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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中共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出台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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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人俊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了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摈弃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次伟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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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之风仍在全国盛行。遭遇大旱的凤阳县小岗村,为了求生存被迫搞起了包产到户,从而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曾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葬送。”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观点,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然而,改革之路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想仍有巨大市场。
  就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前,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要求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大力推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了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
  于是,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和“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掀起过渡的宣传高潮。
  穷则思变。安徽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历史上穷得出名。解放后,凤阳县农村搞起了公社化,但依然贫穷。据统计:1956年至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凤阳县又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贯彻“左”的政策,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凤阳县农民对“农业学大寨 ”没有兴趣,对依靠人民公社 “大呼隆 ”劳动度荒也失去信心。许多人身背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谋生。这一情况,在安徽省其他地方也相当普遍。争生存、保平安,已成为当时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
  1978年秋收秋种时,刚刚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下乡视察,眼看地里无人干活,播种无望,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决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呼隆 ”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深深怀念 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经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很好,一度受到邓小平、邓子恢等人的支持。后来,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尊重事实的农民对此一直记忆犹新。
  凤阳县委书记支持了马湖公社干部、群众的意见,但谨慎要求人们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免得惹是生非。结果旗开得胜,责任田试点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大多减产,唯有马湖公社十个试点队没有减产,而且还有两个队增产。
  无独有偶,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大家发誓患难与共,守口如瓶,决不对外讲。如果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
  秋后,小岗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竟然出现惊人奇迹,粮食产量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 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实行包产到户头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
  凤阳县的奇迹,使人们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安徽省委在总结全省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 “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市场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份革命性文件。当时,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看到这份有争议的文件后,不禁拍案叫好,立即表示支持。当时,全国“左”的思想路线仍居上风。那年,邓小平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时,特地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政治压力,仿效安徽也制订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焦点。
  当时,安徽、四川两省领导的态度谨慎、低调,主张埋头干,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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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的红手印
  ■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开始松动,但包产到户依然是禁区,新旧两种思想相互撞击。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
  1979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中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决定》并提出 ,“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县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草案)》原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修改后的《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缓和,而且具有灵活性。修改后的《决定》最后甚至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
  好事多磨,正当各地在执行中央文件精神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开会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仅一年,一大批生产队就翻身,有的甚至一季就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左”的路线危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之火点燃起来。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市和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代表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十分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些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月31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国家农委的汇报。会上,华国锋强调指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分地,生产上有困难。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的另一个问题,即到 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订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邓小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会后,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2月刊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编者按,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语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3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于是立刻赶写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扬包产到户。对此,《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区、市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都热情支持推广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后,数次找万里谈话,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又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困难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方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个人。”他鼓励大家:“这个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由于此时万里已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所以邓小平又指示,“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到书记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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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与邓小平在安徽黄山合影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落户
  从1978年到 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的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在争论中逐步排除“左”的思想干扰,不断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尽管包产到户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有近80%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结果小麦产量达到 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幅度很大。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量4.4亿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 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 “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农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到处都是。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在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中,同样有路线、方向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人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对于这些情况,邓小平十分清楚。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一期间,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8月底,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万里担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教训,清除农村工作“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日至 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了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还有分歧,但阻力已大大减少。大家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苦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1980年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统计,全国共有 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为这一年农村政策好,大灾之年全国粮食产量居然高达3.1822亿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 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 1955年至 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 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晚包晚富,不包不富”,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未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有的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
  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借口维护毛泽东倡导的 “农业学大寨”,继续或明或暗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年3月11日,他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点名批评,指出 “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拿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的讲话对农口的干部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干部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 “左”的观念影响相当大、相当深。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可以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我们可以大搞;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费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开展,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在 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工作的副总理,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文件共 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1981年10月,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大家赞不绝口,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同样表示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提议将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全党,以表示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视和支持,大家热烈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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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邓小平(前右)、胡耀邦(前左)、万里(中)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活动
  ■1982年至1986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位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放宽
  1982年元旦,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一号文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 ‘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还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干部的干劲,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 “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工作成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了令人尊敬、羡慕的产业,长期潜伏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15%。实践再次证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
  文件还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 “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中国农业再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5.1%,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怕政策改变的顾虑,文件特别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该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了。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中国延续了3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上取消了。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大为改善。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不少人开始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大大减少,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对农村政策开始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更借此责难。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挖苦包产到户是“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农村中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农业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发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所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争论,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争论中诞生,又在争论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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