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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产融合路径:逻辑必然与实证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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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7 10: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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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云 程长明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有力回应, 清晰地传递了解决农业、农村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状况的紧迫感 (王丰, 2018) 。城镇化带给城市的是繁荣, 但留给农村的是“空心村”的大量出现和农村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农村发展乏力、农业生产低效、农民收入偏低, 乡村衰落迹象已经显现*。城市化的结果不能是繁华的城市和萧条冷清的农村并存 (韩长赋, 2018) ,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已成为各界共识 (陈秧分等, 2018) 。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 并把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作为实现产业兴旺的路径之一。农村三产融合的特征是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拓展和产业功能转型 (姜长云, 2015) , 体现现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是产业渗透、交叉、重组的过程。农村三产融合必须以农业为依托, 跨界配置资本、技术和资源等生产要素 (马晓河, 2016) , 其核心要义是一二三产业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在农村全域得以实现 (尽管融合层次、融合模式有所不同) , 目的和归宿是农民增收, 与“生活富裕”目标高度一致,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手段。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 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专门研究文献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钟钰, 2018) , 乡村振兴的路径 (刘合光, 2017;钟钰, 2018)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及举措, 乡村振兴参与主体 (刘合光, 2018) 。有的学术期刊开辟了乡村振兴专版, 如《吉林农业》, 主要发表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些思考, 如宋洪远 (2018) 撰写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点思考”。关于乡村振兴与三产融合的关系, 有少量文献出现。如周立等 (2018) 发表的“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融合和六次产业发展”, 认为三产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关键在于走好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我国的乡村振兴可以借鉴日韩发展第六产业的成功经验。关于乡村振兴与企业的关系, 也有少量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 如张红宇 (2018) 认为企业在乡村振兴战略里应该起到联系农民、服务农民的领军作用, 是产业兴旺的重要推动力量。
  关于农村三产融合的实证研究也出现了少量文献, 如《北京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课题组构建了农业融合发展指数, 并对北京农业三产融合水平进行了测算;苏毅清等 (2016) 构建了农村三产融合的程度指标、方式指标和目的指标, 并对浙江、湖北、重庆、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 对本文有借鉴意义。
  但从目前看, 学界关于以三产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机制研究还不深入, 关于我国三产融合程度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全面展开, 制约了理论对乡村振兴的实践指导作用, 也影响了学界对乡村振兴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衰退现象并不是必然会出现的规律, 关键是找准乡村振兴的时机 (四川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知库, 2018) 。目前的问题是, 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实施的战略路径有多种选择。为什么三产融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途径?三产融合发生的根据何在?三产融合为何可以实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是对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的到2020年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的目标任务的重要关切, 有助于提高和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信心。
  二、农业的弱质特征:农村三产融合的必然性
  农业产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双重下降, 农业的主导地位已丧失, 出现农业产出小部门化趋势 (刘茂松等, 2015) , 就农业抓农业已无法挽救农业的凋落。农业引入工业和服务业, 拓展农业功能, 获得社会平均利润, 是其新生的必然逻辑, 农村仅仅依靠农业就能生存的时代已经结束。农业农村产业须有多元价值追求, 满足多层次消费者的需要, 才能实现振兴。下面从农业的弱质性视角来分析三产融合的必然性。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 资本和资源流向投资机会更多、利润率更高的二三产业、向城市集聚, 这就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困境。而农产品多属于生活必需品, 需求收入弹性小, 这就决定了农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劣势。因此, 本文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弱质性四个方面对农业的弱质性进行分析。
  (一) 生产的弱质性
  农业生产既是自然再生产又是经济再生产, 是两者的“半统一”1。由于劳动的不连续性, 使得农业生产无法获得劳动分工所产生的效率。尽管在设施农业和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 农业生产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自然力的作用。农业生产面对着大自然, 而自然是不可控的, 农业比其他产业更具自然风险。此外, 蛛网理论说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 农产品市场经常发生蛛网型波动, 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农业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功能拓展, 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农业生产在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的并存,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有利于克服农业生产的弱质性。
