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兴庆：新时代农民合作社的新使命

一、在应对农业新挑战中，合作社应该担当什么样的新使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得到了长期持续的发展。比如，我们最关心的粮食问题，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11318万吨，去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是65789亿吨。1969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1.38%， 粮食年均增长率2.58%，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比人口要高。我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在增加，一些农产品的增长幅度更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现在，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农业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比如，产能透支的问题。我国目前有13000亿斤的粮食产能，7500万吨的肉产能……从数量上讲，产能相对来讲是比丰富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相当一部分产能是以牺牲环境、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的。 我们在透支未来！ 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让这部分超载的产能分类有序的退出。再比如，农业发展面临一个问题价格倒挂，未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国内外农产品，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成本倒挂和价格倒挂的幅度还会进一步扩大，那么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农业发展面临一个代际更替问题，因为我们世世代代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历来讲究子承父业，老一代退出新一代接替成长，但现在代际更替面临重大的障碍，新生一代不从事农业生产了，这种情况过去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讲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农业来说更是千年未有之大变迁。这种情况几千年都没有碰到过， 该怎么办？比如，未来我们的粮食或者整个农业，支撑它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

我们重点关注下最后一个问题，即农业增长的动力转换问题。这些年来，中央指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包括新常态、大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一系列新的思想成果背后有怎样的实践基础？这个实践基础就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1979年到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6%，接近10%的增长速度。2012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2013年到201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02%， 去年是6.6%，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是6%到6.5%，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或者说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显然，我们现在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只是转向，我们在转的过程中。 农业也面临增长速度转缓的问题，19 79年到2012年，农业GDP年均增长4.4%。作为基础产业，30多年保证4.4%的增长速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几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也在下台阶，从4.4%下降到2013年到2018年的3.75%。，去年是3.5%。3.5%是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增长速度的平台，我觉得还很难判断。我们在4.4%的平台上增长了30多年，未来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增长，我个人判断可能还到不了3.5%，恐怕还要继续下行。为什么说还要继续下行，因为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这样的事例。

搜索2018年各省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国发达地区第一产业增长速度非常低，上海增速下降了 6.19%，北京下降了2%左右，浙江、江苏——我们的农业强省，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西南地区恰恰相反，比如贵州去年第一产业增加值6.9%。可见，中国农业增长速度区域分化的背后有很多内在的逻辑，我今天不全面展开，只想谈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会掉下来。

我们来看看同样是人多地少的日本农业的发展状况，日本农业的增长峰值也已经过去了，我们原来讲在产业结构里面，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因为盘子做大了，农业占据的比重在下降。问题是不仅仅是比重在下降，绝对值也在下降。 日本的农业90年代中期以后，从价值形态来看在逐步萎缩。从实物形态来看，主要的农产品包括大米、小麦、豆类、薯类、蔬菜、水果…… 它们的产量峰值也都过去了，虽然不同产品峰值达到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老说要学习日本，谈到日本的农业、乡村津津乐道，日本的确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像这样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更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关于增产速度这个问题，日本是这样，我国的发达地区是这样，我国自己的增长速度横向来看也在下台阶，这些现象背后，有没有共性的规律？我认为是有的。首先，从需求侧来看，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它的增长速度会逐步下降。学理化一下，在经济学社会学里面，有一个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即一个人的需求，如果用金字塔图形呈现，最基础的、也是最下面的一层是温饱问题，上面才是精神层面的尊严和自由，这个理论符合人的消费行为。大家也许更熟悉恩格尔定律，也就是说你的消费支出里面食品所占的比重叫恩格尔系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举个例子，你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1000块钱中600块、700块用来吃饭，你的恩格尔系数就是60%、70%。 现在工资增加了，一个月1万块钱中1000块、2000块用来吃饭，你的恩格尔系数就是10%，20%。 也就是说你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高，用在吃的那一部分的绝对值是在增加的，但它所占的比重在下降。这样一个定律，对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的走向就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GDP里面农业份额下降和恩格尔系数下降是一个道理。从供给侧来看，为什么农业增长速度会下降？首先，农业科技战线在不断努力，农业技术在不断进步，但是农业技术进步的速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快。 另外，在技术一定的情况下，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还有，我们现在正进行环境治理。刚才提到上海农业增加值下降了6.9%，跟环境治理应该有很大关系。不少郊区养猪、养奶牛的数量在不断收缩，粮食、小麦的种植数量也在减少。环境的治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来讲农业增长速度下降，还有第三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比较优势的变化和进口的替代。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城镇化程度提高以后，成本变高，成本优势降低，比较优势自然会下降，比较优势下降，进口就会增加。所以，2004年以来，我国农业持续出现贸易逆差。从进口替代来看，我国农业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来谈乡村振兴， 本质上就是要促进农业的转型升级。

