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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如何认识当前改革面临的条件
2021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审议《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时强调：“近几年，党中央部署推动一系列改革，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带量集中招采和加强成本控制，把药品耗材价格降下来了，老百姓负担减轻了，也为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创造了条件。”这段话有两个深层次含义：一是改革是需要条件的，改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二是当前的改革是为下一阶段改革创造条件的，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认识当前改革面临的条件，也要从两个层面着眼。
共同富裕视域下再认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既是我们认识当前改革面临条件的起点，也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明确了行为边界。
一是需求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赋予了产品和服务以复合属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赋予教育以“成长”“发展”、赋予医疗以“舒适”“健康”等复合属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教育、医疗等领域面临的“学区房”“看病贵”等问题，很多都是在教育、医疗与其他产品和服务进行组合的过程中产生的。但需要强调的是，教育和医疗领域面临的问题，不是这种“组合”本身，而是在组合的过程中，其他产品或服务“喧宾夺主”，放大了教育和医疗的某一种功能，而弱化了教育和医疗本身的更多功能乃至本质功能。究其原因，在于供给侧“组合”的多样性不足。“组合”少，一方面表现为优质的教育、医疗等资源供给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向上流动通道”不畅，引发过度竞争，进而将教育和医疗问题与社会问题混淆在一起。因此，既要认识到共同富裕视域下产品和服务的复合属性，不能单就医疗而谈医疗、单就教育而谈教育，坚决避免“一刀切”，这主要是教育、医疗与其他产品和服务进行组合的专业化问题；又要盯紧复合属性背后的更高需求，不断探索和创新其他资源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方法，避免对决定性产品或服务某些属性的过度开发，这主要是教育、医疗本身的专业化问题。
二是供给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放大了资源多重属性的外部性。资源具有多重属性。当前经济上“以所有权为中心”向“以使用权为中心”的转变趋势，如买卖合约向租赁合约转变、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交叉补贴”现象等，加速了资源多重属性的外溢。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放大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资源属性应用上的“剪刀差”，资源的多重属性具有了更大的应用范围。这就使得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必然推动产权在更高层次实现细分。网约车、外卖等平台的“算法”正是利用和放大了产权细分的趋势，在实现分工细化的过程中，推动向“上”升级的动机和投入不足，而向“下”挖潜、分散成本的动力和投入更足。虽然客观上提升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但也导致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群体承压，“模式创新”抑制了“技术创新”。因此，“算法”需要进化，平台需要引导。当前正在推进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就是在进行这种引导、促进这种进化。需要强调的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的不是资本，而是“无序”；反的不是逐利，而是逐利的某一种倾向或方式。这种倾向或方式是否被防被反，取决于其是推动分工升级还是降级，推动的是不是高质量发展。当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资本的报酬仍将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劳动的报酬，但其将更多地依赖知识的专业化，依赖其所创造的系统收益。更进一步说，推动产权在哪一层次实现细分，事关共同富裕依赖什么样的发展，事关共同富裕为什么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
三是供需两侧的矛盾，带来了不同群体选择范围“脱嵌”的风险。不同群体选择范围的互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稳定器。在供给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需求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下，不同选择之间的“张力”被放大了。在需求侧，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和行动，出现了层次提升但多样性不足的问题，在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出现了过度“拥挤”的现象。当前，生育上的“不敢生”“不想生”，教育上的“课外班焦虑”“学区房焦虑”等，都是这一问题的突出表现。在供给侧，分工的多样性得以释放，但在不同分工的深化上同时存在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很多产品或投资项目同时存在“过度包装”和“质量不过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推动不同群体选择范围的互嵌，产权的细分和组合就容易走向极端，为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埋下隐患。因此，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加强对不同群体选择范围“脱嵌”风险的过程控制。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孩及配套政策、“双减”政策等，就是在为全体公民享有应有的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提供条件、增加选择。
共同富裕视域下再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段话同样有两个深层次含义：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的，是接续奋斗的前一棒，主要解决的是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就进一步夯实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条件基本成熟，主要解决的是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对于接好新时代的“接力棒”、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校准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认知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理性人意识、主人翁意识逐渐在整个社会普及，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逐渐觉醒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解决我国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认知结构，主要追求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仍然属于以物为本的发展范式，在解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时往往捉襟见肘，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资本的无序扩张，“无序”就体现在“逐利”对以物为本范式的强化。而新时代的发展呼唤以人为本的发展范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着力推动“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不断校准人们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依靠谁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凝聚了新的思想共识。