  (二) 分配的弱质性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 农业支持工业, 为工业提供大量的积累, 大量的农业剩余流入工业。因此, 农业在分配上的弱质性在工业化初期表现十分显著。在工业化中期, 农业产业化道路开辟以来, 农业剩余的分配仍然有利于工业, 其原因在于农业产业链利益主体间信息分布不对称所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公, 从而使农户在加工、经销等环节利益流失。因此, 建立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保障农户的利益至关重要, 这也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题中之意。
  (三) 交换的弱质性
  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 而消费却是连续的。生产和消费的不同步性, 使价格信号发生作用存在时滞, 生产者在当期无法实现决策调整。农产品供给的价格弹性减弱, 放大了农产品稀缺或过剩的信号, 从而导致农业经营者的价格预期难以稳定的形成, 农产品市场风险增大。因此, 要充分发展农产品储存设施、设备和技术, 发挥其“蓄水池”作用, 调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解决供需矛盾, 实现储存的时间价值。这就要求延伸和完善农业产业链,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高度融合, 以改善交换的弱质性。
  (四) 消费的弱质性
  根据恩格尔定律, 人们的食品开支所占比重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这意味着农产品收入弹性很小, 农产品消费量的增幅有限。由于农产品的生物学特性, 必须及时消费, 这给运输、储存环节增加了成本, 也使产售者在与消费者的价格博弈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在升级, 对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产品需求在增长, 此类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并不满足恩格尔定律的基本条件, 消费的弱质性有所改善。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发展农村三产融合、创造新业态的必要性。
  因此,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利润有着自身的特质: (1) 利润的实现具有时滞性。 (2) 利润的实现受自然力的影响大。 (3) 利润的实现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突出。劳动等可变要素投入的增加一旦越过与土地等固定要素的最佳配比, 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就会出现。而农业中不变的生产要素可塑能力弱, “精耕细作”有其自然的极限, “过密化”和“内卷化”显著, 农业最容易受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
  上述特点决定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2, 农业难以获得平均利润, 更难创造超额利润。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 劳动力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发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库兹涅茨法则揭示了劳动力的流动会使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不变、第三产业上升的规律。为提高单位土地的利用率, 增加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劳动投入, 必须实现三产融合, 必须有新的商业模式, 农业必须与二三产业分享利润。
  三、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农村三产融合的可行性
  本文借用日本学者今村奈良的六次产业概念来分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之所以取名六次产业, 原因在于1+2+3=6 (加法效应) 和1×2×3=6 (乘法效应) 。加法效应意指“结二连三”, 即延长产业链;乘法效应意指一二三产业之间的交互融合, 即形成新业态。据此, 本文把农村三产融合分为“工序性融合”和“结构性融合”两大类。所谓“工序性融合”, 是指产前、产中、产后的融合, 结果是创造新产品;所谓“结构性融合”, 是指三大产业的跨界横向融合, 结果是产生新功能、创造新业态。
  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过程中, 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同时存在, 实现价值增值。为了说明农村三产融合的实现机制, 本文引入生产可能性曲线概念, 对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进行机理分析。
  假若在既定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生产两类产品, 一类是低附加值产品, 一类是高附加值产品, 其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A点表示未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农业生产, 没有达到这两种产品的最大数量组合。加法效应可使A点移到B点, 达到两种产品的最大数量组合, 同时进行替代生产, 高附加值产品比低附加值产品增加更多。乘法效应可使B点移到C点, 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 同时进行替代生产, 高附加值产品大大增加, 而低附加值产品产出可能会减少。
  因此, 加法效应实现“工序性融合”, 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的点外移到曲线上, 乘法效应实现“结构性融合”, 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加法效应是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 乘法效应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 我们作出理论解释。
  马歇尔认为规模经济形成有两个途径:源于内部规模经济和由于多个企业分工等行为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据此, 三产融合中由于加法效应而存在的规模经济当属外部规模经济。
  加法效应使产业链条加长, 但生产的仍然是满足消费者生理需求的食物, 不过, 生产主体趋于多元, 生产规模大大增加了 (量的扩张) 。其获利的原因是由于产业集聚发展所引起区域内生产企业整体的成本下降。规模经济产生于固定资产的不可分割性和固定成本的可分摊性, 例如农村道路、水利和通讯设施。农村环境的改善、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协同、专业合作社的服务是实现三产融合外部规模经济的根本途径。
  乘法效应创造新业态, 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出多类产品, 满足消费者物质和精神需求 (质的变化) 。如果把农村三产融合系统抽象为一个多产出组织, 那么我们可以用范围经济理论对融合的乘法效应进行解释。基于农业系统的基本经济技术特征, 该多产出组织有如下特点: (1) 产出多元化。其产品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满足物质需要的产品, 如食物;满足精神需要的产品, 如乡村旅游、农家乐等。产生三种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包括生态) 和安全效益。 (2) 投入的多元化。农村三产融合的投入主体多, 既有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入, 也有社会资本投入;既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 又有工商资本的投入。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 动员各渠道资本参与农村三产融合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些投入主体能够共同分享一定的有形和无形资源, 共同分摊一定的投入成本。 (3) 产出的外部性。农村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间存在着相互溢出效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生产的高品质的安全食品吸引顾客光顾, 促进乡村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 第三产业发展可提升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消费。
