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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春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一、疫情的社会根源与应对机制
关于这场疫情，我们通常会用“突如其来”形容它的突发性和凶猛性，似乎它完全超出人们的预期。可是仔细分析，我们就可发现这场疫情却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里，笔者想先借用费孝通先生对于“非典”的思考来理解此次疫情的根源。2003年，费先生写了《“非典”的社会学反思》，起笔即说：
非典型肺炎在医学上属于传染病，传染必须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和联系，因此“非典”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工作者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的爆发与都市化有很大的关系，都市化的显著特点是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不断拉近，而人与人挤成一团时总会出些毛病。现在全球化了，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这类毛病也必定会增加。英国伦敦在工业革命初期就曾经流行过黑死病，死了很多人。现在“非典”这个突发的传染病，首先危及大城市中的人。
费先生非常清楚地把“非典”的社会原因与都市化、全球化关联起来。都市化和全球化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而且关键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这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尤其增加了传染性疾病传播的风险，使得疫情的影响瞬间被放大。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如此，2003年的“非典”如此，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如此。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不可控性和破坏性更为加大。换言之，疫情的传播与扩散以及急剧爆发的态势，是因人类交往模式的变化造成的。假设人类处在一种知根知底、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当中，疫情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乡土社会是这种交往模式的原型，在乡土社会中，我们“主要同相熟的人，特别是同有血缘关系的人交往，彼此熟悉、了解”，谁的身体状况如何，谁去了哪里，跟谁有过接触，一目了然，如果需要通过隔离来阻断传染，隔离谁、怎么隔、在哪隔，这些问题都好办。“现在不同了，交往的大多是陌生人，人与人好像都不相干，见面都可以不打招呼。陌生的人碰到一起，对方得了病传染给你，你都不知道。”
其实，不独疫病信息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越来越处在一种西美尔所谓的都市化的陌生人交往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扩大人际交流、开阔眼界、增加机会，另一方面往往令我们处于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当中。因为正是越来越多的擦肩而过、一面之交，才造成诸如“天价龙虾”“天价门票”“莆田系事件”等等五花八门的一次性消费行为和所谓“流量交易”现象的盛行。事实上，我们日常的经济风险、饮食风险、病毒传染风险乃至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风险都是这种交往行为模式的后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次疫情不过是现代人日常生活微观行为的结构性爆发。
说新冠疫情的社会根源在于都市化和全球化的交往模式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自给自足”、相对隔绝的乡土社会，而是说在人际交往物质密度与日俱增的新时代，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道德密度的提升。人类自然回不到乡土社会阶段，但能从“乡土中国”的人际交往模式中得到启发。用费先生的话来说，在疫情面前，“要求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原来的传统，重新建立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那就是即便在陌生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一个人再不能只看到自己，要多想想别人，想想社会。有了病赶紧治疗，有疑似就主动隔离……这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可见，在高密度、陌生化的新社会重建守望相助、相互负责的道德基础是疫情应对的关键。
这里笔者想反驳一种观点，即有人认为：此次疫情控制在最初阶段比较被动，是因为我们仍然保持着所谓“小农心态”或“农业社会的心态”，这种心态已无法应对和解决处在风险社会的我们时代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小农心态即“小富即安，享乐腐化，缺乏风险意识，缺乏防范意识”。笔者认为，这是对小农心态或农业社会心态的误解甚至污名。“农业社会的心态”如果有一定的特质的话，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农民在与自然（天气、土地、作物等）长期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某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农民谨慎稳妥的经济行为和诚信朴实的社会行为都是从这里面衍生出来的，因为气候、土壤、农作物容不得半点虚假或不负责任，虚假的结果会饿肚子甚至死人，这是一种绝对的禁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小农心态就缺乏风险意识或防范意识，毋宁说，这种心态是农民应对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尤其是超经济强制）的经验结晶，体现出高度的智慧和韧性。在自然和社会许可的范围内，农民开天辟地的进取精神是不胜枚举的，改革开放的农民实践与农业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以乡土社会为原型、建立在小农智慧和韧性基础上的整体社会心态模式，成为中国贯穿上至国家治理、下至社会运行的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这种心态模式在中国尤其成熟，拥有几千年不曾间断的传统，由此积累了应对各种风险的丰富经验。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不过百余年的时间，真正全面步入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更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情。工业社会心智尚且稚嫩，不足以应付“突如其来”的大疫风险。看待这次中国特有的抗疫经历，不能仅仅聚焦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应对措施，更应从贯穿上下的社会心态模式去理解，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参透此次中国抗疫经验的内在机理。从这个意义上看，实际上中国人骨子里还是以农业社会心态作为底色。没有农业社会心态作为文化基础，绝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抗疫效果。
