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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9年3月27日，微博认证为“国家柔道队队员”的马端斌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发布了一则题为《柔道世界冠军实名举报两任村支书：贪腐上千万、勾结地痞殴打村民》的微博，引发了全网关注。
没看错，一位为国摘金夺银的柔道运动员，依凭名人效应，举报了自己家乡的村支书。
马端斌实名举报后，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委在第一时间组织了调查组，进驻其所在的桦树甸子村核实情况。
“冠军举报”吸睛之余，当前村庄乱象及治理路径也重回台面，引人深思。
1、能人
国家队运动员举报家乡村支书，为何?
据马端斌在微博中的自述，其举报对象为桦树甸子村两任村支书刘忠军、刘忠和，事关兄弟二人“贪腐上千万元、勾结地痞流氓欺压村民”。
马端斌还在微博中具体陈述了六点，主要涉及村民集体经营的五味子加工厂收益被刘氏兄弟侵占、刘氏兄弟设立的加工基地无合法手续、打白条790余万元顶账、套取国家扶贫基金1 000多万元等。
“两任村支书的所作所为引发众怒，但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提反对意见的村民，有的被镰刀砍伤、有的牙齿被打掉，有村民养殖的蜜蜂被毒死，有村民的水稻被毁坏。”
笔者详考了一番刘氏兄弟“称霸史”，没想到，综合不同消息源，被举报的村支书刘忠军竟一度是当地党委政府树立的“能人治村”的典型。
2008年9月，桓仁县委组织部长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谈到：
“新一届党支部（2004年换届，刘忠军任书记）上任后，调整思路、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充分发挥支部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带领全村一跃成为全镇先进村和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村。2006年12月，村党支部换届，广大党员、群众说：‘这帮人不用换，要让他们继续干，我们举双手拥护’。”
2014年，刘忠军因打白条顶账的事情被村民举报下了台。当时的举报者称其是被组织劝退辞职，刘本人则回应称是因为“心灰意冷”。但就事件处理的结果来看，刘忠军显然被“保留了颜面”：事涉700多万元的白条，仅仅是受到“警告”处分，村支书的职务也是以被劝辞职的方式卸任。这说明，当地党委政府仍认为他是“功可抵过”。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刘忠军下台后，其胞弟刘忠和很快在2016年又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担任了村支书。举报人说，刘忠军在此事上着力不小，还亲自向关系好的村民“买票”，拉亲弟弟“上位”。
刘氏兄弟在举报者眼中俨然是“村霸”，但在当地党委政府（也许包括部分村民）眼里，却是个“能人”——客观上讲还是为村庄发展着力不小的人。
两面形象如此悬殊，可能吗?事实上，在农村地区，村干部的这种双面性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人们对村干部有诸多浪漫想象：或者将村干部想象成农民的当家人，觉得村干部会事事为村民着想；或者将村干部想象成食利者，认为当村干部本质上还是为牟利；或者把村干部想象成“干部”一环，以为他们会唯地方党委政府马首是瞻。
但绝大多数农村的村干部本质上就是一个不脱产的平凡干部——在村民和基层党委政府的夹缝中工作，多面性便自然而然成了常态。
在这个意义上，桦树甸子村的刘氏兄弟并未跳出一般的村干部类型。
2、治理
但村干部的不同面向，在不同的村庄结构和治理情境中，却会有不同的表现。“能人”和“村霸”间的一步之遥，往往已埋下了伏笔，就等着具体事件的触发。
就已有的信息判断，桦树甸子村的两任村支书很可能没有他们自述的那么“干净”，尤其是涉及如此巨大的灰色利益，违规现象是难免的。
但不能忽略的是，举报者的举报也有夸大之词，这些夸大或是因不了解政策信息，或是因夹杂了私人恩怨（譬如马端斌的介入也离不了马家与村支书的私人恩怨）——看似鸡零狗碎、无从辨析的事态，确实又是绝大多数村庄治理的“日常”。
“日常”由何构成?