  因此, 由农村三产融合的多产出特征和多产出组织的特点可知, 用范围经济理论解释三产融合的机理具有科学合理性。根据周天勇 (2005) 对范围经济的重新定义, 考虑时空因素, 范围经济可分为厂商范围经济和区域范围经济。一个区域的多个产业的成本收益比本区域单一产业具有成本小、收益高的特点, 称之为区域产业范围经济。
  乘法效应本质上是资源在三次产业间的优化配置, 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多种产品, 多产出之间的相关性, 使得创造新业态的“组织”具备了实现范围经济的基本条件。范围经济的存在能促成相关过程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 其产品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贺琨等, 2015) , 三产融合具备实现范围经济的条件和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需求的特征。
  因此, 由于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的作用, 促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条件的形成, 农村三产融合有其学理基础, 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
  四、基于十年数据的测度: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阶段性
  据上述, 农村三产融合不仅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2015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从政策上界定了农村三产融合方向。十九大报告把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路径加以论述, 揭示了三产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当下, 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从理论上说, 三产融合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和可行路径, 但问题是我国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是否存在融合的空间和动力?为了弄清这一问题, 需要对我国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作实证研究。
  (一) 研究方法
  关于农村三产融合度的测算, 尚未形成公认的测算方法和指标体系。梁树广等 (2017) 把融合度测算方法归纳为灰色关联、产业关联和赫芬达尔指数三种;李芸等 (2017)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了北京市农业产业融合水平;王玲 (2017) 则对农业产业融合指标体系进行熵值法测算;蒋辉等 (2017) 则从农业与二三产业耦合协调的角度计算三产融合的关联性。
  虽然产业耦合和产业融合的概念不同, 前者反映产业间逐渐融为一体的动态过程, 而后者反映产业间的内在互动和关联关系, 但是两者的功效相同, 深层次理论具有相通之处。因此, 本文以一二三产业作为系统耦合的三个子系统, 通过构建模型体系, 测度三产存在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 用以反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水平, 客观评价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状况。
  1. 农村三产融合度模型。
  根据前文所述, 耦合度主要考察各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测算其相互协调的程度。根据陈俊红等 (2016) 的研究, 农业作为基础产业, 为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产品基础;二三产业反哺农业, 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 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 这些融合的发展离不开乡村, 产业角度的三产融合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村三产融合的水平, 以此衡量地区产业融合差异及增长空间, 避免了由于村域数据获取难度大、口径不一的问题。因此, 本文采用地区三产发展数据衡量农村三产融合度, 以三产融合阶段性特征表征农村三产融合阶段性特征。根据三产融合的内在关联性, 考虑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 参考钱丽等 (2012) 、李裕瑞等 (2014) 多个系统耦合模型, 构建融合模型
  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准确评估和分析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基本思路, 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代表性和可得性等原则, 本文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规模指标、成长指标和绩效指标三个体系评估其发展水平,
  本文依据我国31个省份数据, 在测算2007—2016年省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 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三产融合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均值法等方法补齐。
  (二)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阶段性特征分析
  1. 三产融合发展的整体特征分析。
  在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收集、整理相关指标统计数据, 并使用熵权法计算各省、各产业发展水平值。根据前文分析, 以耦合协调度代替融合度, 借助公式 (1) ~ (3) , 综合测度2007—2016年中国31个省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并按照东中西部区域进行分区研究 (见图2) 。
  中国三产融合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由2007年的0.579上升到2016年的0.635, 实现9.6%的增长幅度, 年均增长1.1%左右, 但总体而言增长速度缓慢;从融合阶段看3, 2007—2010年, 中国三产融合发展水平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2011—2016年融合度有所上升, 达到初级协调水平;从地区差异来看, 东部地区产业融合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产业融合则处于最低水平, 东部地区无论在增长速度还是发展水平上均处于领先地位;从区域与融合阶段结合上看, 东部地区一直处于初级协调水平, 中部地区分为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 而西部地区则一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中国三产融合总体水平不高, 但呈上升趋势, 表明以农村三产融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路径在实践上存在可行空间。
  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不高、层次低、发展缓缓, 与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指标滞后有关,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不足, 制约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程度。融合度的区域差异也明显地表征了区域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无论是产业链的延长还是新业态的涌现, 东部地区都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 体现出“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的作用效果。但三大区域三产融合水平均保持增长态势, 从发展阶段上看, 有由低一级阶段向高一级阶段发展的趋势, 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动力和空间。
