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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策略] 李珺:读懂传统中国 坚守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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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于《中国文化要义》中的唯物史观视角
  中国文化独具个性,这在梁漱溟写《中国文化要义》很久以前就有诸多学者认识到这一点,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将儒教与西方的清教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于韦伯站在西方的立场分析中国,梁漱溟更多地是通过中西比较从而寻求到中国文化的总特征——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自从清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使一部分进步人士开始了解并接受西方经济、政治、军事等现代思想观念,面对“他强我弱”的文化“逆差”,不可避免地对本国文化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排斥和反抗,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累赘。“为什么中国步入近代以后就落后?没有发展出西方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近代以来不少学者为了探寻这一根本问题,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比如冯友兰认为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别、城乡之别,中国和西方不是两种发展路线,不过是同样的发展历程上的不同阶段,是在同一条时间轴上的先后顺序。也就是说中国是古,是乡村,西方是今,是城市。在赞同冯友兰观点的人们看来,西方的今天应当就是中国的未来,因为西方是进步的,中国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依照这样单向度发展历程的观点,是不是意味着当中国赶上西方也步入现代后,就无所谓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分了,因为本来就是一条线上的两端在当代似乎重合了。
  而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恰好是站在冯友兰观点的对立面,梁先生认为,中国和西方是在走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子,而不是一个发展较早,一个发展较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其独特性。“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恐怕是这样的:最早一段,受自然限制极大,在各处不期而有些类近,乃至有某些雷同,随后就个性渐显,各走各路。期间又从接触融合与锐进领导,而现出几条干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合贯通之势成,今后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可以说,《中国文化要义》通篇是在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当然梁漱溟并不否认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根基,承认经济条件与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反对的是以经济为唯一决定因素的“经济决定论”,强调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性。于是本文试图从唯物史观中“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维度对《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进行解读,读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从而坚守文化自信。
  一、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伦理本位到人类文化之早熟
  梁漱溟先生首先介绍了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14个方面,随后从中国人的“家族制度”说起,因为“家族本位是中国社会特色之一”,“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家庭极其特殊,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西方人由于信仰宗教,特别是以基督教作中心,通过教会生活打破了家族小群体,形成了超家族团体,也就是从中古农业社会以来一直过集团生活。因此他提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方文化的分水岭。”
  中国人由于不信宗教,国家权力又较松散,“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因此缺乏集体生活,但是缺乏并不是没有,要相对来看。与西方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对应,中国由于更为倚重家族生活,整个社会的组织便以“伦理本位”为核心延伸开来。伦理关系即是相互之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整个社会关系一概家庭化之,也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
  “伦理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这就是伦理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中国社会处处可以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交情、情感,而西洋社会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宗教徒与异教徒、阶级与阶级之间,这种对立关系甚至延伸到家庭内部的夫妻之间。不同于西方的“自我本位”或者自我中心,伦理社会强调的是尊重对方,处处为对方着想,似乎不为自己,只为他人存在。从这可以看出,其实伦理本位的社会可以说是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因为西方社会的对立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矛盾,反观当今西方世界中出现的种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种族纠纷、党派之争等等,似乎已经将社会分裂为若干个利益团体,互相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社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依照梁漱溟的观点,如果采用伦理思想,互相以对方为重,灵活处理各自的观点分歧,西方社会这样激烈到不可调解的矛盾或许就迎刃而解。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含情脉脉、相互温存的美好世界不能发展出近代西方社会那样发达的自然科学技术呢?梁漱溟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早熟的社会,在很早的时候可能是先秦孔孟时期就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高度,但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所以中国人在很早时候就认识到了最高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就是用道德构建起来的伦理本位社会,而其实近代西方的许多思想家也都认为伦理本位是最高阶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都认为,法治其实只是工具,法律最终指向的是道德,也就是当法治社会发展到最完备阶段后,就是一个伦理共同体,伦理社会比法治社会高级在于,在法治社会我们不行恶事是因为有法律这条红线在约束我们,如果触碰就会受到惩罚,于是为了自我保护就去遵守,感觉是不得不这样做。而伦理社会的人们去做好事,不是因为外在的约束,而是每个人出于道德可以选择去做。换句话说,法治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种被动的结果,伦理社会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来,西方的法治社会并不代表一个自由社会,伦理社会反倒是自由社会,这里的自由意味着我们的行为不受外在力量规定,而是我们根据个人意愿选择的结果。梁漱溟在书中高度评价孔子,认为孔子在中国很早时期就启发人的理性,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教人向内求而不是向外,强调人的自我反省,这就是道德,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
  当然伦理社会的构想是孔子孟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社会理想,但是历朝历代有哪个朝代真的完全实现了伦理社会吗?其实是没有的,这也是梁先生所说文化的早熟必定会带来问题,违背自然规律的早熟也是一种病症,会显露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幼稚。中国,病在高明,非失之愚钝。“其不及,原从有所超过而来,并不是固不及而不及的。”虽然我们早就认识到什么样的社会是最完美的社会,但仅仅认识是无用的,我们在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一直保持着非常原始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子为亲所有,妇为夫所有,臣为君所有。有这样的隶属关系在,又从何谈自由呢?