二是优化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权利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制等改革，有效调动了生产经营积极性、解决了很多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认识。然而，这一认识是建立在“以所有权为中心”的权利结构基础之上的。在产权细分不足的情况下，所有权的排他性有利于强化激励。但随着产权细分程度的提升，所有权的排他性给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越来越高的成本，而细分出的使用权越来越发挥出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中重要的含义就是所有权在产权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来，党和政府有效发挥使用权的决定性作用，在产权的细分和再组合上进行创新，对教育、医疗、金融等领域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作出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如推进教师、医生薪酬制度改革，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开展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推动相关领域向着更高质量、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三是调整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利益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改革举措之所以能够有效发挥激励作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剩余利润的分配。在产权细分不足的条件下，剩余利润主要分配给了投资者或企业家。但随着使用权决定性作用的巩固和发展，这一分配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权利结构的变化，其激励作用反过来又抑制了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事实上，剩余利润是产权无法准确衡量的产物。随着产权的技术衡量手段和制度衡量手段的协同发展，整个经济系统的收益中可以归为剩余利润的比例在下降，系统收益的分配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逐步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形成与新的权利结构相适应的利益结构。
共同富裕视域下再认识我国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九个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又阐释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九个必须”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用“十个坚持”总结了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从一个阶段走向更高阶段的致胜法宝。准确认识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接好新时代的“接力棒”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在不确定性中增进了确定性。这关乎共同富裕何以成为新时代改革发展的鲜明主题、为什么进行改革的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在不确定性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其艰巨性也是前所未有的，必须要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启动改革并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源自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先进性体现在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纯洁性体现在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为发展的不确定性注入了强大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建立在“信任机制”基础之上的，建立在党为其他组织和个人赋能的基础之上。这些基础突出体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中，人们对党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信任度、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可度空前提高，基于信任的发展得以巩固和深化。
二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共同富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开创性的，其所追求的全体人民富裕，在自然条件、自发秩序下很难形成，必须付出极大的成本。就当前来看，必须解决那些“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如医疗领域“看病难”“看病贵”同时存在的问题，教育领域“学区房”治理问题等。而且，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完备条件是不可预知的，推进改革势必付出极大的试错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发挥好改革决定性主体的作用，必须勇于带头承担改革的成本，不断适应共同富裕视域下的新要求。这也是自我革命的本质要求。事实上，没有对改革成本的带头承担，改革就难以启动。当前，全国上下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推动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等，都是党政机构带头承担改革成本的具体体现。
三是传承艰苦奋斗作风，凝聚起了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这关乎共同富裕依靠什么、如何消化改革成本的问题。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既要一切为了人民，也要一切依靠人民。这是改革启动后得以持续的根本保障。一方面，自我革命中体现出的“远见”，饱含对人民利益的维护，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并投身实践，进而将“远见”转化为整个社会的系统收益。这个“转化”，可期但不可强求，根本途径是共同奋斗。这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所指出的，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另一方面，条件成熟后，系统收益能够有效内化，“个别成本”能够转化为“一般成本”。这是“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以“共享单车”为例，在其产生之前，主要是政府运营的公共自行车。为了提供交通便利、实现公共自行车可持续运营，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承担自行车丢失、损坏等硬件成本，并通过设计押金制、有桩设计等分散成本。“共享单车”产生之后，系统收益被内化到了平台、个人等多主体，成本也被转化为了“一般成本”，并降到了较低的水平。
如何认识当前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既是在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基础上进行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更高阶段上展开的。更高阶段与伟大成就的叠加，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发展的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造就了现阶段改革发展的中国特色。
共同富裕仍然以供给为基础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定义既有“一切为了人民”，也有“一切依靠人民”，后者是基础和根本动力。定义中强调“不是整齐划一”“分阶段”，是因为人具有差异性和适应性，能够造就复杂性和涌现性。
