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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坤晓、何安华:中国粮食供需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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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0 08:56: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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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坤晓 何安华(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快速发展,粮食产量不断实现突破。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让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2003—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取得历史性的“十二连增”,有效地满足了国内粮食需求,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养活自己。根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中国用占世界9.85%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9.84%的人口,这是中国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中国粮食供给市场也出现了产量多、进口量多、库存量和自给率低的“三多一低”现象,以及物质成本、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上升的“三本齐升”问题,值得警惕。同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粮食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对粮食需求的刚性增长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改变。随着国内外局势和世界粮食供需的动态变化,中国粮食供需面临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从供给侧看,中国粮食增产面临的资源环境和要素制约增加,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生产经营成本上升等约束日益突出,科技支撑能力偏弱、过度生产和超额储备等增加了粮食安全隐患。从需求侧看,商品粮需求的不断增加,加剧了粮食供给压力。此外,粮食价格倒挂、粮食产需缺口大、供求结构性矛盾等也增加了粮食安全的风险。面对新时期粮食供需的制约因素,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新界定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强调重点保障谷物自给和口粮安全,并将“适度进口”纳入了中国粮食安全战略。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发展重心转向内需建设,粮食安全作为稳内需的重要基础,再次成为关注热点。当前学术界对粮食供需、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较多,也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撑。但从研究内容看,多集中于粮食生产、贸易或消费等方面的研究,对粮食生产面临的约束因素、新时期粮食变动趋势的分析较少。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地解析了中国粮食的供需现状、发展形势,对新时期粮食安全的未来趋势进行研判,并提出了进一步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相关政策建议。
  2 中国粮食供给现状
  中国粮食供给总体充足,但在资源环境、要素和成本收益等约束下,增产压力大,需借助储备和进口来调剂需求。
  2.1 粮食生产情况
  中国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大体可分为4个时期(表1)。一是1978—1998年播种面积波动下降,由12058.72万hm2减少至11378.74万hm2,年均下降0.29%。二是1998—2003年播种面积大幅下降,截至2003年播种面积降至9941.04万hm2,年均下降2.67%。三是2003—2016年播种面积直线增加,截至2016年,播种面积达11923.01万hm2,年均增长1.41%。四是2016—2019年播种面积缓慢下降,年均下降0.89%。
  与播种面积相对应,中国粮食产量也经历了4个明显阶段。一是1978—1998年的粮食产量波动上涨阶段,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6.5万t增加到1998年的51229.5万t,年均增长2.63%。该时期,中国粮食单产水平大幅提升。二是1998—2003年的粮食产量下降阶段,2003年粮食产量降至43 069.5万t,年均下降3.41%。这主要是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减少所致。三是2003—2015年的粮食产量“十二连增”阶段,2015年增至66060.3万t,年均增长3.63%。这得益于2003年后出台的一系列粮食生产扶持政策,如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和大豆临时收储、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产粮大县奖励等,极大地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和单产的提升。四是2015—2019年的产量波动上涨阶段,年均增长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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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中国粮食生产单产水平不断提升,从1965的平均亩产(1亩=1/15hm2)100kg以上,逐渐突破200kg(1982年)、300kg(1998年),2018年达到374.7kg。总产量在波动中逐渐增加,从1966年的21400.0万t,逐渐增加至1978年的30476.5万t、1984年的40730.5万t、1996年的50453.5万t和2012年的61222.6万t。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kg,远高于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人均400kg)。但中国粮食自给率波动较大,2000年粮食自给率为100.50%、2005年微涨至100.90%、2010年下降至90.21%,之后呈下降趋势,2017年降为82.3%(低于世界安全标准的90%),之后有所增加。2019年,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达98.75%。同时,日益严重的非粮化现象给粮食生产带来冲击。1978—2018年中国耕地非粮化播种面积呈上升趋势,耕地非粮化比例由19.66%上升至29.45%。2018年,全国耕地非粮化率最高的为新疆(63.43%),产粮大省河南省的非粮化率也达26.23%。
  2.2 粮食生产面临的约束
  2.2.1 资源环境约束
