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出台的前前后后

gecccn · 发表于 2021-1-18 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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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人俊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了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摈弃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次伟大解放。

  中国农业“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
  ■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之风仍在全国盛行。遭遇大旱的凤阳县小岗村，为了求生存被迫搞起了包产到户，从而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曾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葬送。”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观点，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然而，改革之路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想仍有巨大市场。
  就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前，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要求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大力推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了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
  于是，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和“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掀起过渡的宣传高潮。
  穷则思变。安徽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历史上穷得出名。解放后，凤阳县农村搞起了公社化，但依然贫穷。据统计：1956年至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凤阳县又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贯彻“左”的政策，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凤阳县农民对“农业学大寨 ”没有兴趣，对依靠人民公社 “大呼隆 ”劳动度荒也失去信心。许多人身背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谋生。这一情况，在安徽省其他地方也相当普遍。争生存、保平安，已成为当时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
  1978年秋收秋种时，刚刚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下乡视察，眼看地里无人干活，播种无望，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决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呼隆 ”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深深怀念 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经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很好，一度受到邓小平、邓子恢等人的支持。后来，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尊重事实的农民对此一直记忆犹新。
  凤阳县委书记支持了马湖公社干部、群众的意见，但谨慎要求人们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免得惹是生非。结果旗开得胜，责任田试点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大多减产，唯有马湖公社十个试点队没有减产，而且还有两个队增产。
  无独有偶，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大家发誓患难与共，守口如瓶，决不对外讲。如果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
  秋后，小岗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竟然出现惊人奇迹，粮食产量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 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实行包产到户头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
  凤阳县的奇迹，使人们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安徽省委在总结全省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 “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市场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份革命性文件。当时，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看到这份有争议的文件后，不禁拍案叫好，立即表示支持。当时，全国“左”的思想路线仍居上风。那年，邓小平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时，特地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政治压力，仿效安徽也制订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焦点。
  当时，安徽、四川两省领导的态度谨慎、低调，主张埋头干，少宣传。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的红手印
  ■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开始松动，但包产到户依然是禁区，新旧两种思想相互撞击。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
  1979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中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决定》并提出，“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县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草案）》原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修改后的《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缓和，而且具有灵活性。修改后的《决定》最后甚至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
  好事多磨，正当各地在执行中央文件精神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开会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仅一年，一大批生产队就翻身，有的甚至一季就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左”的路线危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之火点燃起来。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市和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代表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十分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些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月31日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国家农委的汇报。会上，华国锋强调指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分地，生产上有困难。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的另一个问题，即到 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订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邓小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会后，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2月刊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编者按，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语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3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于是立刻赶写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扬包产到户。对此，《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区、市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都热情支持推广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后，数次找万里谈话，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又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困难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方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个人。”他鼓励大家：“这个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由于此时万里已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所以邓小平又指示，“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到书记处讨论”。

  万里与邓小平在安徽黄山合影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落户
  从1978年到 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的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在争论中逐步排除“左”的思想干扰，不断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尽管包产到户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有近80％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结果小麦产量达到 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幅度很大。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量4．4亿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 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 “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农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到处都是。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在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中，同样有路线、方向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人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对于这些情况，邓小平十分清楚。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一期间，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8月底，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万里担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教训，清除农村工作“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日至 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了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还有分歧，但阻力已大大减少。大家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苦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1980年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统计，全国共有 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为这一年农村政策好，大灾之年全国粮食产量居然高达3.1822亿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 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 1955年至 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 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晚包晚富，不包不富”，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未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有的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
  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借口维护毛泽东倡导的 “农业学大寨”，继续或明或暗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年3月11日，他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点名批评，指出 “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拿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的讲话对农口的干部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干部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 “左”的观念影响相当大、相当深。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可以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我们可以大搞；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费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开展，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在 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工作的副总理，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文件共 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1981年10月，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大家赞不绝口，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同样表示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提议将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全党，以表示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视和支持，大家热烈赞成。

  1983年，邓小平（前右）、胡耀邦（前左）、万里（中）等到十三陵参加植树活动
  ■1982年至1986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位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放宽
  1982年元旦，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一号文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 ‘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还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干部的干劲，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 “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工作成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了令人尊敬、羡慕的产业，长期潜伏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15％。实践再次证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 “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
  文件还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 “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中国农业再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5.1％，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怕政策改变的顾虑，文件特别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该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了。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中国延续了3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上取消了。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大为改善。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不少人开始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大大减少，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对农村政策开始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更借此责难。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挖苦包产到户是“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农村中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农业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发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所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争论，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争论中诞生，又在争论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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