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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 01 传承中华文明
中国社会遵循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逻辑。原始社会到文明时代的转变，使先人朦胧地意识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意义，并经历了由此酿成的社会动乱和大变革。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们以托古改制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相关思想从《礼记·礼运》对“大同”和“小康”的描述可知。《礼记·礼运》虽出自儒家手笔，但“大同”学说基本为诸子百家共奉。他们深知实现大同理想的条件远不具备，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张先结束混乱状态，再经“小康”而“大同”。这一“三段式”的社会发展学说也为后世的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阐发。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仁人志士也从中获取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并为其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是，“大同”这粒种子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要具备历史条件，等待有利时机。
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鸦片战争既是转折又是转机。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正面交锋。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现实，并萌发出民族复兴的使命意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种复兴已不再是传统社会的“中兴”“盛世”，而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必须用新的制度改造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为救亡图存，“大同”这粒种子得到了先进分子的培育和灌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条道路，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如此漫长，当务之急还是要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且现代化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加速推进。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经取得执政地位，就开始了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艰辛漫长。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他提出，要在20世纪内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这一目标最终未能如期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生产力起点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规划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党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也逐步实现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小康”就是现代化的雏形，即人民摆脱贫穷、城乡差别缩小、经济社会呈现出协调发展共同进步的良好态势。经过长期努力，今天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基于这一历史性成就，我们制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从“小康”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顺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要求以及历史的潮流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果，这一结果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元素”。
02 凸显社会主义性质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局之年。为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科学社会主义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建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将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与科学社会主义保持逻辑上的一致，凸显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要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加以推进。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一旦这个任务得以完成则意味着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终结，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这种领导作用仍将延续。一般说来，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则容易引发非稳定性因素。因此，需要有一个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更需要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社会，使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为社会主义所独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肯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竭力反对阶级斗争。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尽管并不排除个别资本家胸怀造福人类的崇高理想。而社会主义社会则不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当初我们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但在实际工作中，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侵占资源、破坏环境、重复建设、以权谋私的情况屡有发生。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明确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人民，既是客体，也是主体。前者指它是党和国家服务的对象，后者指它是国家的主人，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中。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理应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实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这种统一的生动体现。
坚持新发展理念。
社会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社会形态的变革，狭义是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本身既是社会主义属性和本质要求的反映，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体现着广义发展和狭义发展的有机统一。新发展理念，既是现代化进程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为社会主义道路注入了新鲜血液。创新，从生产力层面来说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从制度层面来说则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则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全体人民分工协作、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绿色，则是在遵循人、自然、社会交互作用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维护良好的自然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开放，则是通过“交往的扩大”从世界历史中获取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共享，则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恩格斯曾从辩证法的角度预测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状态：“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种“经常变化”在后来的实践中表现为，社会主义没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发展模式，而是要随着时代主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实现模式的转换。转换的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优化完善。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非常繁重，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未竟事业，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去除历史进程中的糟粕。从这个角度说，改革仍然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坚持系统观念。
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都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及其优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因经济危机而导致的资源严重浪费。由此观之，这个观点并没有过时。但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平衡”也始终存在，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有失灵情况的发生，且这种现象在当前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难以避免。正因如此，要尽最大努力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目标之间的衔接以及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这个层面看，系统观念就是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论。
03 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历史中形成，是人民的选择。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存在。当今世界处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社会主义还处于初始阶段，因此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并没有完成，这是共产党继续存在并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历史根源。2035年的世界绝不是“大同”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仍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代表；仍然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根据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需要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不断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加强自身建设才能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2035年的中国共产党将要面临新的环境。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兴起，社会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农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的加快，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事实上已经超过了50%，仅从这项指标来看，我国已经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2035年，将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社会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并日趋复杂。马克思认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这一观点提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仅不能远离世界，而且要适应新的环境，通过“变革的实践”改造自身，并对环境施加影响——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具体的途径就是密切同社会不同群体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并从中获取新的力量。
2035年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将实现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能力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所谓自身现代化就是努力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还需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不断深化。西方观察家很早就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的非洲国家，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某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然而最终由于执政党没能够发挥政治和经济动员的催化剂作用，在从“政治解放的工具”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机构”方面做得并不成功，又缺乏训练有素的队伍将其付诸实践，致使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已成过眼云烟。这充分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一个能够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的政党至关重要。
2035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具有全新的面貌。
政党由党员构成，党的指导思想和决策需要党员在实践中有效贯彻。中国共产党现在由9100多万名党员构成，不论到2035年有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能改变，党员自身素质的提高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前提。这种素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所形成的途径也有所不同。显然，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方式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方式就有很大差别。对中国人来说，不论是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产物，其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不过是对西方社会的描述和抽象，如何将其运用于中国并与中国实际和历史传统结合起来，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艰深课题；如何处理现代化“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路当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思想紧跟实际，解决问题的手段定会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头脑“从现成的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3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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