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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
一、耕地规模太小和就业太多的农业基本失去生存能力
（1）我们耕地/劳动力比率很低。从国际比较看，农业就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我们为8.6亩。而印度、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欧洲和俄罗斯分别为12.3亩、1070亩、30亩、22亩、21亩、630亩和530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除了家庭小型农场生产餐，还兼有务工、小微商业和小加工业；而欧美主要是耕地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
（2）耕地规模较大农场的国际粮食生产销售对中国农业竞争太惨烈。美国的粮食生产成本为中国粮食生产成本的20%，耕地单产中国为美国的一半到1/3。中国国际玉米和小麦等主要粮食进口到岸价格每市斤0.8元左右，而国内价格1.2元左右。按照每亩地平均政府补贴50到250元不等，如果粮食种植面积15亿亩，各级政府目前对种地补贴规模可能在2000亿元到3000亿元之间。中国每年进口大豆、玉米和小麦等粮食的支出，也在3000到3500亿元之间。
（3）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收益远高于种粮，使中国农户农业粮食生产，如果政府不继续提高补贴，基本上丧失了生存能力。从2019年小规模农户的食粮生产看，各个地区不等，劳动以外的成本，每亩地在600到800元之间，每亩地粮食销售加上政府补贴部分，农民全部收入每亩地在800到1200元之间，纯劳动收入在每亩地200元到400元之间，大部分农业就业劳动力耕地平均约5亩左右。一个农业就业劳动力，种粮食年收入也就1000到2000元左右。大部分两个劳动力的一个家庭，从事种粮收入也就在2000到4000元之间。而如果他们外出务工，每人年均收入在30000元左右，是农业种粮就业劳动力年收入的15到30倍。从经济学分析看，就是农业领域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要素组合中，资本稀缺，耕地相对太少，但淤积在农业领域中多余的劳动力在16000万到17500万人之间。如果想让农民种粮食收入为外出务工的2/3水平，即每个劳动力年收入20000元，或者需要财政补贴36500亿元，或者粮食价格平均得提高到7.5元/斤。这样的农业怎办搞？
二、现代社会耕地集中生产粮食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地主和两级分化
（1）农业社会中耕地多和粮食生产规模大的家庭是富裕阶级。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城市人口比例很少，农业经济活动占到总经济活动的90%以上。吃穿用等生计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的粮食、蔬果、禽畜、水产、棉花、药材、柴草和林木；不动产就是农村宅院和土木或砖木结构的房屋。那时，如果一个地主集中了上千亩的土地，而大部分农民只有几亩，或者无地成为地主家的雇农，会是两个阶级。
（2）现代社会中，耕地中的粮食生产，与二三产业比较，包括与农业内部其他各产业比较，是最不值钱的产业。如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277亿斤，就是按照1斤1.2元计算，销售收入15932亿元，假定劳动成本为30%，因为没有农业税收，基本上也没有利润，粮食生产增值部分也就4779亿元，占全国GDP的不到0.5%。全国粮食生产以外的林业、渔业、禽畜、药材、蔬果等增加值还要占到GDP的6.6%左右。
（3）美国的农场主不是富豪，大部分家庭农场人均收入处在美国中等家庭水平。美国的家庭农场一般劳均1000多亩土地，假如一个家庭耕地规模3500亩左右，生产粮食单产是中国的1.5倍，生产成本是中国的20%，假如销售价格卖得好一些为人民币0.4元/斤，则年销售额为210万元人民币，大约为30万美元。去除成本，净收入为9万美元。假如家庭中有两个经营管理者，年均收入只有4.5万美元。
（4）现代社会中，以农业，特别是种粮为生的家庭和人口比率降低到了5%以下。从劳动力在各产业就业的比率看，中国目前还有25%的就业劳动力在农业中，而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仅仅为1.5%、3%、4%和3%。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农业就业劳动力的平均耕地为30亩、22亩和23亩。其家庭农场的规模在45亩到100亩之间。而其收入的特点，除了农业收入和务工收入外，来自于其他兼营兼业收入。因此，现代社会中，说农业耕地集中，会产生大地主，形成两级分化，与现实极不相符。
三、农业粮食生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好
（1）中国目前若要种粮获得劳均年20000元收入，小型家庭农场规模至少要保持在100到200亩之间，不仅要集中土地，更重要的是减少耕地上的就业劳动力数量。从目前我们农村农民，除了种地外，只有外出务工收入，而财产性和兼营兼业收入很少的情况下，即使各地种粮农民年收入水平达到20000元，包括政府每亩大约100元的农业补贴不变，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规模必须达到45亩左右。一个农民家庭两个农业劳动力种90亩左右，在不受国际粮食价格冲击，国内保护价在1.1元/斤水平收购，其收入也只是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的2/3不到。因此，需要尽快推进耕地的集中，小型家庭农场面积至少需要100到200亩之间。更重要的是，不是集中耕地，而要减少土地上的劳动力。也就是说，目前要将过去100到200亩耕地上的农业就业劳动力数量，从20到40个，减少到2个。因为光集中耕地，不减少窝积太多的劳动力，农业还是没有办法有竞争力，农民还是没有办法从种粮上得到起码的收益。
（2）粮食生产，最好的组织方式是家庭。组织是有成本的，据此可以推出的经济学定理是：一个生产单位，其组织形式的大小和复杂程度所耗费的成本，需要其生产规模和方式各类要素所创造的收入所覆盖；如果一个规模较小和较简单的生产，由一个相对较大和复杂的组织去管理，生产所创造的收入小于生产成本与组织成本之和，那么就会发生亏损，这种较大和较复杂的组织就难以为继。实际上，过去人民公社和苏联集体农庄的困境就说明了这点。
（3）生产经营数字模拟证明。一个自然村，有200村民，70个家庭，100村民外出务工，在村子里30个劳动力从事耕种，有200亩地。如果家庭农场，两家到四家就耕种了，每个劳动力可得到20000元到25000元间的收入。而如果成立一个合作社，70个股东有个股东大会，需要有一个不少于5人的理事会，不少于5人的合作社经理层，至少还需要有一个3人的监事会。假如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人义务，至少5个经理层和1个专职监事，需要支配报酬，人均20000元，假定最少还需要办公成本20000元，总计组织成本就为140000元。200亩地种粮，加上政府补贴，不用交税，也不可能有利润，能够得到的劳动收入部分，也就60000元。合作社要年亏损组织成本140000元。也就是说，种粮食这种简单生产方式的收入，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根本就支付不了农业合作社这种复杂形式的组织成本。从前面的分析看，就是如美国这样家庭农场3500亩规模但简单的粮食生产，如果加上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和监事6个人，按照美国的30000到40000美元的年人工成本，也必定要亏损。
（4）耕地种粮合作组织形式的财政负担有可能会越来越沉重。耕种合作社组织方式必定是亏损的，如果政府鼓励这种组织方式，势必要在财政给以更大规模和不同渠道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才能维持其形式的生存。如果上述生产成本覆盖不了的合作社人员和办公费用，由国家来补贴，那么全国大约有300多万个自然村，假如各设一个耕地合作社，至少需要支付合作社组织成本类的补贴4500亿元。而这样的“补贴—收入”关系中，骗取补贴这样的道德风险转嫁给国家的问题很容易发生。很可能成为国家财政的巨额负担。
因此，结论是从事粮食生产这样较为简单的生产方式，其最佳的组织形式仍然是家庭经营。而农业生产的购销、技术、金融、播种、田间管理等服务，则可以或者选专业大户，或者合作社组织。（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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