  梁先生还提到,早熟会带来早衰:“中国文化本来是极富生趣的,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自一面谈,这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方面,又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钢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钢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其实我们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德性本来都是非常好的,本就出自天性中的善良,但一旦变为礼教,被固定下来成为强制性东西,那么就已经失去了原先作为伦理社会那种优越性,也变为了教条似的禁锢人的东西。因为时间太久,现在就失去了当初设立礼乐教化的初心,本来代表人性中的真善美变为了鲁迅批判的吃人的礼教。
  文化早熟还导致了另一层结果,即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永远产生不了科学,在梁漱溟看来,如果没有西方国家强行将我们国门打开,而是任中国自行发展的话,哪怕再发展2000年可能也产生不了西方世界那样的科学文明。这是因为“中国人讲学问,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P311)“既不是中国人拙笨,亦不是文化进步迟慢,而是文化发展另走一路了。”
  二、唯物史观视角: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三大表现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亦不能失其一般性。”他在文中提出种种概念、观点的目的,只在于使人更好地认识中国,并不是为了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文化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之一,社会经济与政治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决定作用,而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反作用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迸发出自己的力量,具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唯物史观的“物”必然包含“人”这一主体性要素,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充分肯定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中国文化要义》中的唯物史观视角,可以发现其中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三大主要表现。
  1.社会意识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意识不一定是先进的,同样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意识也不一定是落后的,可能是先进的,甚至可能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在梁漱溟看来,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军事上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很多,但中国早在孔孟时代就提出的礼治社会理想,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社会文化是智慧的,即不把重点固定放在团体或个人任何一方,而注重其关系的互动以保持平衡,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优势,甚至可以消弭西方团体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的冲突。正如恩格斯曾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引领时代的潮流和方向。
  2.社会意识各种形式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
  每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影响。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特色,即重在解决安的问题,并且过分地把养和保两问题,亦当做安的问题来解决了。”安的问题重在向内,通过调整内部,使内部社会秩序安定;而保和养重在对外,或对抗其他集体而保卫自己,或对付自然界,改造世界。正是由于中国文化过早地转向内,而未曾彻底地向外用过心,因此受向内的社会意识影响,以向外为主的文化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了,也就很难产生出科学意识。“中国正为先有这种理念起来,所以那种理念便起不来。”前一种理念即伦理理念,后一种理念即自由理念。两种理念相互影响作用,造就了中国与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
  3.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甚至可以暂时改变社会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先进和落后都是相对而言的概念,是可以相互转化发展的。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中国的伦理本位原本是先进的,但由于过早发展而没有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支撑,因此对社会存在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使中国人混而不分,自由不得明确,产生不出科学,社会因此处于盘旋状,无法进步;反观西洋心思偏于理智,满眼所见皆物,工具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因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科学大为发达,促进社会不断发展。但走到今天,西方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社会主导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更进一步发展,原本起到促进作用的社会意识或许又将转化为消极的力量。
  三、坚定文化自信:中国现代文明焕发新生
  梁漱溟先生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甚至在1985年,《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出版36年之后,梁先生在演讲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世界未来的前途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
当今中国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似乎正是与梁先生提出的“中国实际上走的是不同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理念不谋而合。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规律下,努力挖掘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等背后的特殊性,国情不一样,自然选择的道路、实施的政策、倡导的理念就会有相应的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异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应当是独立走出的第三条道路,这应当也必须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底气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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