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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考验
2020年是人类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是“经历考验、遭遇悲剧和饱含辛酸的一年”。进入2021年，世界依然不太平，全球疫情和经济深度衰退何时迎来拐点仍未可知。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人们感叹，风景这边独好。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有国家为我们构筑的一道道安全防线默默坚守。去年5月份，总书记就深刻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如此严重，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正是一直在背后为我们默默守护的坚实防线。多年来，我们已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粮情的“三位一体”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即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的粮食生产体系；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维护市场稳定为重点的粮食储备体系；以统筹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资源为补充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简而言之，就是稳定生产、夯实储备和搞活市场，三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而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要确保粮食储备这个基本盘不失控、不跑偏。5月5日，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从去年至今共计有55个国家被动进入粮食危机，全球1.55亿人陷入水深火热当中。这些国家在这次疫情中“沦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失去了“粮食储备”这个抓手。而我国仅在去年疫情发生之初，局部地、极短暂地发生过抢购现象，一两天之内即告平息，市场重归稳定，“粮食储备”这四个字，成为人民心中的稳定器。大家知道了，我们的各级政府储备非常充足殷实，口粮能顶一年用，还抢什么呢？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当下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真理。
二、历史教训
追溯历史，漠视粮食储备而过度市场化导致社会大动荡的例子也是沉痛的教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提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明代后期的大饥荒就是由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不少研究认为，明朝的市场化程度并不低，整体对外贸易水平也很高，以致于那个年代国际上就一度流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了。加州学派提出的“大分流”理论也指出，中西方之间在 19世纪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中国甚至更胜一筹），明清时期中国由“斯密动力”推动了不亚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所谓“斯密动力”，即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的推动力，明朝的确实施了系列重要措施，比如“开中法”和“一条鞭法”，促进了一个时期的市场繁荣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新法、变法的本质是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令市场资源得到充分的配置。开中法通过“运粮换盐引”的方式，调动社会的物流资源，将原来国家承担的粮食采购运输工作，分解打包给商人；一条鞭法则是通过简化税制，各州府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把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释放出来，同时也使得粮食生产更加市场化。但问题是，这样的市场化没能带来持久的繁荣，反而导致了明朝后期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经济崩溃。有学者认为，恰恰是上述这些促进市场化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由于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一条鞭法实施之后，由于要用银两来缴国家赋税、地租和偿还贷款，“粮-税”的刚性联系被切断，种粮不再是农民的必然选择，导致南方传统的农耕地区多改种比较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动摇了明朝以农为本的根基。毕竟，如果农民种桑、织布得到的银子比种粮多，并可用银子来缴税，为什么还要选择种地呢？加上后来商人因运粮无利而不为，乐得“纳银开中”换取盐引，更使得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最终危机在1640年代总爆发。明朝末年，全球气候进入小冰河时期，不仅是冬天大寒，夏季也容易出现旱涝灾害，这对农耕社会是致命的，人民饱受饥荒灾害，饿殍遍野。面对饥荒和粮价的大幅上涨，商家没有义务也没有动力去加大投放，平抑价格，只会囤积居奇。此时“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遭遇短暂的失灵，国家调控的有形之手理应登场。要命的是，明朝并没有足够的储备粮作为宏观调控的基础，也就难以弥补市场的短板，无法抵御粮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1640年代加速明帝国灭亡的粮食危机，不是由于明代的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恰恰是由于过度的市场化所致，是把粮食安全完全交给了市场，而国家缺位造成的。
三、国之大者
如果说明朝粮食危机真的源于“过度”市场化，那么我们需要理解何为“过度”——就是没有相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其匹配。明朝将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粮食的安全问题。
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也发展了30多年，对外贸易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三大马车之一。上世纪90年代，我国取消粮票，以“钞票”取代之，粮食从计划走向市场。这些情形看起来似乎都与当时的明朝有些相似，但为何结果却大不同？因为国家从来没有缺位，尤其是对粮食储备始终如一地重视。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定位从十四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后面总会紧跟着一句话———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能够最大化地调动资源，释放活力，但其供需的调节需要一个过程，不可避免地有着滞后之处。这对普通物品而言，弹性较大，少一点多一点，都可以接受。但粮食不是。理性地看，把所有“食物”作为一种商品的话，其需求弹性也很高，只要能吃的东西就可以提供能量。但社会对于“粮食”（尤其是口粮）这种特殊的商品，有其独特的定义和对供需缺口的敏感。当大环境改变的时候，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个放大效应都是几何级别的。局部地区可能只是在某个时段出现很短暂的供需缺口，就很可能导致全民抢购。这次疫情的考验，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对粮食危机的焦虑是根深蒂固的，不仅中国，全世界都是。我们要正视这种客观存在的焦虑心理和消费者的非理性预期，因此，要确保社会的平稳运行，在特别时期，粮食市场即使出现了一点点的“供需缺口”，都必须在其发酵之前尽快被抹平，这个“重器”就是政府粮食储备。