  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耕地不足、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突出。
  一是耕地资源制约。中国耕地资源面临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制约。在数量上,人均耕地面积少。2017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0.097hm2,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全国有14个省份的人均耕地不足0.067hm2,6个省份的人均耕地不到0.033hm2,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057hm2的警戒线。耕地减少问题突出。2012—2017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等减少耕地面积211.18万hm2,6年间累计净减少37.98万hm2。在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和耕地之间矛盾仍很突出,保护耕地形势依然严峻。在质量上,耕地质量整体不高,给粮食单产提升带来压力。受干旱、洪涝和盐碱等多种因素影响,中低产田占比约为2/3。2016年年底,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6等,其中优、高、中、低等别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90%、26.59%、52.72%、17.79%。长期以来过度利用耕地、重用轻养、占用优质地补充劣质地等做法也使得耕地质量提升任务非常艰巨。
  二是淡水资源制约。中国水资源总量不足。中国是缺水大国,全国50%的国土面积年降水量低于400mm。2018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971.8m3)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时空分布不均衡加剧了粮食生产的水资源约束。在时间分布上,水资源年内、年际变化大,大部分地区降水量最多的前4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70%左右;在空间分布上,水资源从东南向西北逐步递减,耕地资源“南少北多,东少西多”,水资源“南多北少,东多西少”,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错配非常突出。水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和开发过度问题并存。耕地灌溉率不高,2018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6827.16万hm2,仅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1.15%,超一半的耕地仍需靠天吃饭。农业用水效率低问题突出。中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54)与发达国家(0.7~0.8)比仍有较大差距。以粮食生产为例,中国生产1kg粮食约消耗1t水,而发达国家消耗0.4~0.5t。同时,局部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严重。淮河、松花江、辽河、黄河流域地表水资源开发率分别达73.8%、42.1%、50.6%、54.7%,均超过国际公认的40%水资源开发生态警戒线。
  三是生态环境制约。化肥、农药和农膜等不合理使用导致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中国化肥施用量高于亩均8kg的世界平均水平,农药利用率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50%~60%仍有一定差距。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带来了耕地贫化、土地板结和水土流失等问题。《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表明,2017年地膜使用量达141.93万t,多年累积残留量118.48万t。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影响较大。中国农业因灾损失的70%~80%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1978—2016年,农作物受旱灾、水灾、风雹灾和冷冻灾影响的粮食生产年均面积为2267.56万hm2、1085.13万hm2、447.60万hm2和319.04万hm2,占总受灾面积的96%。
  2.2.2 要素和成本收益约束
  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着科技、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不足,以及“成本高、收益低”的约束。
  一是科技创新约束。2019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9.2%,与发达国家的70%~80%比(2015年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这主要有以下3方面原因。①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研投入资金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4%左右,中央财政每年用于农业科技的支出不到农业财政支出的1%,投资强度明显偏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科研资金投入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发展中国家的2/3。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2010年,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1%,欧美等发达国家为70%~80%,差距较大。这反映出中国有较多的农业科技成果未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③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待提升。不少粮食主产区的省份存在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不健全、人才匮乏和农技推广效率低等问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专业技术人员占58.00%,每年参加短期培训的人数仅占13.00%。
  二是其他要素投入约束。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现代要素投入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离农、离粮倾向。在投资利益驱动和风险规避的双重作用下,资源要素有从粮食生产流向非粮种植业、养殖业甚至非农产业的倾向。据统计,每年有数百万亩的优质耕地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被占用;农业发展缺人才、农村发展“空心化”的问题突出;农村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劳动力素质在不断弱化,阻碍了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在农村的推广。