相对于工业社会或城市社会而言，农业社会及其心态应对疫情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广大的乡村腹地，有利于稀释人口，减少人与人接触的频率，天然地阻断病毒的传播；其次，乡村相对的自给自足（至少在食物供给方面），隔离状态下可以不求于外，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助于防范心理恐慌，给疫情防控争取时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费老分析的，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天然社区，人与人之间知根知底、相互信任，可以在应对疫情阶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因素。这次疫情暴发正值春节期间，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在家，为城市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条件，可以说，广大的乡村腹地为我国关键时刻的疫情控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进而言之，乡土社会传统作为一种机制或方法，对于城市区域的疫情防控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中国人都讲究人情往来、社会网络，通过“自己人”不断扩大交往圈子，类似费老说的“差序格局”。中国人深信的交往模式骨子里仍然是乡土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在疫情最为紧张的时期，除了全国各地驰援武汉以及广大医务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外，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和各职业单位都被调动起来，以一种相互信任的、熟人社会的交往模式为基础往外扩展，志愿服务、群防群控，确保无死角。有接触风险的个体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主动报告和隔离，对于居家隔离、社区隔离甚至整个城市封锁的生活安排，基本做到井然有序，家庭、社区和工作单位等基层社会单元的交往模式无疑在其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这无疑是乡村熟人社会机制在城市疫情防控中的迁移应用，其间或可说蕴藏了具有真正中国特色的防疫抗疫经验。
二、疫情暴露的乡村危机
当然，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乡村社会的危机所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依附于城市，农业生产在农户收入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农户生计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的比例日益上升，体量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像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徙。有学者由此判断中国已然进入“城乡中国”（既不是乡土中国，也不是城市中国）的阶段，或被称为“半城市化”状态（接近3亿的农民工，因户籍制度等原因，并未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并提出“城乡两栖”的第三条城镇化道路。这种半城市化的状态，导致大多数农户形成一种以代际分工为特征（同时以家庭拆分为社会代价）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其中，二代农民工离土离乡的倾向愈加明显，这意味着农户生计在疫情影响下暴露出极强的脆弱性，他们最先表现出复工复产的迫切需求。在疫情紧张的时候，各地乡村一度断路、封村，有些地区正值春耕生产期间，但我们的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农民工因疫情滞留转而在家务农或返乡创业（在家务农的主要是有务农经验的妇女；还有一些待产或有新生婴儿的妇女滞留乡村，是出于防范疫情风险和节约家庭开支的考虑），一旦放开防控，绝大多数农民工都继续外出务工。然而，城市生产因疫情影响表现出开工率不足等困境，农民工就业质量堪忧，农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在疫情期间暴露无遗。
留守乡村的人群，包括各种新型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疫情影响。新型经营主体是近些年国家重点培育的对象。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总量超过300万家。其中，家庭农场达到近60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17.3万家，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达到37万个。在土地流转方面，全国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1.62亿亩，以综合托管系数计算的农业生产托管面积为3.64亿亩；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总面积达5.39亿亩，流转出承包地的农户为7235.2万户。另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到2017年底，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约为2000万人，其中新型职业农民总量约为1500万。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近年来在土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市场化和服务社会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规模化农业生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经济优越性，相反，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使得新型经营主体相较于小农户，更容易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这尤其表现在规模化养殖业上，如疫情发生以来，活禽交易市场关闭，饲料、禽苗、活禽运输受阻，“饲料进不来、活禽出不去、大量鸡鸭活活饿死”的报道非常醒目，诸如此类的高投入、高风险、高度市场化的农业产业最容易受到重创，相关新型经营主体往往损失惨重。
前文已述，普通小农户生产生活的相对自主性有助于为疫情防控争取时间，但这主要仅限于传统小农的生产方式。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小农户的生产也卷入市场化、商品化、社会化体系当中。疫情期间，因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农技推广体系以及机械化作业等社会化服务无法及时到位，各地农业生产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当地集贸市场一度关闭，农副产品出现销售困难。再加打零工等本地兼业渠道被堵塞，留守乡村的兼业农户生计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对于大多数小农户而言，粮食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口粮安全，而农副产品生产和务工兼业乃是保障生产生活支出的主要来源，因此农副产品滞销和本地就业机会的减少必然意味着农户生活质量的下降，继而也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投入的可持续性。调研发现，疫情期间普通农户肉类消费和休闲消费明显下降，这些都是可见的受疫情影响的表现。
更为深远的影响还表现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所蕴含的粮食安全隐患。尽管上述数据表明近些年我国农业在产业化、规模化和社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仍有70%的耕地由近2亿的小农户经营。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7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总量仍有5.76亿人，农业从业人口为2.09亿人，其中90%以上仍为传统小农；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的比重更是在98%以上。这些小农具有老龄化、女性化、兼业化等特征，由于粮食生产在农户收入结构中的比例日益下降，出于生计考虑，这些农户存在强烈的非粮化和非农化倾向。近期，我们对水稻种植面积排名全国第三的江西省粮食种植情况进行调研时发现，不少产粮大县，早稻+晚稻+油菜的传统种植制度已经发生重要改变，有些地方多年来只种中稻或晚稻一季，放弃早稻而改种瓜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因为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家庭劳力不足或老龄化，导致明显的季节性撂荒现象。