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展、问题与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写进党章，使其成为全党在相当长时期内要完成的总任务。2018年是乡村振兴元年，认真总结一年来的进展及不足，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2018年的进展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行了部署。文件认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文件提出了三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即“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文件从脱贫攻坚、体制机制创新、人才支撑、投入保障、党的领导等五个方面全面部署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即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这是习近平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路径的明确指示，对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18年4月3日，新组建的农业农村部正式挂牌，从而统筹了农业农村工作，使农业产业链管理更加统一；农业农村部可以根据生产要求进行土地整治规划，对农业生产、乡村振兴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利用各类土地，农业农村部的成立，可以统筹管理农村各类建设用地，使土地充分利用。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等11个方面部署了2018—2022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内容，具有极强的问题导向性和可操作性。

在法律层面上，一系列新修订法律的通过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和制度基础。2018年下半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修改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解决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其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村民委员会的任期从原来的三年延长到五年，使其在一个任期内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完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某一具体任务。《农村土地承包法》重点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进城农民工的土地问题。新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国家保护进城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承包期内，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引导支持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也可以鼓励其流转土地经营权。”这就使进城落户农民工没有后顾之忧。二是落实了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政策构想。新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规定的耕地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三十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通过再一次延长承包期限保障了“长久不变”。三是落实了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思路。新法第二章新增一节对土地经营权进行了规定，其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 第四十一条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对经营权人的权益给予了比较充分的保护，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和现代农业发展。

相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应政策。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的行动目标。《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地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等地区等三类地区，分别制定不同的行动目标，而不是按照惯常的做法简单地划分为东、中、西部，从而使《方案》更具有可行性。《方案》还提出了“三年行动”重点任务，即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厕所粪污治理、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加强村庄规划管理、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抓住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牛鼻子”。

2018年9月30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了《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实施方案》，其核心内容是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导向的转变和工作重心的调整，集聚科技、产业、金融、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着力开展关键技术创新、生态循环模式创建、典型示范引领、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培育和体制机制创新，显著提升科技对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和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支撑水平，有力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支撑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此外，农业农村部还发布了《关于大力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的通知》《关于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升级行动的通知》等，从不同角度促进乡村振兴的开展。

总的来看，2018年，法律和部门政策密集出台，从不同角度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些法律、政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形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体系。2018年是乡村振兴元年，有两件突发事件对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一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到农业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另一个是非洲猪瘟，使出栏量下降接近5个百分点。然而，由于2018年的统计数据尚未完全公布，要从数量上判断2018年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情况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已经发布的信息中进行初步判断。一是总体开局良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均快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脱贫攻坚成效显著，预计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超过1000万人，280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28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顺利完成。粮食生产基本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虽因夏粮、早稻减产有所下降，但减幅不大，仍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二是农产品贸易稳中有增。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2168.1亿美元，同比增7.7%。其中，出口797.1亿美元，增长5.5%；进口1371.0亿美元，增长8.9%；贸易逆差573.8亿美元，增长14.0%。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大豆进口8803.1万吨，减少7.9%；而食用植物油则进口808.7万吨，同比增长8.9%。三是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生态宜居”初见成效，已经形成非农产业带动型、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型、农业旅游业融合带动型、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型和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等多种模式。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做表面文章

很多地方把最容易见效的整顿村容村貌作为乡村振兴开局之“第一脚”。诚然，中国城乡差别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城乡面貌的差距。据国家农业普查办公室公布的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截至2016年底，在23027万农户中，10995万户的饮用水为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占47.7%；9572万户的饮用水为受保护的井水和泉水，占41.6%；2011万户的饮用水为不受保护的井水和泉水，占8.7%；130万户的饮用水为江河湖泊水，占0.6%；155万户的饮用水为收集雨水，占0.7%；67万户的饮用水为桶装水，占0.3%；96万户饮用其他水源，占0.4%。另外，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8339万户，占36.2%；使用水冲式非卫生厕所的721万户，占3.1%；使用卫生旱厕的2859万户，占12.4%；使用普通旱厕的10639万户，占46.2%；无厕所的469万户，占2.0%。可见城乡生活条件差距依然很大，这也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生态宜居”要求提出了明确的方向。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对浙江、江苏、吉林、河南、福建进行了调研，发现很多地区正在朝着上述两个方面努力，如吉林省延边市农村旱厕改造已经初见成效，自来水入村入户也正在普及。但这两项工程的实施需要大量资金，因而相当多的地区在乡村振兴开局之年致力于整顿村容村貌，一般是县乡镇政府给村委会补贴，由村委会出资招聘本村村民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并监督全体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很多地方仅仅做了这些，进一步的工作无资金、无计划，甚至无意识。

