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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公元前11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种植大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且直到1995年，国产大豆基本上能满足消费需求。而自从18世纪60年代大豆被引入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后，中国大豆生产量及其在全球大豆总产量中的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豆消费量、进口量及其全球占比却呈逐步上升趋势。
美國农业部（USDA）《全球农产品供需平衡表》2018年12月预估值显示：2018-2019年度，中国大豆生产量1600万吨，占全球大豆总产量（36920万吨）的4.33%;大豆消费量却达10960万吨，占全球大豆总消费量（35153万吨）的31.18%;大豆进口量9000万吨，占全球大豆总进口量（15246万吨）的59.03%。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和进口国，大豆产业发展面临诸多突出问题，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大豆及加工制品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必要翔实分析大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挖原因，从而破题定向，精准施策，推动大豆产业振兴发展。
一、大豆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大豆国内产量不足、进口持续增长，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
国内大豆供给主要由国内产量、进口量组成。在国内生产上，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2001-2015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大豆产量呈现整体上的“双下降”态势，分别由2001年的1.42亿亩、1540.56万吨下降到2015年的0.98亿亩、1178.50万吨;由于国家政策提倡粮豆轮作、引导减少玉米种植面积，使得大豆种植面积、产量在2016-2018年连续明显增加，分别增加0.18亿亩、306.30万吨。
但在2001-2017年，大豆进口量快速持续增长，由2001年的1394万吨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9553.42万吨，进口量与国内产量之比由2001年的0.90：1扩大到2017年的6.42：1。2018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非洲猪瘟导致肉禽消费需求下降，从而饲用蛋白需求和豆粕需求下降，以及国产大豆政策性供应明显增加等因素影响，大豆进口量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但仍达8806万吨。大豆进口持续增长使大豆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大豆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 。由于缺乏大豆期初库存量数据，消费量为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产量+进口量-出口量。的比重由2001年的47.92%上升到2018年的84.73%。显然，中国大豆属于生产不足型农产品，国内需求面临巨大供给缺口，供给缺口全部由进口大豆填补，大豆需求主要通过进口满足。由此，国内产量不足、进口持续增长导致中国已基本形成进口主导的大豆供给格局。
2.国产大豆精深加工水平低
豆制品加工包括传统豆制品加工（豆浆、腐乳、豆腐、豆干等）、新兴豆制品（包括冲调饮用蛋白制品、添加剂用蛋白制品、磷脂制品和副产物加工制品）和油脂制品加工。到目前为止，在国际市场上，以大豆为原料的加工制品已达1.2万种;在美国，大豆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尤其是保健食品、医药和化工等领域，仅添加大豆蛋白的食品就达2500种， 大豆精深加工程度、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高、终端产品种类丰富。在中国，国产大豆主要集中在传统豆制品和冲调饮用类大豆蛋白制品的加工上，精深加工水平低。2016年，中国用于食品工业的国产大豆1200万吨。其中，直接食用（包括家庭自制豆浆等）的大豆300万吨，占国产大豆产量的25%;用于传统豆制品加工的大豆660万吨，占比55%;用于其他食品加工的大豆仅为240万吨，占比20%。
近年来，生产添加剂用类大豆蛋白制品、大豆磷脂制品和副产物加工豆制品类的企业不断增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新兴豆制品加工的品类、数量和质量等相距甚远。满足不同类型食品加工需要、能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高端大豆蛋白制品偏少，例如（半）活性蛋白粉、水解蛋白粉、大豆蛋白肽、大豆食用纤维、功能性蛋白粉等;食品级、保健级大豆磷脂制品偏少，例如大豆磷脂胶囊、磷脂片、磷脂冲剂、磷脂脂肪营养乳等。在大豆副产物加工制品方面，由于受限于研发投入不足、加工技术水平低，国产大豆在精细化工、医药、保健、美容等领域的开发应用滞后。