  三是成本收益约束。近年来,中国种粮比较收益下降,加之自然风险高、农民外出务工收益越来越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较大冲击。粮食种植单产低、成本高,在国际竞争中存在比较劣势。从单产来看,中国稻谷、玉米的单产仅为美国的78.4%和63.3%,小麦、大豆的单产相比全球其他主产国也有很大差距。从生产成本来看,2018年中国小麦的亩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2倍多,玉米的亩均生产成本比美国高41.0%;每50kg小麦、玉米产品成本分别比美国高52.8%和116.3%,其中人工成本是美国的13.9倍和14倍。总体来看,2013—2018年,中国三大主粮平均每亩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从415.12元上升到449.55元,增长8.29%;如果将农民家庭用工和自营土地折价计入总成本的话,种粮亩均总成本从1026.19元增至1093.77元;同期平均出售价格从121.13元减至109.66元,下降9.47%。成本和出售价格“一升一降”的双重挤压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2.3 国内粮食库存
  中国的粮食库存主要包括政府储备、政策性库存和企业商品库存,一部分农户的存粮通常不在库存统计范围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粮食短缺,库存数量少,仓容不足。据统计,1950年中国征收和征购的粮食仅为1780万t,1958年增加至5191.5万t数据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自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农业市场化改革,因地制宜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粮食库存也相应增加。根据吕新业和孙瑜的测算,1980年中国粮食的年末储备为8.452万t,1981年增至1亿t以上,1984年突破2亿t,1990年突破3亿t,1992年达3.39亿t,之后由于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中国粮食库存也呈下降趋势,2003年降至1.53亿。随着中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增加,粮食库存也逐渐增长,近年来,持续维持在高位。根据2019年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2018年中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t,简易仓容2.4亿t,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各类企业全年收购粮食超3.6亿t。2019年,中国三大主粮的库存量与销售量比率(库销比)达68%,够中国人半年以上的消费量,其中稻谷和小麦的库销比分别为86.4%和92.1%,库存量几乎够国民吃一年。可见,当前中国的粮食库存很充足。
  2.4 粮食净进口情况
  总体来看,中国粮食贸易为逆差(图1)。从进口量看,粮食进口呈增加趋势。在2002年以前,中国粮食进口量基本在2000万t以下,年度间有波动,但幅度相对较小。1980—2002年,进口量均值为1242万t。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伴随经济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和成本优势减弱,粮食进口增速显著。自2003年起,中国粮食进口量大幅度增加,由2283万t激增到2005年的3286万t、2008年的4131万t、2009年的5223万t、2010年的6695万t、2012年的8025万t、2014年的10042万t,2015年更是增加到12477万t,为历史最高值,年均增长11.42%。此后,进口量有所下降,2018年降至11.555万t。从出口量来看,中国粮食出口整体维持在较低水平。1980—1993年为波动增加阶段,年均增长18.88%。之后出口量大幅下降,至1996年下降至144万t。1997年起,粮食出口又呈波动上涨趋势,2003年达2230万t,年均增长17.23%。自2003年后,出口量又大幅下降,降至2018年的366万t,年均降幅11.35%。
  可知,1980—2018年,中国粮食净进口量大幅增加。在2003年以前,净进口波动较大,最低值为1993年的—783万t,表现为净出口量最多,最高值为1995年的1867万t。2003年后,粮食净进口急速增加,2017年达12782万t,年均增长47.97%。2018年净进口有所下降,较2017年降幅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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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贸易国家来看,中国的粮食进口国主要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小麦进口国主要为加拿大、法国和哈萨克斯坦,2019年,3个国家进口合计256.8万t,占小麦进口总量的73.63%;小麦主要出口至朝鲜、埃塞俄比亚和泰国,2019年,3个国家出口合计23.6万t,占小麦出口总量的75.41%。玉米的进口国主要为乌克兰、美国和老挝,2019年,3个国家进口合计459.7万t,占玉米进口总量的95.90%;玉米的出口市场主要为朝鲜、加拿大、越南,出口量较小。大米进口主要来自巴基斯坦、泰国和缅甸,2019年,3个国家进口合计171.9万t,占大米进口总量的67.50%;大米主要出口至埃及、科特迪瓦和土耳其,2019年,3个国家出口合计98.3万t,占大米出口总量的35.77%(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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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粮食的适度进口不仅是调节中国国内粮食消费需求结构的重要手段,更有利于平衡国内粮食供需关系,缓解粮食生产面临的国内资源环境压力,是在资源环境和科技投入约束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3 中国粮食需求情况
  中国粮食供给总体平稳且充足,但粮食需求存在城乡差异和结构差异,且随着膳食消费结构、人口结构和消费观念等的转变,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
  3.1 粮食消费情况
  中国口粮生产是有保障的,能满足基本消费。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高于城镇居民,这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习惯、饮食结构等有很大关系。从变化趋势来看,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均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从1980年的257.2kg下降到2019年的154.8kg,年均下降1.29%,在2000年前下降趋缓,之后下降较快。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从1981年的145.4kg下降至2008年的58.5kg,年均降幅3.32%。在2008年之后呈波动上涨趋势,2019年增至110.6kg,年均增长5.96%(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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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肉蛋奶消费来看,2012—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量稳中有增,平均维持在肉类26.7kg、蛋类9.5kg和奶类12.2kg的消费水平,年度间差异较小。其中,城乡居民的人均肉蛋奶消费均呈小幅增加趋势,但城乡差异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高于农村居民,这主要是因为肉蛋奶产品价格相对较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从均值来看,城镇居民的人均肉蛋奶消费分别为29.1kg、10.5kg和16.9kg,农村居民人均肉蛋奶消费分别为23.8kg、8.3kg和6.6kg。肉蛋奶的生产均需要消耗一定的粮食,中国农业科学院提出肉蛋类的折粮系数猪肉是4.3:1,禽肉和禽蛋为2.7:1。