一些地方为了村容村貌的整洁、美观，委托建筑设计机构设计统一的农房样式供村民选择。这些由城市建筑设计机构设计的农房一般带有欧式风格，并且强行推广，农民建房必须从中选择，这就造成一些农村建筑欧化现象泛滥，民族风格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实际上不伦不类。还有一些地方在小村并大村过程中强行让村民上楼，增加了村民的生活成本，极端情况是有的地区并村后最远的土地距离村庄达10公里，这又增加了劳动成本。

（二）引进资本下乡

长期看，内生性是最适应本地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但内生性发展需要本地企业家人才和资金支撑，而且短期内难以奏效。于是很多地方采取“借鸡生蛋”的办法，采取优惠政策引进外来资本。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构建农业产业化综合体、田园综合体、农业公园等大型农业项目进行招商引资，动辄投资数亿甚至数十亿元，流转土地数千亩甚至数万亩，一般采取整村甚至整乡（镇）推进的方式，当地农民则被招聘进企业成为农业工人。由于这类项目一般为政府招商引资成果，所以农民利益基本能够得到保障。

但从现实看，资本下乡必然对土地非农化有所要求。一是企业下乡大量圈地，所经营的项目必然是产加销一体化，甚至加上旅游、康养等，这就需要大量非农建设用地，包括加工设施用地、旅游设施用地等。在地方非农建设用地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一般默许企业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方式，如先增加项目所在村的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指标，再转化为企业用地；或者把农民集中居住（如上楼），置换出宅基地转换为建设用地。总之是蚕食农用土地。长期来看，如果允许这类项目大量扩张，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二是一般种养项目盈利水平很低，企业很难从中获得超过农民自己种植的收益。何况目前的土地流转费用很高，更使企业在农业项目上很难盈利。那么，为什么还有大量企业热衷于到农村流转土地呢？调研中发现，对于那些以加工业为主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流转土地的目的大都在于获取高质量和稳定的原料来源，如河南省某面粉加工企业，流转了数万亩土地种植高面筋小麦。单从土地流转、小麦种植环节，企业不仅没有盈利，反而是亏损的。但由于自己种植小麦的质量高，企业生产的面粉及其加工品就有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企业整体盈利水平是上升的。可见，这类企业流转土地后踏踏实实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既没有使土地非粮化，更没有非农化。而对于那些把项目延伸到旅游、康养领域的企业，则往往会暗中把农业项目转化为非农项目，如某企业流转了数万亩土地种植柑橘，按规定可以用一定土地建设农业设施用房，企业则把这部分用地用来建造别墅，每个别墅搭配一亩柑橘园。当然，由于这样的土地不是非农建设用地，别墅也只能是“小产权”。一些地方清理的“大棚房”实际上就是这种性质的非法建筑。

（三）农业旅游化

自201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来，充分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实现农业“三产化”就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2018年以来更是借乡村振兴之东风渐入佳境。农业旅游化就是把农业自身的景观作为旅游资源，经过适当加工、升级后吸引游客，进而提升农业业态和价值。从各地实践看，主要有以下三种具体做法。

第一，特色小镇。它是各地依赖某一特色产业和特色环境因素（如地域特色、生态特色、文化特色等），打造的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和一定社区功能的综合开发项目，是旅游景区、消费产业聚集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区三区合一，产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特色小镇的类型很多，如农旅结合型、传统文化型、现代商贸型、文化创意型等，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农旅结合型。这类特色小镇建设的模式也有很多种类型，有的和现有历史名镇、经济发展大镇结合在一起，但更多的是选择某一产业集中的村落，甚至在产业集聚区选择一个适合非农设施建设的地块进行投资。其实质是城市要素和乡村要素的融合。现实中主要有葡萄酒小镇、樱花小镇、草莓小镇、西瓜小镇等等。特色小镇的特点主要有：以特色农业产业及环境资源为基础；以政府政策包括投融资支持为依托；以产加销一体化综合开发为手段；以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农业旅游为出发点；以房地产开发为盈利核心。可见，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投资企业，发展特色小镇的目标并不是壮大农业产业，而是非农产业甚至房地产。