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江西，在整个南方地区都有一定的普遍性。相关研究表明，1990—2015年，我国南方地区水稻复种指数从148.3%下降到129.3%，双季稻改种单季稻（“双改单”）损失的播种面积为253.16万公顷，区域上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化最为突出。南方地区水稻种植制度整体呈现由北向南“双退单进”的变化格局，“双改单”导致全国水稻产量减少6.1%，粮食产量减少2.6%。水稻主产区湖南省和江西省以及经济发展较好的浙江省因“双改单”水稻减产幅度较大，均超过13%。实际上，2016年以来，“双改单”的程度还在加剧，以致今年撂荒问题成为耕地治理的重点。事实上，撂荒问题的现实成因非常复杂，一般情况下，农民对土地都是非常珍视的。撂荒往往是不得已的安排，如：青壮年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导致老龄化农民无力耕作，易地扶贫搬迁导致农户与耕地距离太远，粮价太低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偏低，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土地进一步规模化流转还有多大的空间？这里面涉及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户生计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端牢14亿中国人的饭碗”是头等大事，国家主要通过设置耕地红线、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方法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耕地的经营方式上，国家自然希望继续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扩大职业农民的规模，以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但是，从大部分农户的角度出发，土地是家庭生计的托底保障，即便粮食收入微薄，但只要拥有土地，他们就可以通过庭院经济、种养结合、经济作物种植等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增加收入，只要农二代没有在城市落户，留守在村的一代老农就宁愿撂荒也不会轻易流转土地。这就像脱贫攻坚，越到后面越是难啃的硬骨头，土地对于生计脆弱性强的小农具有保障功能。“没收”农民的土地，意味着农户生计和生活方式的连根拔起。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政府认为，如果不流转土地，不切实让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千家万户的非粮化、非农化以及（季节性）撂荒确实造成国家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
从结构上说，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取决于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取决于户籍制度改革（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的实质进展，取决于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承载能力。从微观上讲，取决于2亿农户的生计安全是否可以得到保障，并有持续改善的可能。两项任务相加，必然意味着“大国小农”和“小农户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农情仍会持续很长的一个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绝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三、后疫情时代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根据国家部署，乡村振兴是下一步的发展战略。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国家一定会像“脱贫攻坚”一样，采取超常规政策与举措，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攻坚克难，打赢乡村振兴战役。乡村振兴是一个整体，涉及产业、生活、生态、治理、乡风文明等各方面，但无论如何，农户生计生活的改善应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也是根本目标所在。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理解农户的生计逻辑及其行为表现。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承担了70%耕地种植的2亿小农，这一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已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绝大部分往往与2.9亿农民工形成一体二面的“半耕半工”的家庭分工。当然，在村的近2亿普通小农也是一个颇具内部差异性的群体，值得细致区分：其中包括没有领办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组织，也没有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种粮大户，他们可能因家庭原因留守乡村，靠人情网络自然流转土地，有学者称之为“中坚农民”群体；也包括参与到合作社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当中的各种社会化小农；还包括各式各样的市场化小农（也是伸缩性很大的概念，从直播带货的网红农民到仅在乡村集市销售农产品的小农等）。但是，大部分是老龄化、脆弱性、土地依赖性的传统小农，他们往往靠小份土地保证口粮安全，力所能及地通过庭院经济、种养结合、本地兼业以及本地集市来维持生计，这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意味着不能以发展产业为名，轻易地破坏农户已有的作物结构和生计体系，更不能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由，强行剥夺农民的土地。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可能带来的农业风险，各地出台多项紧急措施以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保障粮食生产。有些地方强力推进早稻种植，规定已经种植其他作物（花生、玉米、露天蔬菜等）的，都要翻耕重新种植水稻；已经种植苗木的要求砍树重新种粮食；已经挖鱼塘的要求填平复垦。有些地方将撂荒耕地治理工作纳入日常考核，层层加码，一票否决，甚至划定耕地撂荒比例，对于撂荒超过5‰的当地乡镇党政主官、分管领导、挂点村领导、村书记主任就地免职；对于连续撂荒2年的收回承包权，暂停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撂荒地实行无条件流转，转为集体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保障粮食生产可能短期有效，但对于生计脆弱性强的小农可能是致命一击。长远来看，这恰恰可能会损蚀国家粮食安全的社会基础。更稳妥的办法，应该是既要“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更要“藏粮于人”，从保护农民生计安全的角度，激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在粮食种植与农业增收之间保持空间，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