  3.2 未来变动趋势
  随着国内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居民膳食结构的转型升级、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和非农就业转换等,中国粮食消费需求在较长时期内仍会保持刚性增长态势,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会因遭受各类约束而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有大幅度提升,粮食供求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
  3.2.1 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长
  一是人口数量增加推动粮食消费需求增长,且仍将持续一段时期,人口对粮食供给的压力持续存在。从人口数量与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关系来看,1995—2005年,全国总人口数量从12.1亿人增至13.1亿人,年均增加963.5万人,年均增长0.77%;同期粮食消费需求总量从45280万t增至49440万t,年均增加416万t,年均增长0.88%。从人口数量增加来看,1978—2019年,中国总人口数量从9.6亿人增加至14.0亿人,在41年间增加了4.4亿人,年均增加1073万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特别是自2012年以来,总人口数量从2012年的13.5亿人增至2019年的14.0亿人,7年间增加5000万人,年均增加714万人。尽管中国人口数量增速放缓,但拐点尚未到来,据国务院2016年12月30日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总和生育率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预计在14.2亿人左右,到2030年前后将达到峰值,在14.5亿人左右,此后可能会持续下降。
  二是中国居民的膳食消费结构转型仍将持续,口粮消费趋于下降,而饲料用粮与工业用粮相应增加,粮食总需求量还将呈现增长态势。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加,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温饱型转向小康型。具体来说,城乡居民对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消费比例逐步提高,替代了部分直接粮食消费,使口粮消费比重逐渐下降;而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和以粮食作为原料制成的快餐、糖果等间接性食品的需求增加,引致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增加。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4年2月10日发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2020年全国人均年口粮消费将达135kg、食用植物油12kg、豆类13kg、肉类29kg、蛋类16kg、奶类36kg、水产品18kg、蔬菜140kg、水果60kg。从能量转换角度来看,肉蛋奶和水产品等食物的生产都将消耗一定量的原粮。
  三是人口结构的持续变化将推动粮食消费需求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由1978年的17.92%增至2019年的60.60%,大量农民进入城镇成了“离农”消费群体。由前文分析可知,城镇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低于农村居民,但肉蛋奶等人均消费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农民进城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膳食结构会慢慢接近城镇居民,这将进一步降低口粮的人均消费需求,推动肉蛋奶等食品的消费增长,进而推动粮食消费总需求增长。以禽类消费为例,2018年城镇居民比农民村民的人均禽类消费量多1.8kg,全国流动人口有2.4亿人,即增加了4.32万t禽类消费量。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计2016—2030年,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约2亿人,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70%。
  3.2.2 粮食需求优质化、多样化
  一是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增加了对优质、特色和高端粮食产品的需求,也对粮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粮食消费理念也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粮食消费追求高级化、优质化和多元化,这就会推动粮食加工向精细化发展,同时也将增加整体的原粮消耗。在粮食育种技术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时,采取少肥少药的方式,种植口感好、质量佳的粮食作物品种,这可能与提高粮食单产的要求形成“两难选择”。
  二是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的背景下,部分农产品结构性矛盾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已进入由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期,逐步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转变,对绿色安全、有机高端、个性化与品牌化的农产品需求快速上升,对低端消费需求明显下降。经过这几年的农业结构调整,中国农产品供给结构逐步调优,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有所增加,但一般的低端产品仍然偏多,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绿色优质产品供给仍显不足,这种趋势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将进一步加剧。据预测,优质、专用型水稻小麦品种将长期供不应求,仍需要通过进口调剂予以弥补;大豆能实现15%以上的自给率,但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和少数几个国家的格局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绿色优质产品消费需求将快速上升,但国内供给明显不足,供需结构性矛盾凸显。
  3.2.3 粮食全产业链产后损耗