3.转基因大豆可能存在的不安全性给食品安全带来一定风险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转基因大豆进口国，且进口转基因大豆只批准用于压榨，但仍有少部分流入食品领域，2016年流入量约200万吨。 到目前为止，全球仍没有完全公开转基因物种的详细报告，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所以，社会各界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进行，时刻拨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关于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持续争论，加上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引发了人们对进口转基因大豆及其压榨制品的疑虑，以及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担忧。最近一项调查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72.80%的受访者不愿吃转基因食品，31.30%的受访者相信“吃了转基因食品的人会‘被转基因’”。
4.国际资本控制使大豆产业安全面临较大风险
一是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来源国高度集中，贸易波动风险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是全球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中国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地。2001-2011年，中国从上述三国进口的大豆量平均占比分别为42%、33%、23%，合计占比达98%， 2018年这一合计占比仍高达95.40%。中國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来源国高度集中，在来源国气候变化、大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将面临较大的大豆进口贸易波动风险。
二是跨国粮商掌控进口大豆货源和采购权，大豆长期供给安全潜在风险大。跨国粮商直接投资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大型大豆种植农场和种植园，通过合约种植模式向大量个体豆农提供贷款、种子和化肥等，间接控制大豆供应链上的种植环节，控制了全球70%以上的大豆货源。在中国，跨国粮商通过独资或者参股的形式掌控大豆压榨企业，获得进口大豆的采购权和话语权，垄断中国大豆进口贸易。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当年收购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时，获得了其70%的大豆原料采购权。
三是跨国粮商控制大豆压榨产业，面临安全风险。中国加入WTO后，跨国粮商通过参股、控股、收购、新建等方式大举快速进入并整合中国大豆压榨业。外资企业大豆压榨产能、实际大豆压榨量全国占比迅速攀升，内资企业的全国占比下降。相较于2000年，2007年内资企业大豆压榨产能全国占比下降26.40个百分点、实际大豆压榨量全国占比下降39个百分点，而外资企业实际大豆压榨量全国占比却由9%快速上升到48%。
二、大豆产业发展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国产大豆种植成本持续上升，种植收益低
国产大豆种植成本持续快速上升，由2001年的217.58元/亩上升到2017年的668.80元/亩，年均上升7.46%。其中，生产成本由174.87元/亩上升到417.51元/亩，年均上升5.81%;土地成本由42.71元/亩上升到251.29元/亩，年均上升11.99%。2010-2016年，国产大豆的平均种植成本为618.89元/亩，是同期美国转基因大豆平均种植成本（460.38元/亩）的1.35倍。2013年，国产大豆的种植成本（625.90元/亩）是巴西转基因大豆种植成本（400.98元/亩）的1.56倍。
种植成本持续快速上升的直接结果就是大豆绝对收益和比较收益偏低，导致市场竞争力弱。2001-2017年，国产大豆的平均净利润为54.94元/亩，2008年的净利润最高，为178.45元/亩;2014-2017年连续4年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从比较收益看（见表1），与玉米相比，在产值上，大豆种植明显不具有比较优势。2001-2017年，大豆亩均产值始终低于玉米，大豆年均亩产值比玉米低259.12元。在净利润上，大豆种植与玉米相差不大，大豆种植年均亩净利润仅比玉米低24.31元;但两者净利润差额的波动较大，其变异系数达-258.23%。
与小麦相比，在产值上，大豆种植不具有比较优势，2001-2017年，大豆亩均产值仅在2002年和2003年两年略高于小麦，其他年份均低于小麦，年均低204.29元，两者产值差额的变异系数较大，达-78.37%。在净利润上，大豆种植与玉米基本持平，大豆年均亩净利润仅比小麦低4.64元，但两者净利润差额的波动幅度非常大，其变异系数高达-1894.96%。
与水稻相比，在产值上，大豆种植劣势较为明显且呈增强趋势，大豆亩均产值一直低于水稻，其低出额由2001年的257.76元持续增长到2017年的804.83元;平均看，大豆年均亩产值比水稻低496.13元。在净利润上，大豆亩均净利润仅在2002年、2003年和2017年略高于水稻，其他年份均低于水稻，年均低146.08元，两者净利润差额的变异系数为73.40%。可见，在产值和利润上，大豆种植收益持续处于低水平，导致比较收益很低，而且大豆亩均产值与亩均净利润波动较大，很不稳定。这直接影响豆农种植积极性，最终影响大豆供给的稳定性和充足性。
2.国产大豆小规模分散种植、管理粗放，单产水平低
国产大豆种植以农户个体模式为主，种植分散且规模较小，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在大豆主产区，常见情况是大片玉米种植区之间或者稻田田坎上零星散落着一小片大豆种植区，全国大豆种植户的户均规模只有1～2亩。黑龙江省大豆种植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种植，实行自耕、自种、自收的分散、传统生产方式，林口县大豆规模化种植的比例不足10%。 在山东省鲁西南地区，大豆种植主体大都为分散、小规模的普通农户，济宁市任城区、梁山县的户均大豆种植面积为4.65亩，滕州市、巨野县的户均大豆种植面积仅为1.5亩。
大部分中国豆农认为，大豆是低产非粮食作物，无需大投入、细管理，这造成大豆种植管理粗放。一是豆农不注重大豆品种更新，品种多、杂，串种、混种、满贯品种种植现象突出。在河南省永城市，豆农连续5年不换品种的大豆种植面积占比达21.3%。