第二，田园综合体。这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概念，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崭新形态，是新时期农业多功能性的实体性表现。不同于农业产业园、农业企业等单体组织，田园综合体是在一个较大的区域或者流域，依据当地资源的独特优势而建立起来的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初加工）、农业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农业教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多主体组织系统。田园综合体所开发利用的不仅仅是农业生产资源，还包括山岭、河流、湖泊，甚至寺庙、牌匾、名人故居、农民住宅和地方美食、习俗、戏曲等。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可见，中央支持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前提条件是要以农民合作社为主体。然而，在具体操作中，由于田园综合体所涉及面积都很大，农民合作社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因此，各地基本都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农民仅仅是土地的提供者。而且，由于各地在建设田园综合体时主要侧重于旅游以及与之相关的房地产，农业反而成为附属产业。

第三，农业公园。不同于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农业公园是在一定区域内，以农业及其设施景观为主，辅之以其他自然、人文景观，集旅游、休闲、采摘、教育、科普等功能为一体，综合性很强的特殊公园类型。从国家看，农业公园大都是主题公园，如建于1949年的荷兰库肯霍夫农业公园，就是以郁金香为主题。中国的农业公园于21世纪开始起步，也大都以某个地方农业发展特色为主，如山东省兰陵县国家农业公园以蔬菜（兰陵县是蔬菜大县）为特色，河南省林州市红旗渠国家农业公园以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及其景观为特色，大都集观光和采摘为一体。

2018年以来，很多地方把农业公园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从而掀起了一股农业公园建设热潮。但是，即使从全世界情况看，农业公园也主要是展示本区域农业发展的成就和特色，其产品生产功能并不突出。农业公园的本质是把农业资源用于旅游和休闲。因此，一些地区试图把农业公园建设作为农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实际上是很难奏效的，其结果很可能是浪费掉一部分农业资源。

除了上述三种做法，各地在近年来开始的美丽乡村建设，从2018年开始转变为生态宜居建设，实际上大都带有农业旅游化或“三产化”的影子，起码从当前效果看，并未有效促进农业自身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农业三产融合是借鉴日本农业“六产化”的做法，其实质就是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提高农民收入。从日本以及后来学习日本这一经验的韩国情况看，通过实行三产融合发展，农业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农民的收入能够得到提高，但过分“三产化”也使得农业更加碎片化，农业产出整体减少，农产品自给率大幅度下降。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的最主要功能当然是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只能在不影响这一基本功能发挥的前提下进行。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可以充分发挥农业多功能性，通过农业“三产化”提升农民收入水平，而且，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本来就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从中央政府的层面看，一定要从农产品供求的大局出发，掌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节奏，尤其要严防农业过分“三产化”。

三、发展趋势

上述分析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年来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划的2020、2035、2050年三个阶段的目标任务，这一战略的实施起码要到2035年才能够看到明显效果。本文总结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提醒有关部门关注战略实施方向，不要在一开始就偏离大方向。本文认为，从长期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呈现出三大趋势，即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

（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可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条件。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农业向工业倾斜、农村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计算结果表明，1952—1997年的46年间，农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12638亿元，平均每年274.7亿元。一般认为，上个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初期，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了。但在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我国农民仍然以“暗税”的方式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包括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贡献。这就使得中国农业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必须依靠“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在政策安排上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才能实现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2018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经验，研究落实明后两年“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部署2019年农业农村工作，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推进落实了十九大的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要在资金投入、产业布局、劳动力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偏向于农业农村，逐渐矫正二者之间的失衡状态，最终实现均衡发展。因此可以肯定，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将会是中国农业农村政策的基本点。