政府粮食储备是我国粮食安全管理的重要抓手，在稳市、备荒、恤农方面有重要作用。当前的储备粮系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运作机制，从托市政策的实施，到收储入市，再到轮换，中央、地方两级储备作为粮食市场的重要主体，在保障国家和地方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
托市政策始于2004年，总体来说，通过稳价格，起到了稳预期、稳信心，最终稳生产的作用。这个敞开收购的兜底政策，相当于帮生产者提前化解了粮食的销售和价格风险，这也是我国粮食生产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仍能保持连年丰收的秘诀。在我国，散小的种植户依然是生产的主体，尤其在南方地区。对很多农民来说，粮食可种可不种，而有了“旱涝保收”的托市政策就可能继续种了。而且，托市政策使得农户彻底告别了打“白条”的时代，收获了的粮食即可变现，并迅速形成购买力和再生产力，对于农村消费和内循环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收储环节，是粮源从农民散储向集中收储和各级储备粮单位转移的过程。各储备单位都是专业机构，无论从仓储条件、技术、运营方式来说，都是“散户”难以比拟的。由这些专业机构进行粮食的规模收储、规模运输，能够节省储存费用，减少损耗，同时，也能确保数量的真实和质量合格，让国家和各级政府对粮食收获规模有全面的把控，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政策性粮源轮换也形成了现代化的、市场化的模式。去年年初疫情严重的时候，市场一度出现恐慌心理，国家和各级政府通过交易中心提前投放政策性粮源，且适时加大了投放量，以公开操作、公平竞价的形式运行，向市场传递平抑价格的信息效果立竿见影，小麦、稻谷的价格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从产业链的角度看，现代储备体系通过规模收储，倒逼作物种植的连片化和规模化，同时促进规模运输和加工，尤其在应急体系里，能够实现精准投放，形成高效率的“闭环”管理，提升了国家对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联动和把控的能力。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疫情，甚至战争的时候，这种能力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小麦、稻谷库存量大体相当于全国居民一年的消费量，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保障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四、守正创新
储备与市场，两者不能顾此失彼，必须相辅相承。储备并不能生产出粮食，靠省省不出个亿万富翁。我们说粮食储备是个“缓冲器”，意味着储备的调节是短期的，不可能一直靠储备来维持社会运作。储备的根本目的是让市场平稳度过资源调配的滞后期，促进其快速恢复供需平衡。形势越是纷繁复杂，越要保持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定力，这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一条根本经验，应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年代，生产要素的流通被限制，只能处于生产供应的长期紧缺之中，即使区域自给自足，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依然缺乏弹性和张力。因此，储备和市场需要有机结合，笔者曾经提出“藏粮于业”的观点，实际上是“储备+市场”的思路，通过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促进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市场流通体制的深化改革，建立长期、稳定、可控的产业－储备转化调节机制，把粮食需求“储藏”于产业链上，提高粮食供需动态均衡的弹性，实现“藏粮于业”，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党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新《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提高优质粮食供给水平。现阶段，我国粮食储备制度也走到了改革的窗口期，如何有效促进、融入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是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当前，比较突出的就是相对落后的储备粮安全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质量发展的进程。比如，储备粮入库规定的安全水分指标，沿用的还是老标准，已经和现阶段的市场需求、储备技术脱节。目前我国籼稻的入库水分控制指标仍是13.5%，但实际上，14.5%~15.5%的水分才是籼米最佳的口感指标。企业为了符合入库要求，把稻谷烘得太干，既增加了成本，又影响加工爆腰率和成品粮口感，难以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也就卖不了高价。早期由于存储条件有限，多为常温库，为了储存安全降低水分标准而放弃口感，有其历史原因。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粮库逐渐进行升级改造，低温库也逐渐推广，这个时候，安全和口感是可以兼顾的。我们都说日本大米口感好，与这个水分指标不无关系，他们没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水分标准，只要企业能储存好就行，所以其口感比较符合市场需求，也因此能形成自身品牌。此外，玉米、小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玉米的入库水分指标要求是13.5%，但一般饲料企业加工用的玉米水分14.5%是合适的。入库标准的刚性导致储备的玉米普遍烘得太干，增加成本之余还提高了破碎率、烘伤率，难以与市场形成良好的对接，也挫伤了储备企业推广科技储粮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我国粮食储备的高质量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个讲究各项要素整体运作的机制，只有生产者提供高品质的商品，消费者有高质量的体验，从事该产业的人有高收入，整个行业才能避免“内卷化”，实现“螺旋式上升”和高水平循环。党的十八大以来，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质粮食工程、高质量发展等系列提法，正是希望从供给端找到突破口，实现粮食产业转型发展和产品提档升级，打破当前粮食经济的低水平循环，而科学的指标体系，起到关键的导向作用。我国储备粮的规模大，各级储备主体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其需求标准对粮食生产有导向作用。所以，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建立科学储备粮质量指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修改相关指标迫在眉睫。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调研，科学设计，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时代要求。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国之大者”，强调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什么是国之大者？今年4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给出了答案，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民以食为天，作为粮食人，心怀国之大者就是要主动担当，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担，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长风破浪，行稳致远，直抵星辰大海！（来源：广东华南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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