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的民粹思潮：本质、根源与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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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李力（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2019年10月，智利爆发自军政府结束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暴力骚乱。据智利司法部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上旬，全国范围内的暴力骚乱已造成26人死亡，另有包括2792名警官在内的4903人受伤。就伤亡人数而言，此次骚乱的严重程度可谓近年来拉美国家之最，甚至超过了政局长期动荡、经济严重下滑的委内瑞拉。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智利此次骚乱的直接导火索并非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经济波动，而是首都圣地亚哥的地铁公司决定将早晚高峰期地铁票价上涨3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0.3元）。按常理，在地铁涨价3毛钱能引发严重骚乱的国家，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形势当属相当严峻。然而，自1990年结束军政府统治以来，智利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也属拉美国家中的“优等生”。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智利人均GDP为16143.4美元，居全球第56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2倍，远超包括阿根廷（10667.1美元）、墨西哥（9614.3美元）、巴西（9126.9美元）在内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
  贫富差距扩大催生民粹思潮盛行
  在整体收入水平并不低的智利，却因地铁涨价3毛钱引发严重骚乱，说明对地铁票价高度敏感的低收入群体不在少数，由此折射出智利社会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于6600美元（合人民币46480元），与1.6万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远。事实上，从智利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到美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从3毛钱引发骚乱到特朗普强势推进“美国优先”，这些民粹现象背后引人深思的头号社会问题当属各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2年的民调数据显示，大约72%的美国人认为，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即使有人富有、有人贫穷，但大多数人更加富裕。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有人富有、有人贫穷，却只有少数人更加富裕。据美联储2019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10%最富裕的家庭已控制全国70%的财富，而十年前这一数字是60%。
  贫富差距扩大催生民粹思潮盛行，暴露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那就是相当一部分民众在既有的政策模式中没有获得感。这一点无论在智利还是美国都有充分体现。此次智利骚乱中，示威者喊出了“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的口号，表达了对过去30年智利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不满。而在美国，特朗普也将美国社会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联邦政府过去几十年来的政策模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首都的一小群人收割着政府的利益果实，而人民承受着代价。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盆满钵满，工作机会却离开了美国，导致许多工厂倒闭。”不过，尽管智利与美国都面临着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但一个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一个是超级大国兼老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有很大差别，两国基于贫富差距扩大而盛行的民粹思潮所排斥对象也有不同。
  智利暴力骚乱的实质是左翼民粹思潮排斥“新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模式
  在此次智利骚乱中，示威者手持“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诞生，将在智利死亡”标语，明确宣示他们对过去三十多年来智利“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的强烈排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经历一系列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后，智利经济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在政治经济学界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的典范。在“新自由主义”的“智利模式”下，国有企业以及养老体系实现了私有化，政府遵循低税收低福利的政策原则，对市场与国民财富再分配的干预被降到最低限度。然而，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尽管提高了效率，但导致财富分配失衡、社会分化加剧。包括矿产、森林、教育、养老、医疗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类资源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而越来越多的人难以从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中实现获得感。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智利模式”为过去三十多年智利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物极必反，2019年的大规模暴力骚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民粹思潮在美国表现为逆全球化的右翼色彩，排斥“自由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模式
  与排斥对象为“新自由主义”国内政策模式的智利左翼民粹思潮不同的是，在作为超级大国兼老牌发达国家的美国，民粹思潮带有更多逆全球化的右翼色彩，主要排斥对象是被称作“自由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模式。二战结束前后，“自由国际主义”成为美国主要的对外政策模式，其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内容包括对多边自由贸易的倡导以及通过国际协定与国际组织协调各国的贸易、投资与就业政策。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遭遇美国国内右翼民粹思潮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强势推进“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开始奉行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种转变在经济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开始由倡导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无论是特朗普本人的讲话，还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对外政策实践，都清晰地表明，当前美国国内右翼民粹思潮尽管源于国内的贫富差距扩大，但排斥对象却指向了所谓“自由国际主义”。