首先是村庄分裂。
马端斌的老家桦树甸子村是个典型的“原子化”村庄。这种类型的村庄特点是：杂姓，村民居住分散，没有持续稳定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村民集团（但不排除通过姻亲、朋友等建立的临时性集团）。
在这种结构下，村民之间合作和竞争很容易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从举报信的内容看，桦树甸子村的村庄结构极其分散，干群矛盾本质上还是邻里纠纷的延伸，且是个别纠纷制造出来的。
这次因为马端斌的出头，很多和刘氏兄弟有积怨的村民都聚到了一起；相应地，支持村支书一方的村民也逐渐聚集起来。在调查组进驻村庄后，马端斌的最新爆料称，有部分党代表和村民代表正在进行集体签名，为村支书说话请愿。
原子化村庄很容易因为个别事件撬动村庄力量的合纵连横。马端斌举报本身也是很大的村庄事件，必定进一步制造村庄分裂。这对村庄的稳定而言，的确是一个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多年村民举报，但地方党委政府以“长治久安”为考虑审慎处理，是有一定道理的。
没想到的是，由于村庄斗争太过激烈，且“名人村民”主动将村庄内部矛盾溢出村庄，地方党委政府就被迫介入调处。
其次是能人治村。
桦树甸子村是五味子专业村，经济条件不错，政府投入也不少。该村的发展和前任书记刘忠军的个人能力也有密切关系：刘忠军2004年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民做大五味子产业，让村庄成了名副其实的产业富民村。
但能人治村也是把双刃剑，要获得比较好的效果，笔者觉得至少得做到两点：
一是无私。理论上，村干部身份具有公共性，对其应有“无私”的内在要求。但实践中，村干部往往脱不了趋利性。地方政府支持能人治村无非是想要“先富带动后富”，然而在具体的村庄情景中，那些“后富”群众容易把“先富”归因于村干部权力，以及对集体资源、政策优势和市场机会的优先占有。
二是公正。传统村落容易产生家长式的领导人，虽然霸道，却是村庄道义的代表。但在原子化村庄，村落共同体解体了，村庄道义的人格化象征也随之退场，当然也就无从指望村干部有足够的公正性。
3、公司化
再回到桦树甸子村这次事件中看，探讨该村的村庄治理，必然要留意到它以五味子产业为代表的、“村庄公司化”的发展路径。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通过能人招商引资，利用集体土地等资源、国家产业扶持资金加持，打造产业基地，带动村民参与产业发展。
而它的麻烦则在于，很容易造成公私不分，制造广泛的灰色利益——能人既是村级组织带头人，又是合作社的领导人，个人也是“大户”，国家的产业扶持资金到底是落入了村集体手中还是落在能人身上，说不清。
村庄公司化近乎是国家政策生生塑造出来的“体制”，主要政策目标当然是为了村庄发展，但客观结果却先是“垒大户”。
笔者调研过几个村庄公司化的示范村，几乎都存在类似桦树甸子村的情况：村庄发展的同时，内部的经济社会分层加大了，干群矛盾激烈了；更多的情况下，村庄没发展，但“大户”倒是垒出来了。
比如很多农村地区的专业合作社，都是“大户”开的私人企业，但有了合作社的名义，就容易享受国家财政的各项涉农补贴。
就像某村的村支书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合作社，自己占90%的股份，其他几个村干部占极小股份，且没有一个普通村民入股。但就是这个合作社，以村集体的名义将村庄特色产业注册了地理商标，并成功打开了市场，收获效益。笔者调研时，几乎所有村民都认为合作社是村集体的，村支书却坦言这就是他自己的。可以想见，这个村如果进一步发展，将来的村庄矛盾不可避免。
桦树甸子村五味子基地想必也不外乎上述情形。两任村支书之所以能够富裕，也是获得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村民所指控的“贪污”，在客观上还真不一定是事实。村支书有可能是以“合法”的形式获得政策支持，只不过并未惠及普通农民而已。
“冠军举报”的同一天，中央扫黑除恶第二轮、第三轮督导工作动员培训班在北京召开。其中梳理的黑恶势力若干表现中，有两项与“乱村”相关：一是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一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
如果马端斌举报属实，村支书种种行径必是农村黑恶势力无疑，尤当打击。
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要复杂。能人和村霸的“一步之遥”，本就有着共同的生存土壤。要扫黑，少不得先扫“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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