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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乡村建设与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提出我国要在2035年取得乡村振兴的阶段性成果，即基本实现乡村振兴；还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可见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传承提升繁荣乡村文化意义十分重大。历史上看，虽然“乡村文化”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城乡关系与文化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思想与文化观的经典论述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无疑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城市的起源、发展以及城乡分离等问题给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并通过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二者的辩证关系论述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一、普遍性：乡村文化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城乡关系”问题。他们以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德、法、英等国城乡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城市和乡村从“分离”到“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发展规律做出了概括和总结。
1.从分工思想看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
分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论述的核心所在，不理解分工，就不能理解城市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提到分工第一时间总会想到这样一幅场景：大家为了一项共同的事业一起分工协作，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拥有各自独特的才能，根据契约关系建立相应的分工合作体系，从而创造财富共同支持整个社会。这就是亚当斯密和黑格尔提出的“需要的体系”，在需要的体系中，现代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人都为了大家的关系。
但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分工不是这层意思，马克思恩格斯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162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全盘否定亚当斯密和黑格尔，只是认为他们看到的是有限的、不全面的，还有一层关系他们没有看到：那就是劳动分工不简单是A产业和B产业之间的区分，而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这意味着开始出现一批特权者，特权者可以从人与对象的关系中超脱出来，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规定。其实劳动分工背后就是所有制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是思想劳动的人对体力劳动人的支配。“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16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凭什么可以规定他人，进行这样的一个体力与脑力的分工呢？那么就可以说到阶级统治，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总之，正如马克思说“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比方说艺术家和工人，一般来说艺术家只负责精神活动的享受和创造，而工人负责物质生活的劳动。“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最明显的就是城乡矛盾，城乡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城乡差距加大，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在城乡间进一步拉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乡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城市占尽各种优势资源，而乡村却日益没落。
于是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马克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就决定了什么样的城乡关系和社会形态。只要相应的物质资料生活方式存在，城乡分离与城乡对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就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城乡差别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又明确的肯定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 乡村与城市发展与分离的历史变迁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次社会大分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恩格斯详细论述了乡村、城市产生的过程,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乡村；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城市；第三次社会大分工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乡村并不是天然就有的，乡村和城市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 城乡关系的演变与社会分工具有直接的联系，社会分工直接推动了城市和乡村的产生、发展与关系的演变，城乡关系因此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城乡关系的演进方向。
2.城乡由分离和对立最终走向融合
由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导致了城乡对立，个人屈从于这种城乡对立出现了两个“动物”，一个是城市动物，另一个动物就是农村动物，人为什么变成一个动物呢？他是受到了城乡对立的压迫。也就是说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成员之间分裂为经济利益不同的阶级甚至根本对立的阶级，城乡分离因此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性质和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分工还是出于自发而不是自觉，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就不会消除，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但他们也明确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因而具有历史的暂时性，并不会永恒存在下去。
怎样才能实现城乡统一呢？马克思认为消灭城乡对立不只是意识形态的，要消灭城乡对立必须要有一个物质前提。也就是说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只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必经阶段，仅仅是不合理分工和私有制的伴随物，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定能够消除二者的对立，但在《形态》中，他们还尚未对如何消除城乡对立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正如城乡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样，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因为城乡分离和对立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关系由对立向融合转变成为了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进一步高度发展，城乡关系从分离与对立向社会的高级形态——城乡融合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说道，“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无产阶级建立的先进国家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差别）逐步消灭”。
3.文化的唯物史观维度：将意识形态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的实践活动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类，通观全文，他们并没有用“文化”这一概念，他们所认为的文化观就是指人类的“精神生产”。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还有政治、精神、社会生活。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人们的政治立场、文化观念，必须从人的物质生活关系出发，才能真正被理解。如果人们整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求感受高雅文化，提升精神境界，结果可想而知。要想改变人的精神境界，就要从改变人的物质生活出发，协调物质生活中的关系。梁漱溟先生也曾说广义的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 9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应当是延续性及其高度稳定性，历史上虽然有与中国文化相对等的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等，但唯有中国文化能绵延至今。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虽历经变乱，文化根基却十分稳固，这也正是由于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高度的统一，才能彰显文化持久的生命力。“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因此，从唯物史观的维度来看文化，最重要的便是要将意识形态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 社会存在是肉体，是物质现实；社会意识是心灵，是社会的思想观念，人们内心的主观想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是强调社会物质现实决定社会思想观念的生成。
二、特殊性：中国与西方城乡发展的不同历史历程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19世纪中叶欧洲国家的城乡状况，因此描述的城乡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存在时空差异以及地理文化差异，其中有关城乡发展的经典论断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城乡发展状况。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城乡发展历程究竟是怎样的？又何以与西方社会的城乡发展有较大差别？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然回到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中进行具体分析。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最大差异在于：地中海孕育了希腊化时代外向型的城市文明，而一面临海、内河流域为主的地理特征奠定了中国内向型的农耕文明。正是由于中国的大陆平原广阔，适宜农业文明的“生长”，而农业又多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制，一户家庭就可以自给自足，对外贸易交流的需要不明显，于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基本国策是“重农抑商”。这种重农文化客观上就平衡了城乡关系，从而形成了长期的城乡融合历史，正如马克思曾指出，“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在传统中国社会，城市和乡村似乎难以完全隔绝，“城乡是浑然难分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儒教与道教》中描述，由于强大的宗族力量，城市对于它的多数居民来说，从来不是故乡，而是典型的“异乡”，“迁到城里的居民（特别是有钱人）仍然保持着同祖籍的关系，那里有他那个宗族的祖田和祖祠，就是说，还保持着同他出生的村子的一切礼仪性的和个人的关系。” 所以费孝通才会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中国文化的根也就在乡村而不是城市。