  粮食产后损耗是全球难题,发达国家粮食损耗率低,发展中国家粮食损耗较为严重。全球每年损耗或浪费约13亿t食物,约占食物总量的1/3,相当于每年14亿hm2耕地资源的投入和2500亿m3水资源的消耗。降低粮食产后损耗,实际上会增加粮食供给或减少粮食需求。一是粮食的收获、储存、运输、加工包装和消费等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损耗。如在收获环节,可能因收获技术落后、收获不及时等原因导致损耗;在储藏环节,可能因受潮霉变、鼠虫危害等造成损耗;在运输环节,因反复包装、拆卸导致损耗;在加工环节,因过度加工导致隐性损耗等(如去壳大米抛光处理成特制米)。二是餐饮食物浪费遍布全国各地,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成为粮食安全的重要威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外出就餐的比例越来越高,外出就餐频率和消费量也在持续提高。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在北京、上海、成都和拉萨4个代表性城市366家餐馆的实地调研结果表明,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一餐93g/人,浪费率为11.7%。据此测算,2015年中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上的食物浪费量在1700万~1800万t,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把握国内外局势和粮食供需趋势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粮食供需的基本情况和未来发展态势,得出了一些较有力的结论,并为新形势下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政策建议。
  4.1 结论
  总体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粮食供需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中国一直秉持“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粮食安全理念,但粮食年度产需仍存在一定缺口,有的年份产需缺口可能小一些,有的年份可能大一些,但缺口一直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需动用储备和适量进口来弥补和调剂品种调剂余缺。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粮食供需紧平衡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必要性。从供给来看,粮食进一步增产的不确定因素较多,“硬约束”既面临着不断增强的耕地数量和质量制约,水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和开发利用不合理等条件的制约,也面临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度大、生态环境恢复缓慢的制约;“软约束”既受到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和成果转化率低的影响,提高粮食单产的难度增大,也存在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离粮,比较收益偏低,种粮的内生动力不足、积极性下降等制约。同时,我们还应注意,世界粮食进出口格局决定了中国想要依靠进口解决吃饭问题的潜力非常小,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依赖进口保证内需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库存较为充足,但仍存在一定的产需缺口,需要通过适度进口来进行调剂。中国粮食净进口的显著增加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从需求来看,虽然城乡居民的人均口粮消费在减少,但总人口仍在持续增加,人们的膳食消费结构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成为“买粮”群体,使得粮食的消费需求仍将刚性增长;人们的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型期,对粮食需求日益多样化、优质化;粮食生产、储运和加工等环节的损耗以及餐饮浪费等,使得粮食的产后损耗较为严重,尚需进一步攻克。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增加了粮食供需平衡的难度,保持粮食供需紧平衡的基本格局,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来说,既是一种现实选择,又是一种理性选择。
  4.2 政策建议
  面对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粮食供需长期紧平衡的发展态势,中国要以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指导,坚守“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战略方针,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从供给角度来看,一要着力打破粮食生产面临的资源环境、要素和成本收益约束。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为契机,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方向,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提高农业用水的开发使用效率。以农业绿色发展为指引,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因地制宜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逐渐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恢复农业生态环境。坚持“科技兴粮”和“人才兴粮”战略,加大粮食种植的科技投入、技术推广力度,强化对涉及粮食产业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和培育力度,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延长粮食产业链条,提高粮食生产效益。二要稳定粮食库存和坚持粮食适度进口。改革和完善粮食收储制度,强化粮食库存管理,加强流通监管,注意防范化解风险,保证中国的粮食储备充足、供应充裕。统筹考虑国际局势和世界粮食供需情况,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缓解国内粮食生产约束、平衡粮食供需,保证粮食安全。三要提高绿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以质量兴农为导向,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种植结构和品种结构,引导优质品种向生产优势区集中,提高优质产品有效供给,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从需求角度来看,一要重点降低粮食全产业链的损耗。优化全产业链管理,提高粮食生产、收储、加工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管理质量,尤其是提升粮食加工转化率,尽可能减少粮食损耗。二要坚决杜绝餐饮浪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教育引导、树立节约风尚,强化制度监管、整治浪费之风。

粮农智库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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