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中国粮农智库

  版块   经管之道   古代中国为什么要严防商人?
返回列表
查看: 27|回复: 0
收起左侧

古代中国为什么要严防商人?

[复制链接]

2万

主题

2万

帖子

84万

积分

责任编辑

Rank: 8Rank: 8

积分
849614

优秀版主

QQ
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上注册入会,结交专家名流,享受贵宾待遇,让事业生活双赢。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微信登录 手机动态码快速登录

x
11.jpg
  在古代,生老病死都由权力决定
  欧洲和中国的不同之一,是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在世界各国当中,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是最直接而彻底的,很少有国家如同中国这样,用“士农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为社会等级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准、子孙读书就业等方面进行公开性的歧视。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因此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
  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在古代中国,有了权力,你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你就失去一切。中国古代权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意义上对古代中国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皇帝们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之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
  不仅是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用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时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政治性质,都是政治领域。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管仲说:
  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你的贫富和生死,老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当中,商业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公元前3000年,中东的亚述人就开始签订商业合约,那个时候甚至有这样的合伙协议书:14个人集资26块黄金成立一个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尔伊斯塔的商人管理,这个商人也拿出4块黄金加入。基金时效4年,收益的三分之一归这名商人。
  而罗马人发明了法人制度,创造了公司的雏形。“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
  古希腊梭伦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大致与梭伦改革同时代的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
  “红顶商人”的悲剧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其实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因此在中国古代王朝,产权比较模糊,有的朝代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是有的朝代规定必须由国家来分配,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这两种制度可以无缝切换,说明一切都在权力的任意控制下。
  所以,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古代皇权不尊重私人产权,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传统时代的皇帝,喜欢以“迁徙富豪”的方式来控制地方势力。如果你喜欢读史书,经常会看到“徙天下豪富实京师”这样的话。确实,秦汉以来,皇帝经常通过把富豪迁到首都的方式,把地方上的强大家族连根拔起:“从秦以来,经常不断地徙天下豪富于京师……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占有者,把他们迁离家乡,定居京师,他们只能携带走自己所有的动产,而不能搬移土地。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便被政府没收。” 比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明太祖建国不久,即下令迁江南民十四万户到凤阳(朱元璋一度打算以凤阳为首都)。1391年,迁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到南京。1397年,又强迫各地富户一万四千三百余户迁到南京。
  把富人迁徙到首都,意味着一大家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放弃大量的土地,更别提漫长的迁徙路上老弱人口的生病死亡。这些举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无疑是严重侵犯民众权利的行为,但是历代传统史家习以为常,均认为是雄才大略的举动,以为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传统时代皇室和政府采购中,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白居易的《卖炭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和买”的过程,一千多斤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就换走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明代衙门“和买”时,也仍然如此,只给一半的价格:“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商人虽然报怨,但是毫无办法。这些现象,几乎历代都有,人们同样习以为常: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还不让人家占点便宜么?
  第三,一遇财政困难,国家可以公开掠夺商人财产。比如《旧唐书·卢杞传》记载:
  河南、河北连兵不息,赵赞以为:“泉货所聚,在于富商,钱出万贯者,留万贯为业,有馀,官借以给军,冀得五百万贯。”上许之,约以罢兵后以公钱还。长安尉薛萃荷校乘车,搜人财货。意其不实,即行捞捶,人不胜冤痛,或有自缢而死者,京师嚣然如被贼盗。
  因为战争频繁,财政紧张,所以有人请皇帝下令,天下富商,每个人最多只能留一万贯,多出来的,都要“借”给军队。皇帝同意之后,军队就开始公开搜捕商人,如果不交钱,就酷刑折磨,有人因此上吊自杀,整个京城如同被暴乱的军队抢劫了一样。
  在传统时代,遇到财政困难,政府强迫富商捐款甚至扣发百官工资是经常上演的情节。比如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相当一部分是这样得来的。
  除此之外,更别提国家政策朝三暮四,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极不稳定。
  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汉文帝病了,长了个疮,怎么也治不好。邓通就给汉文帝吸脓。汉文帝很感动,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过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
  这就造成了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秦始皇开创新制度之后,中国人还没有不依靠政治权力而能巨富的。
  所以从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无例外都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寻租成功者”,“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政府上之地位,而干商贩之新事业”。子贡、范蠡、段干木、白圭这样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政治权力。
  《汉书·货殖传》载:
  (西汉)成都罗裒赀至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罗裒大手笔行贿权贵,借他们的威势来经商,所以才能巨富。
  王毓全研究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他说,明代那些能赚大钱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资本而是特权和职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强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只有他们,如皇亲寿宁侯张鹤龄,才能‘横行江河,张打黄旗,势如翼虎’。只有他们,如勋臣翊国公郭勋,才能‘水陆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字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清代也是这样。《红楼梦》中的薛蟠是清代“皇商”的典型代表,清代盐商无一不依靠政府给予的专卖权才能发财致富。
  今天中国社会流行一句话,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成为了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
22.jpg
  那么,胡雪岩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句话,官商勾结,在官场上找到了过硬的靠山。因此他被称为“红顶商人”。
  胡雪岩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龄是一支官场上的潜力股,因此投资于他,为此甚至不惜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王有龄后来官场发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关系,开设钱庄收获了第一桶金。
  后来胡雪岩又看准时机,以精心的算计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借官场势力,成为天下首富。然而“红顶商人”毕竟只是权力和市场交媾的私生子。他成因为攀附权力,败也因为攀附权力,最终成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权力角逐的牺牲品。胡雪岩破产之后下场是很惨的,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绝望中痛苦地死去。因此,传统时代的“红顶商人”最终其实不过是官场的“白手套”。(来源:梭罗岛书房 晓策佬)

粮农智库促进乡村振兴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微信登录 手机动态码快速登录

收藏:0 | 帖子:1599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