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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生（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以下观点整理自钟正生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0期）上的发言
需求侧管理提出的背景、内涵和意义？
中央文件里面提到了一句话：“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这是非常好的一对辩证关系。当下的中国需要增加有效供给，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即打破体制机制的障碍，促进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更加深度地融合，并以此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举个例子。现在都在提新型城镇化，它的内涵就是未来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我国常驻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按照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未来的城镇化只能依靠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但在其推进过程中会对土地制度有进一步的要求，因为需要土地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同时也会对户籍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需要劳动力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所以，要想形成新的增长极，体制机制改革就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增加有效供给。2016年底后，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触底回升，应该说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后，中国经济开始提质增效的表现。
而需求侧管理就是增加有效需求。今年初以来，几个宏观经济数据是比较超预期的：比如出口的高景气维持到现在是很不易的，当然这也由于海外疫情的不断反复和中国疫情的控制得力。但有两组数据比我们的预期要差很多：比如消费，很多人预测到今年年底消费增速都达不到新冠疫情冲击前的水平；再比如制造业投资，今年制造业投资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甚至被认为是投资中唯一的、非常确定的向上力量。但现在看来，制造业投资以及其中占主体的民间投资表现依然低迷。
从传统的总需求管理角度看，在新冠疫情冲击后，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谓不积极。这些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做得非常到位，最近一些类似正常化的调整也非常合宜。所以，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在传统的总需求管理范畴之外，消费和制造业投资领域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恰恰是目前需求侧管理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展开一下，消费增速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换个角度看，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或预防储蓄的倾向依然非常高。从去年一季度开始，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提升得很快。一度认为这是短期现象，因为疫情限制下人们无法外出和社交，所以储蓄倾向被迫提升。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早就恢复正常，或者说接近恢复正常了，可居民预防储蓄的倾向还是没有降低。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观察两组数据就可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要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速更高。从这个层面看，收入差距可能有扩大的倾向。二是，在疫情冲击下，我国房地产的景气程度非常高，多地房价表现强劲。而只要房价快速上涨，一国居民的财富差距就可能也有扩大的趋向，这就是经常讲的已经上车和还没上得了车的差别。但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增速的差距，以及房价的持续攀升，这些问题是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无法去很好解决的，此时就需要发挥需求侧管理的作用。所以，怎样进一步解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问题，怎样去规范房地产的发展，在消费层面总需求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究竟哪个发力更有效果，问题的答案还是比较明确的。
至于制造业投资，目前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支持，财政政策的支持程度也非常高，为什么制造业投资仍然没有太多起色呢？在中美经贸关系仍然存在变数的情况下，尤其在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应链尚存重整压力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模式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值得思考的。此外，目前改善营商环境是否需要更多地去做细做实？这些显然不是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覆盖的范畴。怎样稳定供应链，提升供应链的韧性，怎样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家能够更愿意和更敢于投资。这不是传统的总需求管理范畴，而是需求侧管理范畴。
总结一下，需求侧管理在当前就是要增加有效需求。这不仅涉及单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涉及到现在已经不再讳言的产业政策，还包括一些体制机制改革红利的释放。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增加有效供给。如果供给和需求两端都比较有效率，就容易形成供给和需求间的良性循环。这就是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辩证统一的关键所在。