  图2 2007—2016年中国三大区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均值(省)
  2. 三产融合发展的省际特征分析。
  从各省份发展来看 (见表2) , 2007年, 三产融合发展处于全国前五的省份有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2016年, 排名前五的省份有江苏、广东、上海、山东和浙江, 均属于东部省份。同时, 根据融合度所处阶段分析, 前五个省份由2007年的初级协调水平提高到2016年的中级协调水平。由此可见, 中国产业融合领先地区基本属于东部省份, 这些省份不仅经济领先, 而且产业融合程度较高, 代表中国三产融合的领先水平。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有青海、西藏、宁夏、山西、甘肃等省份, 这些地区大多属于西部地区, 基本处于勉强协调水平。由于农业技术水平落后、农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因素, 造成农业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产业链延伸拓展能力不足、技术渗透和扩散通道不畅等问题, 阻碍农业与二三产业的互动、互促和融合。
  此外, 中国31个省份三产融合变异系数逐年扩大, 由2007年的5.69%提高到2016年的9.29%, 标准差也由0.033提高到0.059。虽然, 根据前文分析, 中国三产融合水平不断提高, 但是省际差异逐渐扩大,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融合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因此, 中国在大力缩短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的背景下, 提高总体产业融合水平的同时, 需要兼顾地区差异, 尤其应发挥领先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带动作用, 不仅要使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化, 而且要打破地区产业融合壁垒, 促进产业间融合、跨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因此, 基于三产融合测度结果, 中国三产融合尚处于初级阶段, 整体特征表现为地区差异大、增长空间显著, 表征着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阶段处于低位, 匹配整体经济发展的效力不足, 具有较好的增长前景。同时, 三产融合水平的地区差异会造成产业融合势能, 形成融合动力。只有顺势而为, 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乡村振兴。
  表2 2007—2016年中国31个省份三产融合发展评价水平(省)
  五、促进三产融合, 实现乡村振兴:农村三产融合的应然性
  提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强调各地区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迫在眉睫。
  (一) 做好顶层设计, 创新体制机制, 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的突破口在于三产融合发展, 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顶层设计。日本的“六次产业化”发展经验表明, 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测度结果, 当前我国三产融合水平还不高, 三产融合总体处于初级协调水平, 地区差异较大, 推动农村三产融合势在必行。因此, 做好顶层设计、创新三产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显得十分重要。
  同时, 各地应因地制宜,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强化顶层设计落地、落实。具体包括,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重大政策举措时要把握好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发挥三产融合的动力;强化政府补贴地区倾斜、产业倾斜, 结合三产融合水平地区差异, 重点扶持产业融合落后地区, 强化落后地区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加强产业补贴由生产环节向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倾斜, 尤其应针对示范项目、重点项目予以财政、税收等支持。通过顶层设计、政策落地, 放活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 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产业基础。
  (二) 尊重地区差异,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为乡村振兴补齐短板
  从目前农村出现的三产融合模式来看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农村地域广阔, 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乡村面貌差异大, 生态多样。三产融合不是“标准化作业”, 要充分尊重地区发展差异, 重视生态差异、历史文化差异、产业发展条件差异, 切不可重蹈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千城一面覆辙, 造成“千村一面”。同时, 在尊重地区差异的前提下, 要解决好协调发展问题。
  根据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 产业融合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同时省际产业融合差异逐渐扩大。部分省份技术、资源充足, 融合水平较高, 在区域范围内起到示范领先地位。因此, 构建三产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体系, 必须要推动多区域联动发展、协调发展。一方面, 要发挥协调性高的省份对周边省份的技术扩散和产业跨区域联动, 优化产业链分工, 发挥中心省份的辐射带动作用, 增强区域产业合作;另一方面, 要打造区域示范产业集群, 尤其是三产融合水平较低的区域, 在规避相互抑制的同时, 树立地区发展典型, 发挥典型带动全局的示范引领作用, 实现全面的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和乡村振兴。
  (三) 打造新产业新业态, 发挥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 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动能
  培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实现农业产业发展的质变, 从根本上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依托产业集聚融合,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深化农村产业品牌建设, 带动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发展。推动技术融合, 发展“互联网+农业”、农村电商, 拓宽农资供应和农产品流通渠道, 以农村电商激活农村产业发展动力。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点在于将农村的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有效集聚和整合, 充分激发各类要素和主体活力, 壮大农村产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推动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 通过产业链延伸和新业态的涌现形成要素资源的协调发展, 打破产业融合发展的壁垒。结合地区发展特点, 通过三产融合的加法效应和乘法效应, 形成“农业+加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联结和融合, 形成要素整合的产业发展体系, 为农村发展、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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