一是要看到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高质量发展的形态和结果。共同富裕必须“一切依靠人民”，更进一步说，必须依靠人的全面发展。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人的行为”相对于“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服务经济”“零工经济”“无形经济”等新经济形式逐渐成为主要经济形式。2015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我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这就给人的全面发展带来了全新课题。主要涉及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识的专业化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现了知识载体媒介化、虚拟化的迹象，许多专业知识并不必然以专家为载体。人作为知识的载体，逐渐演变为组织作为知识的载体。相应的，个人向组织让渡权利，逐渐演变为组织为个人赋能。第二个问题是异质性要素对同质性要素的替代问题。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规模化、批量化生产继续向更加基础性的产业发展，定制化、个性化生产成为经济的主流。要素中居于优势地位的资本，是同质性要素的典型代表，其收益水平也将逐渐与其背后的知识水平相一致。第三个问题是收益及其分配的问题。随着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加，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承担严格责任而非过失责任，更多严格责任的落实，带来了系统收益的极大增长。剩余利润的分配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第四个问题是服务消费升级的问题。供给的多元化激发了消费的多样化，在多样化消费中，提供推动消费升级的服务，有效促进了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再生产。
二是要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势。资源具有多用性。一个人再博学、一个组织底蕴再深厚，也不可能知晓资源的所有用途。因此，资源总是存在更优的配置方式，人们无法完全拥有某种资源。换句话说，产权天然是不完整的。即使以法律上的所有权实现排他，也无法从技术上排除某些属性的外溢。这就决定了，从“以所有权为中心”转向“以使用权为中心”具有必然性。这一转向使得产权的共享性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脱离基于个体的知识专业化模式，走向基于组织的知识专业化模式。在这种趋势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避免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与公共财富”的矛盾，更好完成向以使用权为中心的产权关系的转变。当前正在推进的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和深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挥和巩固所有权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出使用权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要看到初次分配在分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也是基于供给的，要求依托人的供给能力。可以说，初次分配仍然居于主要的和关键的地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是重要补充。当前条件下，过度强调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作用，一方面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的扩散，迟滞知识的专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改善供给，迟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而一旦经济发展的主流建立在多元化高质量供给的基础之上，资源的多重属性还将进一步外溢，系统收益也将进一步内化。届时，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有了更深厚的根基，高福利也将成为一种选择。当前强调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要分阶段促进；对新经济的监管仍然要秉持包容审慎的选择，都是在为更高水平的全民富裕创造条件。而这个更高水平的富裕，也必然包含更高的福利水平。
系统收益的分配成为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社会财富取得了极大增长。但这个增长是不平衡的，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困扰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产权结构、知识专业化程度的演变，解决系统收益的分配问题成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也成为建立与共同富裕视域相适应的利益结构的重要实践。
一是要看到强化按劳分配为主体在调整利益结构上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大举措旨在建立与供给侧的变化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提供进一步释放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激励。如前所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资本的报酬仍将高于劳动等要素的报酬。但这个时期，已经是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转折期。在这个转折期，按劳分配为主体主要通过规定收益权的基本准则影响产权制度的基础设置。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公有制经济中，还延伸到了其他所有制经济中。作为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体现，其他分配方式也将参考按劳分配的标准。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表现为按要素分配。当前，医疗领域深入推进医生薪酬制度改革，就是让收入回归“劳动”的重大探索。
二是要看到相对衡量手段在调整利益结构上的关键性作用。当前，按劳分配在实施上还存在很多难题，如医生和教师薪酬应当如何确定？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如何分配？其实质是各类生产要素贡献的衡量手段问题，而劳动特别是复杂劳动又是所有要素中更难以准确衡量的。随着资源多重属性的外溢，对要素贡献进行技术上的绝对衡量越来越困难，而制度的相对衡量手段越来越发挥关键性作用。价格就是相对衡量手段的典型代表。然而，因为资本相较其他要素在分配上具有优势，“资本的无序扩张”会制约相对衡量手段发挥作用。构建新的利益结构，以价格为代表的相对衡量手段必须冲破这种束缚。这种“冲破”是多层次的，从国际市场看，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正在冲破“逆全球化”的束缚，以相对衡量手段的大发展和评价标准的多样化，构建起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上强调“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促进新秩序的生成。从国内市场看，“隐形冠军”、企业家、科学家等多元力量正在冲破“资本分配占优”的束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从科技发展趋势看，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正在冲破“单一评价标准”的束缚，实现更多元化的发展。
三是要看到推进再分配、三次分配在调整利益结构上的引导性作用。当前初次分配进入转折期，这个转折是曲折的甚至是反复的。减少这个转折期的弯路，必须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有一批勇于牺牲、自我革命的领军人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促成这个转折的关键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一方面直接调整利益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初次分配改革的改革方向调整利益结构。再分配主要通过“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来调整利益结构，而这里的“精准性”就是引导作用的体现，其本质是党政机关自身的专业化建设，包括对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更准确把握，对公平与效率张力的更合理把握，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更科学把握等，如正在推进的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三次分配主要通过道德力量调整利益结构。此外，脱贫攻坚中形成的“消费扶贫”模式，对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供给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改善初次分配的供给基础。在推进三次分配过程中，应继续运用这一模式。
需求侧管理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补充手段