有一种观点认为，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好办法是大幅提高粮价。事实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一个国家的粮食价格是由市场和社会结构决定的。这里面既涉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问题，也涉及国际粮食贸易秩序问题。就城乡居民社会结构而言，粮价过低固然伤农，但粮价过高则需要考虑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属于中等水平，尤其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仍然有限。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其中城镇为27.6%，农村为30.0%。这些数据离发达国家尚有较大距离，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规模仍然庞大，粮价大幅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此外，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消费者不会因为粮食丰产就多吃，也不会因为粮食减产就少吃。正因为粮食的需求弹性小，意味着很小的数量变化，就能够引起较大的价格变化，价格变化的幅度可达数量变化的数倍或更多。因此，我们经常看到某种农产品增产10%，却可能导致市场价格下跌好几倍，导致生产者血本无归；而某种农产品减产10%，市场价格可能上涨好几倍，以至于城市消费者受损。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道理，甚至提出了“谷贱伤农，谷贵亦伤农”的观点。所以，自古以来，国家就采取各种办法干预市场，稳定粮价。
从国际贸易角度，大幅提高粮价，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必然意味着国内粮食产品没有竞争力，因此很容易导致粮食大量进口。长此以往，一方面可能引发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另一方面也会降低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最终损害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日韩等东亚国家及大量拉美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粮食政策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警醒。那么，可否通过对农民进行大量补贴的方式，将粮价稳定在较低水平以规避上述风险呢？一定的补贴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WTO规定，任何国家的农业支持补贴措施不能扭曲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是为“绿箱”政策。它指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者中转移而来，且对生产者没有影响的农业支持措施，包括由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所提供的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以及为保障粮食安全而提供的储存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生产资源储备补贴等。相反，可能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叫“黄箱”政策，包括：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补贴等，是WTO成员方必须承诺进行削减的政策措施。这里面涉及国际贸易秩序问题。实际上，大宗粮食商品的价格是国际政治经济力量长期角逐的产物。如果某一国家长期采取超常规、非市场的“黄箱”政策手段，保持其粮食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导致外国粮食进不来，本国粮食大量出口，扭曲市场贸易状况，这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长远来看，既不利于国际市场秩序，也不利于本国粮食安全。总之，无论是大幅提高粮价还是通过“黄箱”补贴保持低粮价的空间都不大。
从现实来看，此次疫情肆虐确实对全球农业安全是一次大考。从国际上看，粮食自给率低的国家面临重大风险，囤积粮食和生活用品的现象时有发生；粮食主产国和经济体则纷纷出台限制粮食出口的禁令，逆全球化倾向明显，更加剧了粮食进口依赖国的风险。就国内而言，疫情除了前述给正常的农业生产生活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外，中国对于一些农产品的长期进口依赖也因而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基于保护小农生计的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应对疫情等突发灾害，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因此，在国家政策层面，除了应加强科技创新和投入，实现“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还需要在制度设计上有智慧地保护农民生计安全，切实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微观基础，否则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容易成为“空中楼阁”。
从农业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要保护农民生计安全，首先应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分的方面，应切实保障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赋予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统的方面，应着力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支持体系，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健全针对小农户的补贴机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保障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要认清在现有社会发展模式下，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劳动力仍将以留守老人和妇女为主这一基本事实，所以应把降低农业劳动强度作为主要突破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农技推广服务和农民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推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创造性地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尤其帮助小农户与现代市场有机衔接，把更多的利益份额留在农民身上。面向乡村振兴，则应充分尊重小农的生计智慧，创造条件引导保护小农的创造力，鼓励小农参与创新创业，在特色优质农业、绿色生态农业、种养循环农业、互联网+农业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深度融合等方面积极探索，切实拓展小农户增收空间。
四、结 论
中国小农户生计体系的形成，是在与自然长期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生存智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文化传统，其坚韧性、生态性、负责任性和相对自主性有助于形成守望相助的基层社区，其机制与原理的运用对全国的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农户生计也日益表现出外在依赖性和高度脆弱性的特点，农民工复工复产的急迫性即是明证。小农的坚韧与脆弱或许是认识中国国情与乡村发展的前提所在，疫情面前展示出来的农户生计及其行为，无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鲜活注脚。
此次疫情冲击不仅对国内农业生产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国际粮食贸易的逆全球化趋势更突显出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隐患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从保护农民生计安全的角度，创造条件激发农民的生产致富积极性，应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夯实乡村振兴基础的必由之路。在这一方面，若遵循农业社会学的基本原理，需要对中国城乡发展的社会基础有清醒的认识，保持足够的耐心，在现有政策实践的基础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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