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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赵宇（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后发国家想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从引进创新转向自主创新。当前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与世界创新前沿国家仍有一定距离，如何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又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是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世界经济版图分流与合流的叙事，核心是贸易的内容从商品转向了生产商品的要素，核心之核心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这同样是大国博弈和“后发优势”叙事的核心。
回顾历史，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自主创新是唯一自主可控的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方式，只有当某些国家成功地实现自主创新，创新的扩散和全球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而自主创新更依赖于教育、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无论是一战之前的美国，还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抑或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如果没有引进创新，工业化的进程将显著放缓。
01、200年来被创新改变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1820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时代开启，东方和西方出现“大分流”。这并非巧合，驱动力都是技术进步和创新。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学家吉利斯皮指出，“在纺织业，甚至在冶金业，给法国企业家指路的不是科学研究，而是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 ”。这指出了创新的领导者与模仿者的关系，及创新在全球扩散的机制。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欧洲迎来了长期和平，欧洲大陆国家加快学习英国，开始了工业化。比利时是第一个学习英国的国家，这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法国、瑞士和普鲁士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也是同期。19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金本位的确立和贸易的发展，工业化浪潮向全球各地扩散。东方国家中，除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了工业化之外，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均在去工业化。
按照价格趋同的标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也开始于1820年。19世纪初，瓦特改良版蒸汽机在船只和火车上的使用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英国从1815年开始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最终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自由贸易的开端。1846到1879年是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全球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0%快速上升到24%（图1）。1879年后，德国和美国开始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进入停滞期，直到一战之前才短暂地恢复。在与英国等领先工业化国家的贸易过程中，美国和德国都制定了保护国内幼稚工业的政策，充分学习技术知识，开始了工业化和对英国的追赶。而传统文明古国则由于闭关锁国等原因错过工业化浪潮，最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将G7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看，其占全球GDP总量中的比重在1820年为20%，此后持续上升，直到1990年达到67%。这就是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实际上，东西分流正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内部合流的基础之上的，合流的动力机制就是创新的扩散和工业化。同样的道理，随着冷战结束，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始了第二次合流。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逆转，G7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新兴市场国家则加速工业化。同时，G7国家的GDP总额占全球的份额也快速下行，截至2020年底，已经下降到45%，相比1990年的峰值下降了22个百分点。相反，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冷战结束后都显著提速。从人均GDP增速和工业化进程上看，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的速度更快，而且涉及面更广泛。
基于“三级约束”——商品、思想和人口——框架，国际知名全球化专家、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理查德·鲍德温认为，不同阶段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19世纪初是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驱动力是蒸汽机的发明、改良和应用，商品的生产国与消费国开始分离，贸易的结构以初级品或工业制成品为主。与此同时，思想和人口流动仍受限制，这约束了创新的扩散。
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由于ICT技术的发明和扩散，思想的交流和沟通成本大幅下降，显著提升了全球协同生产能力。资本的“解绑”也在同步推进。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思潮带动了跨境直接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开始摒弃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加入到全球分工当中。这掀起了全球价值链革命，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约占贸易总额的2/3左右。价值链贸易不仅推升了贸易规模，也加快了思想的交流和创新的扩散。
当今全球化正将迎来“第三次解绑”，人工智能和增强或虚拟现实（AR/VR）等技术将使人口的流动不再受到空间的约束，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大幅下降，曾经不易流通的服务将变得可流通。