二是种植方式以小麦-大豆连作为主，未合理轮作倒茬，大豆种植重茬、迎茬现象严重。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大豆种植重茬、迎茬面积占比高达92.40%，严重地块上的重茬、迎茬年限达20年之久。
三是耕作管理粗放。大多豆农采用人工播种或者小型机械播种方法，大豆精播机推广应用滞后，播种质量差，缺苗断垄现象严重。在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环节投入不足。
小规模分散种植、管理粗放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国产大豆产出水平偏低且远低于大豆主产国，大豆产业竞争力低下。2001-2017年，国产大豆平均单产133.10公斤/亩，最高单产为2010年的148.03公斤/亩。2006-2009年，国产大豆平均单产126.75公斤/亩，仅为同期美国（188.63公斤/亩）的67.20%、巴西（177.07公斤/亩）的71.58%、阿根廷（172.01公斤/亩）的73.69%。 2010-2016年，国产大豆平均单产140.17公斤/亩，仅为同期美国（206.85公斤/亩）的67.76%。
3.大豆产业科技创新不足，科技支撑乏力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大豆产业发展，财政资金支持大豆产业科技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因财力限制和农业科研体制机制的束缚，科技创新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低、科技支撑乏力已然成为大豆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1983-2007年，中国大豆技术进步率仅为2%，这使得大豆投入产出率平均下降了0.5%，大豆效益仅增加了1.6%左右。
在大豆育种环节，基础研究与新品种培育脱节、种质创新能力低，导致突破性育种技术和关键育种材料缺乏，适应不同区域栽培的高产、优质、抗病虫、抗逆、广适性、适宜机械化、轻简化生产的主栽品种、突破性品种及技术储备不足。
在大豆种植环节，多数种植户以传统经验及人工栽培技术为主，栽培技术老化。机械载培、免耕栽培、绿色生态栽培、等距穴播栽培等技术創新滞后，技术到位率和普及率低。在大豆加工环节，传统豆制品加工技术普遍落后，缺乏大豆蛋白加工领域的前沿、关键和核心技术，导致大豆及加工副产物实现梯次、循环、高值利用的实现程度较低。
4.大豆产业政策的保护作用和支持力度小，缺乏面向整个大豆产业链的系统化支持政策
近年来，中国支持、振兴大豆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日趋增强，政策含金量不断提高，但仍存在缺乏全面而又系统化支持政策、政策保护作用和支持力度小的突出问题。
一是大豆关税政策与大豆产业发展的基础竞争力不相适应，未能起到应有的“门槛”保护作用和“防火墙”作用。加入WTO后，中国取消关税配额管理，统一征收3%的低关税，且不设过渡期、没有进口数量限制、不能使用特殊保障机制，大豆市场近乎完全开放。
二是大豆种植政策效果不明显。为调控大豆市场，稳定、增加国产大豆种植面积，保护大豆种植者利益，2008-2013年，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四省（区）实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2014年开始改为启动实施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期限为2014-2016年。
顺序实施的两项大豆种植政策在保护大豆种植者利益、增强大豆市场活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了突出问题，政策效果不明显：两项政策只在四省（区）实施，其他省（区）大豆种植者无法得到政策实惠;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标准不固定、补贴面积和产量数出多门、补贴款发放晚于国家规定，导致大豆种植者难以获得稳定的收益预期。上述两方面突出问题使得大豆种植者的积极性并没有实质性被激发，政策的引导种植作用不强。
在实施大豆临时收储政策的6年间，大豆种植面积不仅没有稳住，反而逐年减少，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由2008年的1.37亿亩减少到2013年的1.02亿亩，四省（区）大豆种植面积由2010年的0.73亿亩减少到2013年的0.50亿亩。实行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政策后，大豆种植面积持续下降的势头有所缓解，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性增长，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由2014年的1.02亿亩增长到2016年的1.08亿亩，四省（区）大豆种植面积由0.51亿亩增长到0.53亿亩，但增幅均不高。
三是缺乏面向整个大豆产业链的系统化支持政策。为促进大豆产业发展，中国目前出台实施的专项政策包括种植业政策、进出口政策、转基因大豆管理及流向控制政策，主要聚焦于大豆产业链的生产、贸易环节。而在大豆的储运、加工、科技创新等环节，鲜见专门、具体的支持政策。这是一种以“保面积、保产量”为核心目标的增产导向型支持政策，以“优化结构、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的支持政策不足，缺乏面向整个大豆产业链、增强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系统化支持政策。而且，目前的各项支持政策之间缺乏整合性、衔接性，大豆贸易与国内大豆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政策体系尚未有效建立，政策创新滞后，导致大豆产业发展缺乏整体配套的组合式政策和整体政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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