2004年以来，农业持续出现贸易逆差。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近70年的时间，我国农业跟国际市场的关联度是非常低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自给自足，那时，我们的成本价格也比国际市场要低一些，所以国外进入的产品相对还是比较少的。从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农业，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出现跳跃式的上涨，特别是进口，增长的速度要更快一些，所以从2004年以后出现贸易逆差，到2011年、2012年的时候出现了510亿美元的峰值。后来，2013年—2015年，我们要去库存，进口得到一定控制。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贸易逆差又再次拉大，去年逆差值达到了570亿美元。今年是2019年，根据最近中美贸易谈判的情况，包括总书记在大阪的G20峰会宣布的五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主动扩大农产品进口。所以我个人判断2019年的进口和贸易逆差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只是开始，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比日本、韩国要低得多，等到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达到目前韩日的状况，我们这个曲线（农产品进出口曲线）进一步往右怎么延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新时代农业面临新挑战，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我认为唯一的办法，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要按照中央要求深化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如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转变发展方式、节约利用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但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 提高农业竞争力， 也就是要通过恢复规模经营来促进农业的基础竞争力。

前年我做的一个课题里面有一张图片，把促进规模经营提高基础竞争力分解为三个维度。毫无疑问，在规模化生产这个领域，合作社大有用武之地。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能够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能够发挥它们的作用效果。第二个就是规模化服务，合作社这样的一种经营主体，起的作用就更大。 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的要培育两类新型经营主体，对于合作社这个新型经营主体，我们期望它在规模化服务上，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另外还有规模化布局，即我们现在说的三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通过区域化规模服务，能够 共享一些基础设施、产业的技术体系、区域品牌。无论是规模生产，规模化服务，甚至是在规模化布局， 在这三个方面努力来提高我们农业的技术竞争力，合作社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

在应对农业新挑战的过程中，合作社 还有其它的使命。现在我们常讲要牢记初心使命，我们应该想想合作社的初心使命是什么？除了规模化经营以外，我觉得还应该降低采购成本，传播新的技术，实行标准化生产……合作社在中间都要发挥引领作用，也就是行业自律。这是我想讲的第一问题。

二、在挖掘乡村的新价值时，合作社怎么样去担当自己的新使命。

十九大对我国的主要矛盾作出了一个新判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我们发现、利用乡村的新价值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也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时代的机遇。要认识新价值，我们首先要看到在前一个时代的老价值。在现代化的前半阶段，乡村的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这是发展经济学里面经典的概括，即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这里不展开详述。时代在变，社会主要矛盾在变，乡村的价值也会有新体现：第一、在新的时代，乡村的新价值是不仅为我们提供农产品，也为我们提供品质效果。就是说乡村从生产空间转向生活空间。未来在村庄里面生活的人， 绝大部分跟农村没有关系，他们追求的就是乡村生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第二、乡村的新价值是生态涵养。乡村从生产功能会更多的转向生态功能。社会对乡村的需求更多的体现在对乡村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需求上。第三、文化产品。第四、乡愁的寄托。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未来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会生活在城市， 但是不少人的根是乡村。乡村的新功能、新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城市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宽慰。

