自动地服膺。村规民约作为民间自治法律，更应该充分体现乡土性、自生性，要使它发挥实效，得到乡民的认同，就要使其内容更加贴近乡土生活的实际，接续良善的乡土习俗，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平原地区更重视土地管理规范，依法保护农田；移民区域更侧重关注原住民和新移民的关系调整，消弭村民矛盾；经济发达区域需要关注村民集体经济发展，保证分配公平；文化落后地区则需要提倡移风易俗，提升村风文明。唯其如此，传统乡规民约的当代形式——村规民约才能重新获得生机，在村风文明、乡村秩序构建中发挥实效。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延安精神与新时代党的建设”专项研究项目“延安时期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及其当代价值”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