如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如何通过创新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实施需求侧管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很难完全割裂。我举一个例子：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复苏的“高低脚”现象非常明显：出口和工业生产的表现非常优异，但制造业投资和消费表现非常差。我们选择一个短板中的短板——下游制造业投资作为例子来分析。
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相比疫情前3%左右的增速还有明显的差距，尤其表现在民间投资的复苏乏力上。中国出口的高景气对不同产业的拉动是不平衡的，它基本拉动的是中游的装备制造，以及医药和汽车行业，近期因为大宗商品涨价对上游的原材料行业也有所拉动，但对下游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基本没有多大拉动。这从上下游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和整体利润的数据来看都是非常明显的，下游制造业对整体制造业投资有非常明显的拖累。再叠加一些因素，比如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宗涨价从上游行业向中下游行业传导，但下游行业处在非常不利的位置上。因为终端的消费需求不强，所以对于下游行业来说，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无法通过产品涨价传导出去，这显然会对下游的制造业企业造成了挤压。
那么，怎么解决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短板呢？第一，财政政策上，对于中小企业、下游企业和民营企业纾困扶持的政策要不要退出？什么时候退出？退出以后会不会造成这些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状况的“断点”？这一点在财政政策上需要评估。
第二，货币政策上，目前美联储在考虑削减资产购买，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要亦步亦趋？目前下游制造业企业面临三重冲击：上游原材料在涨价、前段时间人民币在加速升值、未来外需订单还有不确定性。如果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太快，很可能会造成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上行。所以，我国货币政策是不是要跟美联储亦步亦趋呢？货币政策的变化也会最终作用到下游制造业这个短板上。
第三，产业政策上。随着欧美加速实现群体免疫，他们就能更快复工复产，其进口结构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经过分析后发现，如果美国实现了更快的复工复产，它的需求会从过去的消费品、资本品向半成品转移，对中国出口行业的拉动就会从中游的装配制造业向上游的原材料行业转移。可见，不管下半年美国的进口结构如何变化，下游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受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产业政策如何去呵护下游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外向型的制造业企业，这一点是产业政策上要考虑的。
第四，结构政策上。为什么前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涨得那么快？其实与我国之前推行的一些行政限产措施也有有关。这个时候，怎么平衡向绿色转型的中长期目标与“短期内商品价格 的快速攀升”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供给的问题。
这个例子说明，下游制造业企业目前是中国经济修复短板中的短板，它显然也是需求侧管理要关注的内容，但要解决它的问题显然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合力。
举这样一个例子旨在说明，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以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不是割裂开来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要简单地割裂。不要因为提出需求侧管理了，就把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丢掉，也不要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的质量和供给的效率这一目标丢掉。
在推进和落实需求侧管理时的重点是什么？
第一，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仍然应该“以我为主”。中美货币政策完全脱钩是比较难的，但至少要做到不跟随美联储亦步亦趋。尤其近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即将转向，在它的政策正常化节奏加快时更要做到以我为主。毕竟，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金融周期都不在同一个位置上。
第二，财政政策。新冠疫情以来，我国政府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支出比例确实在明显提升，用于基建投资的支出比例在下降，这从最近两年基建投资增速一直比较低的事实中也可观察到。我们和很多学者的研究均说明，政府公共消费对居民部门的私人消费有“挤入”，不是“挤出”的效果。很明显，当政府花了该花的钱，老百姓预防性储蓄的动力就会减弱，本身的消费意愿和倾向就有可能会提升。
第三，房地产。市场对房地产的关注度一直非常高，但政府的政策肯定是希望房地产平稳转型，而不是希望房地产轰然倒塌。要转向需求侧管理，就需要逐渐形成消费引领的经济模式。但最近几年持续攀升的房价促进了我国居民杠杆率的明显攀升。据2019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的数据，中国居民杠杆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有可能下降0.3个百分点。这表明房价高企对于消费的制约非常明显。所以，房地产需要规范发展，抑制房价快速攀升的势头，为消费腾出更多的空间。
第四，市场环境。市场方面还是要继续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新冠疫情后，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有所提升，但这个工作要继续推进。这一轮原材料涨价对上游行业非常有利，而从企业的所有制分布来看，上游企业更多是国有企业，因此未来在企业的利润和投资回报的表现上，国企与民企间的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把竞争中性原则贯彻得更细更实，这是要摆上议事日程的。
第五，提个希望。希望在第一阶段中美经贸谈判顺利推进之后，政府能够务实有效地推进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国出口的高景气多维持一段时间，就会为我们提供更长的稳增长压力相对较小的窗口期，从而让我们更多地推进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形象地说，让子弹多飞一会，我们就可以更加从容地推进转型和改革。（来源：钟正生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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