新时代，需求在变化，对乡村的需求也有新的表现。从城镇居民来看，以前让我吃得饱就好，现在要让我吃得饱，还要让我吃得好，吃得放心。除了让我吃以外，周末我还要去休闲，还要去体验，还要去养老。农村居民对乡村也有新的需求。城乡居民对乡村有新的需求，这些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也是在逐步地成熟。比如第一个条件，你有需求，首先 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钱。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我国去年的恩格尔系数只有28%，城市居民只有27.7%，农村也只有30.1%。恩格尔系数下降了，才有更多的钱发展其它需求，这是从支付能力上讲。有钱，但是没有工具，没有路，没有车也不行。现在，钱的条件解决了，在逐步成熟。路和车也就是通讯的条件也大大的改善了，我们的高速公路网、高铁……在逐步的健全，通行效率大大的提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你想去哪看看，在网上就可以搜索，导航能把你送到目的地， 这样的条件都在成熟。 包括农村人居环境、停车场、餐厅住宿这样的条件都逐步在完善。

支撑能力有了，如何去实现价值？这里的内在的机制，一是市场，现在乡村产业、乡村经济变得多元化。在工业化的早期，更多的人说大家没钱，像华西村、南街村这样，生产钢铁也好，生产方便面也好，生产毛巾、服装也好，这是我们的老典型。但是最近这三五年，在乡村发展中，出现另外一种类型的典型，它们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发展，适应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前我们是短缺经济，做制造业，可以适应当时时代的主要矛盾，而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家要玩，大家追求富裕，现在有一批村子，它们之所以能够搞活，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了解了这个时代的变化。二、要让乡村的新价值能够得到彰显，光靠市场机制还不行，特别是乡村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这样带有公共性质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通过政府有形之手，通过纵向和横向的转移致富，让乡村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供给能够得到持续的提高。

乡村新价值在新时代的彰显，这个问题和合作社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在新的时代。 合作社 要有新的成长空间 ，必须紧紧抓住时代的变化，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案例，像休闲观光、养老甚至包括三变改革，也就是通过三变改革，让分散的资源能够整合到合作社里面来，充分发挥它的市场价值。最近这几年的文件也在提倡，当然这个提倡与目前的土地法也有关系，目前土地法对宅基地、对农房是有年龄的限制，我们希望在不冲破法律的前提下，怎么样通过基金组织，通过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把闲置的宅基地、农房利用起来， 发展休闲、观光、养老这样的新产业。 我认为未来合作社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往这个领域竞争，这个时代已经到了。

在新时代，农业面临新挑战的过程中，合作社应该有什么样的新担当？在新时代挖掘乡村的新价值过程中，合作社应该有什么样的新担当？合作社要在新的时代担当新的使命。当然有很多问题、难题需要破解。张司长从主管部门的角度已经讲的非常详细，非常有针对性，我想做一点补充，讲三个问题：

一、合作社要担当新的使命，对自己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合作社这种市场主体、组织类型，它跟农民、企业、政府比，到底有什么优势？

二、要用足政策。这些年来的一号文件，还有其它的文件，我个人认为政府在想方设法为合作社发展创造一些比较宽松的环境，也在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怎么样去把政策用足用好。

最后，要尊重市场。强调合作社的特殊性是必要的。这么多的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公司制企业……它们都是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营主体，那么谁最终能起更大的作用，还是要看谁在市场竞争中更有竞争力。我们现在的合作社类型比较多，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对政策的依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合作社比较独立，对政策的依赖度比较低，靠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占领市场，实现很好的发展；也有一些合作社还是要靠政策红利，对政策的依赖度比较高，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对这类合作社的经营绩效影响比较大，所以这类合作社怎么样增强市场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要下很大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