（二）坚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部署，但由于2018年很快转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来，所以改革远远没有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平衡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效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农产品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具体说来，主要是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优化进口结构。包括农产品进口的品种结构和国别结构。前者指由于很多农产品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因而可以根据价格、国际市场可能进口的数量、关税配额、国家关系、地缘政治等因素确定进口某种产品的数量，不足的可以进口替代品。如中国进口玉米主要用作饲料，而玉米是有进口配额的，因此近年来大麦、高粱进口呈递增趋势（少数年份除外），主要是替代玉米进口的不足。玉米酒糟（DDGs）的进口也是替代玉米。在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中，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进口数量较大，如2017年中国进口的大豆有34.39%来自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把提高美国大豆进口关税作为反制措施之一，尽管是有效的，但中国对大豆的消费是刚性的，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增加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数量，要么增加替代品（如植物油和玉米）。2018年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实际上表现了这一特点。可见，在国际经贸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多方决定进口国别，不过度依赖某一国家已经成为中国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的必然选择。

第二，优化品质结构。品质低是当前中国农产品供给存在的最突出问题之一。如在多年来进口的小麦中，总有一部分高面筋小麦、一部分低面筋小麦，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内生产的这两类特殊小麦要么品质不够，要么形成不了有效供给。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28.4%，整体上进入富足阶段，人们对高质量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多，国内供给的严重不足也是导致农产品进口量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品质低还影响出口。如蔬菜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优势产品，近年来由于农残等质量问题，出口竞争力有下降态势。2018年蔬菜出口同比减少1.8%，而进口则同比增加50.0%，贸易顺差同比减少3.7%。优化品质结构首先要从长期以来的重视产量到产量和质量并重；其次要用价格手段摈弃低质量品种，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最后要大力推广配方施肥，坚决杜绝化肥、农药的无效施用，并尽快从零增长向负增长转变。

第三，延长产业链。调研发现，当前小农户对社会化服务需求有着较为明确的指向，产中各环节服务的满足程度较高，而产前和产后环节的服务需求仍远远得不到满足。因此，延长产业链主要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而当前最急需的是产地初加工产业，当前农民最需要的是烘干、储藏等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服务。据专家测算，我国每年因农户储粮方式不当造成粮食损失400亿斤左右（按农户储粮占50%左右测算），产后损耗马铃薯约1600万吨，水果约1400万吨，蔬菜约1亿吨。如果粮食、水果每吨按2000元计算，马铃薯和蔬菜按每吨1000元计算，折合经济损失约3000亿元。按目前单产水平推算，相当于全国每年有1.5亿亩耕地的投入和产出被损失掉了。特别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由于缺乏规模化粮食产后处理设施，传统的农户小规模分散晾晒和储粮的方式已造成极大损失。如2016年受降雨天气影响，安徽省小麦受潮严重，滁州市80%的新麦达不到国家标准而难以入库；2015年江苏省规模经营大户因没有晾晒、烘干能力，稻谷未能及时收割，遭遇大雪天气出现了“雪压稻”现象，导致黄粒米超标率高达90%。此外，由于得不到及时的产后加工，数量巨大的鲜活农产品腐烂变质，产生大量废水、废气和垃圾，不仅会滋生蚊蝇、传播疾病，还会污染地下水源和河流，损害城乡生态环境，威胁居民身体健康。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产地初加工势在必行。

（三）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

早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问题，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无论政策思路还是理论研究都比较清晰。理论界早就提出一套完整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农业现代化，也包括农村现代化，那么，农村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至今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以至于很多地方往往仅仅聚焦于村庄建设。本文认为，在近期内，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有三大方面。

第一，以信息化为先导。信息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正在并且必将对农业农村发展产生重大助推作用。随着物联网、5G平台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方式必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在信息化的框架下成为可能；电子商务已经改变了农产品交易方式，而且助力偏远地区农产品外销，从而对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起到弯道超车的作用；智慧农村社区的出现使人人都可以参与农村社区治理，促进法治、自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借助信息化必将成为新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显著特点。

第二，农业现代化依然要以机械化为核心。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而机械化对降低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些综合机械化水平低的作物大都由于人工成本高而失去竞争力，如甘蔗、油菜等。新时期的农业机械化需要关注：一是智能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智能化，而且是智能化的机械和物联网相结合，能够有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诸如劳动力成本高、地块小等难题。二是四大“薄弱”。包括薄弱作物，如前述甘蔗、油菜等目前机械化水平较低的作物；薄弱领域，如温室机械化，目前大棚和温室主要使用人力，机械投入严重不足，致使温室产生的产品成本居高不下；薄弱环节，如水稻的插秧环节等；薄弱地区，主要是那些丘陵和半山区，农业机械使用水平低，要推广适合这些地区使用的农业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