归根到底，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创新包括自主创新和引进创新两类，后者是创新外溢效应的一种形式和渠道。创新的传播对TFP（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大于创新本身。从保罗·克鲁格曼关于国际贸易“规模报酬”的经典论文可知，拥有生产要素和商品双重属性的创新在全球的传播，是企业获取规模报酬、推动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自主创新具有多中心分布的特征，即使是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国家也高度依赖引进技术。但是，自主创新是源头活水，只有当某些国家成功地实现自主创新，创新的扩散和全球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后发国家要想实现可持续的超越，也必须从引进创新转向自主创新。
发达国家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因而更依赖于教育、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会更多地依靠引进创新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能否吸收和吸收的速度，同样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投资（更注重试验发展和应用研究）、基础设施和制度变革等因素。
02、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创新领导者和模仿者们
一般可以从LP（劳动生产率）或TFP的水平或长周期波动的次序，大致判断自主创新的领导者和模仿者。英国毋庸置疑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自主创新最主要的领导者。1870-1914年，自主创新的主要生产者是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日本是典型的模仿者。1919-1939年，自主创新主要来源于美国和法国；二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创新都是来自美国，其后才是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法国、德国和日本都是模仿者。
具体而言，1945-1972年期间，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自主创新水平高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说明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对世界科技前沿的追赶而非自主创新。
二战后经济的非凡增长，是自主创新和创新在全球的扩散共同作用的结果。1972-2012年的情况有显著差异。自主创新和引进创新同步下行是全球TFP增速的下降（2%）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的停滞，可部分由自主创新在全球性范围内的停滞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和英国的自主创新进程温和回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则趋于下行。美国仍然是自主创新的领导者，但冲击的绝对量和对其他国家的外溢效应都明显下降。
从传播速度上看，一般在两年之内，美国自主创新冲击就会对其他G7国家的TFP产生影响，五六年后影响基本消失。当然，各国吸收美国创新的速度和程度也有差别。比如，意大利虽然不是主要的自主创新国，但比其他国家更擅长于利用创新。从中也可以引申出，自主创新强国并不一定是TFP和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但值得强调的是，自主创新是唯一自主可控的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方式，也是当“后发优势”消失之后还能继续维持增长的唯一方式。
美国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市场的统一与扩张和移民潮带来的劳动力（尤其是熟练技术劳动力）与技术，是两大重要力量，分别从需求和供给层面解决了创新问题。1857年，美国人口总数首次超过英国。1790年，塞缪尔·莱斯特完全按照英国的方法在美国建立了第一家纺织厂。1814年，弗朗西斯·洛厄尔利用英国的动力织机技术，建立了一家织布厂。从1790年到1808年，美国建立了50家棉纺织厂。1809年，又建造了87家，纱锭从8000个增加到3.1万个，至1811年已经增加到8万个。截至1831年，美国共有795家棉纺织厂，120万个纱锭。如果没有引进技术，美国工业化进程不可能如此迅速。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甚至开始向英国输出技术。
无论是从LP还是从TFP角度来说，一战以前，英国和德国的生产率仍高于美国。一战期间，对比急剧反转，美国取得了生产率的领导者角色，一战后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二战期间，欧洲国家和日本与美国的生产率差距再次拉大，幅度均超过了一战时期。二战结束后，向美国收敛的进程持续了较长时间。20世纪80年代后，法国和德国的生产率水平反超了美国，英国在TFP意义上实现了追赶，日本最高上升到美国的80%左右。截至2020年底，美国、德国和法国的生产率水平已经持平。英国和日本分别低于美国20%和30%。
分国家而言，对比LP、TFP和人均GDP的趋势可知，人均GDP向最前沿国家的收敛取决于生产率的收敛（图2）。当然，它们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影响人均GDP的因素不仅仅是生产率。二战后到20世纪70、80年代，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人均GDP与生产率走势的契合度较高。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人均GDP走势与TFP走势完全重合。类似经验在新兴市场国家也成立（图3）。无论是经济起飞相对较早的韩国，还是相对较晚的中国和印度，人均GDP的收敛（或发散，如巴西和墨西哥）均主要由生产率的收敛（或发散）来解释。
创新在全球的扩散形成了产业的“雁型矩阵”，这是不同国家经济起飞的时点出现错位和后发国家能够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也是不同国家进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收支状况之差异的重要解释。自主创新（尤其是通用技术）的领导者扮演着“领头雁”的角色，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成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净出口国。贸易的过程也是创新外溢的过程，自主创新国总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这可能促使其将部分产业链迁往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可能只是部分零部件的生产环节，随着融合的加深，后期可能会是装配环节，甚至是研发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后发国家将逐渐掌握核心技术，产业链也趋于完善，进而成为产品的净出口国。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苹果产业链在中国的发展。最近40多年，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中国的生产率水平与世界创新前沿国家仍有一定距离，后发优势的潜力还有待挖掘。2010年来，中国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目前已经降至实际GDP增速以下，这显然会拖累GDP增长，放缓向前沿国家收敛的速度。由于土地、人口、资源和资本约束只会越来越紧，如何一方面挖掘后发优势的潜力，另一方面又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是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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