中国独有的两条大的水系：长江和黄河，对中国农业和文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家冀朝鼎（1981）曾说，“中国的各种地理条件造成了这样的事实：如果没有作为农业的完整组成部分的水利系统的发展，农业生产就决然达不到它曾经有过的高水平，也不可能出现由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农业经济所带来的半封建中国的繁荣文化”。可以说古代农业社会是依河流而产生和兴盛，相比较现代城市，临海则是关键性的因素。西方欧洲国家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日益发达，于是孕育了资本主义诞生的摇篮。
当然欧洲例如古希腊和罗马也有主要水系，集中体现为地中海对其文化的影响。与中国的长江和黄河相比，地中海由于处于亚、非、欧三大陆交汇处，地理条件复杂多样，不易形成统一的文化，但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海洋文明。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原因在于此地彼地城市的起源不同，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无论其基础是何等强大的地主所有制——最初都是海上贸易城市；中国则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城市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市民的经济与政治魄力，而是取决于朝廷的管理职能。”
早在哲学起步以前，西方宗教思想就已经区分出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神的世界。随后柏拉图提出“理念论”，用理性语言构造一个理念世界。于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由于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所以世界应当被改造。于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西方工商业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发展，导致欧洲城乡二元对立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不同于西方单线式的经由城乡对立达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传统中国从没有想到过改造世界，我们始终是适应自然，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成熟的自然科学在这片土地上很难生长出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长期处于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
中国的城镇化源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来的战略转变，建国以后，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独立自主发展需要，确立了以农业和乡村为基础，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明确提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则是优先发展重工业。”那时候城乡人口与社会发展空间关系上采取完全封闭的管理制度。这在短时期内建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但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差别的产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传统农业经济的解体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全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2003年以来，党和国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开始探索统筹城乡发展新路径。
现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实现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而中国不但存在庞大的乡村人口底数还面临严峻的城乡差距问题，因此，在研究乡村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层面上，要更多地立足于自己本国的历史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注意中国以乡村和农业为主的漫长历史，然后将之与文化、制度、地理环境等联系起来，这比向别的国家学习更为重要。
三、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路径选择
无论是在《形态》还是其他经典著作中，马克思都很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那就是自己生活的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现在阅读马克思著作，我们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乡村文化研究视域，首先要明确这样几个整体性的历史事实：
1.出现城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历史的趋势就是城乡融合，现在网络上有一些文章或评论，一味表达对乡愁的缅怀，把过去的乡村理想化，冠之以诸多美称，认为乡村作为一种自然的和道德的生活方式遭到了近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破坏而一去不复返，实在令人惋惜。但正如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所说，“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的过去时光” ，在被精心挑选的精致意象所呈现的田园文学，或许也人为地塑造了“城乡对立”——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这都是一种刻意的美化，因此希望回到过去的浪漫愿望只能是空想、幻想，出现城镇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也不可能倒退而回到过去。
除了对过去的“美好时光”高唱赞歌，似乎还有一种相反观念也在舆论界盛行，即相信农村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似乎赋予了城市和工业绝对优先权，导致农业被边缘化。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创造物质基础的农业应该成为人类最中心、最必要的活动之一。所以未来的农业只会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
我们要正确认识乡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悲观，也不盲目唱赞歌，既然城镇化大趋势无法逆转，那么如何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避免出现乡村衰落？应该是当代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命题。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走向未来，只有当乡村和城市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被消除，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乡村文化的变迁根植于乡村物质生活的变迁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乡村文化的变迁也根植于乡村物质生活的变迁。
我们不能孤立看待文化现象，祠堂、宗族、庙宇等文化景观只有在封建的乡土社会中才有意义。放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传统理念支撑，也就不是文化象征了，只是强加上去的无意义符号。实际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本身是需要重新反思的。我们经常说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那么究竟谁来定义“优秀”？要克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可能产生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在我看来，不应该只从主观上判断文化是否“优秀”，而要看它是否是从乡村物质生活中自然长出的。
有时候经常会反思：现在经常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乡村文化建设是农民真正喜爱的、符合当代乡村社会的需求吗？比如高度警惕不分青红皂白的移风易俗，要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规范，虽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生祭婚丧节庆依然还是农民的头等大事，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面子，更是传承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的精神家园。或许尽管有一些关于农村文化变革的观念已经描述过千百次，但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乡村文化建设一定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决定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不能孤立看乡村文化建设，要在乡村振兴的总体框架中找准位置及其关联，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当然，无论“经济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都有其局限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考量。
总之，乡村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脉之所在，中国要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整个乡村社会的文化兴盛繁荣，更需要将文化变迁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观察和思考。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有其多方位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一个民族众多、地域辽阔的东方大国，各地文化极具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发展迅速，不仅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且区域与区域、乡村与乡村发展不平衡，因为每个乡村发展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乡村文化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另一方面，中国由于自身特殊的城乡发展历程，乡村文化建设是在没有类似其他国家参照的情况下进行的开拓性探索，现代化与传统性之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都面临着复杂的关系状况，这就需要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乡村实践结合起来，“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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