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时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同年12月1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从“需求侧改革”到“需求侧管理”，既体现了中央对需求侧的重视，又展现了对需求侧的精准定位。推动共同富裕，要求准确把握需求侧的发展和治理趋势。
一是要看到需求管理的目标是实现需求的科学化。供给的多元化为需求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从供给侧看，供给既创造并满足了新的需求，又满足并深化了已有需求。从需求侧看，整体需求实现了进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但局部需求和个体需求仍面临退化风险。这种退化风险如果不加以管理，就可能反作用于供给，迟滞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就是一个典型，其直接导致医疗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最终损害需求方的利益甚至健康。管理医疗服务需求，突破口就在于发挥支付方对需求的管理作用，以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实现医疗服务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要看到需求管理的途径是实现治理的精细化。对需求管理的滞后，往往伴随着较低的治理精准度。以疫情防控为例，疫情暴发初期，我国很多城市推出网上预约摇号购买口罩等政策，一方面直接暴露了卫生管理部门并不掌握口罩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出他们不了解、不掌握公众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有效需求。这种忽视需求管理的治理，难以把握问题的本质，容易使治理流于形式。因此，要把实现治理的精细化作为需求管理的有效路径，促进供给的专业化。例如，对口罩需求的科学化，对应卫生部门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的精细化和健康服务的专业化；对共享单车需求的科学化，对应城市管理部门管理公共区域的精细化和出行服务的专业化；对学区房需求的科学化，对应教育部门管理优质学位的精细化和教育服务的专业化……这些都要求公共部门找准自身的定位，提出正确的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而强化自身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如何认识改革的下一步走向
在发展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是客观的、必然的。因此，要从解决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转向适应复杂性不确定性；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转向利用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这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要通过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行动。在共同富裕视域下深化改革，更要把握这一取向。
一是把握发展依赖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在2014年7月8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前一句讲的是事务本身的专业化；后一句讲的是治理的专业化。二者缺一不可。近年来，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突出表现就是医院本身的管理现代化与政府对医院的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不协同。两者存在的问题相互交织、相互联系，出现了缓解其中一方问题却加重另一方问题的现象，改革面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这种困境就是未抓住背后规律的结果。这个规律，就是医院自身管理现代化和政府对医院治理现代化的协同基础，即医疗服务作为信任品的供需机制。医疗服务作为信任品，突出体现为医疗服务质量的低可衡量性，不仅患者难以判断医疗服务的质量，甚至医生自身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推进医疗服务领域的改革，必须升级信任品的治理维度，将医疗服务委托于“健康”等更高层次的需求，推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生薪酬制度改革等，以相对衡量手段理顺整个医疗服务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围绕这一主题，遵从这一路径，服务这一目的。
二是把握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要顺应“以所有权为中心”向“以使用权为中心”的转变趋势。“以使用权为中心”，就是在“剩余”分配上向有权实施“行为”的主体，即掌握剩余控制权的主体倾斜，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在现有条件下，首先要进一步释放剩余索取权。当前正在推进的医生薪酬制度改革，正是理顺医疗资源配置的关键之举。一方面，医生是连接医院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的关键节点，内部循环不畅，外部循环的资源输入就会发生极大的损耗和浪费。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要建立在信任机制基础之上。这一机制不同于“以所有权为中心”所依赖的信用机制，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情境中对互利互惠的期待。换句话说，信任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关键要信任医生。否则，对医生的不信任终将转化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降低。明确了释放剩余索取权的方向，接下来就是如何释放的问题。鉴于绝对衡量手段的有限性，需要诉诸相对衡量手段，把好“合约”这一抓手。从长租公寓涉及的金融服务来说，银行与租户的合约既可以是分期消费合同，也可以是抵押合同。此时，要根据长租公寓平台对房产使用权的控制力对合约进行监管：平台的控制力越强，如平台自己持有住房越多，越要允许银行与租户间的合约更具有“分期消费合同”的性质；反之，更具有“抵押合同”的性质。这一方面有利于发挥银行对平台的风险管理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倒逼平台更聚焦住房使用权的开发与管理创新。
三是把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本质属性。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复合商品属性，但其本质属性也越来越回归“以人为本”。虽然医疗服务不再仅仅是诊疗服务，教育也不再仅仅是教学服务，但无论这些服务如何复合，其最核心最本质的属性始终没有发生改变。这也是当前改革强调“全民健康”“立德树人”的根本原因。把握这一点，就能更好地把握当前教育均衡改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趋势。以教育均衡改革为例，事实上，教师流动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不是建立在“教师依附于学校”，而是建立在“学校为教师赋能”的基础之上。这既是学校管理的专业化建设问题，也是教育自身的专业化发展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学校与教师的职能再细化的问题，表现为教育服务的多元化、延伸化发展。教师掌握更多的自主权，在学校扩大自身服务辐射能力；学校掌握不依托教师尤其是不受“特级教师”束缚的核心竞争力，由“平台”转变为服务供给者。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回归教育本质的问题，表现为教育服务回归“以学生为中心”。这也是当前服务领域由“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具体体现。这一转变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教育服务与依附于教育的服务，避免夹杂在教育服务中的其他服务“喧宾夺主”。没有这一转变，教育服务一方面将与其他可衡量的服务过度结合，产生“学区房”等复合产品，另一方面将强化教育中可衡量的部分，产生对英语和“奥数”等的过度依赖。当前取消“学区房”、弱化英语和“奥数”的作用，就是要推动这种转变，助推教育服务的复合属性更好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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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4 1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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