归根结底，“自由国际主义”被认为与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扩大存在因果联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制造业在美国开始呈现衰退之势。一方面，随着自由贸易的不断推进，美国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国际竞争，美国经济开启面向高技术领域和第三产业的产业转型。另一方面，出于对更低劳动力成本的追求，大量传统制造业外移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产业转型与外移是美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资本精英、技术精英与宏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因此获得更大的盈利空间。然而，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传统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退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大量丧失，不仅未能在经济增长中有效分享收益，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与资本精英、技术精英之间的贫富差距。美国劳工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没有相应的获得感，最终导致对“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模式的强烈不满。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高调凸显“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恰逢其时地迎合了这股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从今天开始，一个新的远景将指引这片土地。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每一个关于贸易、税收、移民、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为核心。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其他国家的戕害，包括代工本属于我们来生产的商品，夺走我们的公司投资，毁掉我们的工作机会。保护才能带来真正的富强和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优先”首先凸显的是经济利益，但民粹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美国优先”已经体现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美国在国际组织、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倾向于奉行单边主义。2019年1月1日，美国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这一天是美国可以向联合国发出此通知的第一天。2019年12月11日，由于美国不断以存在“系统性问题”为理由，拒绝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批准新法官任命，导致该机构陷于瘫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5年来争端解决机制首次面临重大危机。“美国优先”奉行的单边主义不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正常运行构成严重干扰，而且在诸如北约这样长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小团体”内部也制造了不小的分歧。就在2019年12月北约成立70周年峰会前后，美国与法国、德国等北约盟国围绕防务费用分担、安全威胁认知等问题不断发生摩擦，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抛出了“北约已经脑死亡”的言论。
  从美国到欧洲，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根源在于经济上趋于扩大的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的发展
  不同于智利，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美国国内的右翼民粹思潮一旦体现于政策层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将产生深远影响。更何况当前美国盛行的右翼民粹思潮主要排斥对象即为过去几十年来的“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模式，具有浓厚的逆全球化色彩。这股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已跨越国界，对欧美总体政治生态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自2016年以来，过去很难跻身主流政坛的欧洲右翼政党支持率显著提升。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尽管未能赢得选举，但仍获得超过一千万选民的支持，几乎是她父亲在2002年选举中支持者人数的两倍，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曾多次发表针对移民的极端歧视言论，甚至在选举中提出“去伊斯兰化”的口号，利用选民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心理扩大政治影响。这一策略获得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帮助该党在2017年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2017年12月，奥地利人民党与自由党联合组阁成功，极右翼的自由党正式获得联合执政权。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以179个席位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团地位，而法国国民联盟和英国新成立的脱欧党等极右翼政党得票率均超过本国执政党位居第一。
  从美国到欧洲，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对经济全球化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冲击不容忽视。究其根源，经济上趋于扩大的贫富差距难辞其咎，这一点与智利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民粹思潮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左右两翼民粹思潮殊途同归。由此可见，无论在老牌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国民财富再分配，科学管控社会两极分化，都是关乎社会健康运行的重大问题。“做大蛋糕”是经济发展和民众福祉的物质基础，而“分好蛋糕”为民众获得感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除了经济上趋于扩大的贫富差距之外，美欧诸国选举政治的发展也为民粹思潮的盛行开拓了必要的政治权力空间。对于民粹思潮的盛行，贫富差距与选举政治的作用可谓相辅相成。一方面，贫富差距导致经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身上，成为引发社会多数公众不满的诱因。另一方面，选举政治的发展尽管不能完全排除金钱政治的干扰，但或多或少赋予贫穷阶层超越自身财力的投票权，迫使政治家为争取最大数量的选票迎合承载多数选民不满情绪的民粹思潮。如此一来，民粹思潮也就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权力空间。在智利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针对“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左翼民粹思潮更倾向于国内政策模式调整。相比之下，在美国和欧洲等老牌发达国家，当前盛行的逆全球化右翼民粹思潮更多聚焦于对外政策模式变动，加之作为发达国家本身拥有的国际影响力，对于世界政治经济进程的重塑作用将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