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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新（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
人口少子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少子老龄化主要是由死亡率下降带来的长寿化和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少子化导致的，而人口的长寿化和少子化都是人类社会技术进步和发展的结果。
人口转变与少子化
19世纪40年代，人类掀起了“物”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通过技术进步和发展推动了“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人口转变，即人口由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逐步向较高发展阶段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变的过程。产业革命显著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产业分化和职业分工，生产的企业化和机械化，雇佣机会的性别差异和职岗竞争的激化，子女养育的高成本和高学历化，价值观及个人选择的多样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深刻地促进了“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造成了人口的晚婚化、晚育化甚至不婚、不育化，直接后果就是出生人口越来越减少的少子化。中国人口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完成（王桂新，2002）。之后，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到2018年已分别降低到11‰和4‰以下，2020年又进一步下跌到8.52‰和1.45‰，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率首次跌破10‰，自然增长率首次跌破2‰。总和生育率亦明显下降，2020年仅为1.3，已下降到远低于更替水平（约2.08）。出生人口也相应减少，1992年已减少到2000万人以下，之后不少年份波动减少到不足1500万人，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该普查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
“一胎化”人口生育控制政策的实施与少子化
本来，人口转变是“人”的生产方式在“物”的生产方式革命的深刻影响下自然发生的“革命”过程，如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基本上都是生产力及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的自然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人口转变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而且之后生育水平仍持续快速降低，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严厉的“一胎化”人口生育控制政策有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快速增长，为了保持“人”的再生产和“物”的再生产之间相互协调，自1960年代就开始宣传并试图实施计划生育。特别自1970年代以来，以“一胎化”为中心的人口生育控制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严格实施，并一直持续30余年，后期虽略有放松，但直到2015年才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严格的“一胎化”人口生育控制政策，直接控制和减少了接近两代人的人口再生产规模，显著加速了人口转变与少子化进程。
健康转变、死亡率下降与长寿化
科学技术特别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人类健康向好的转变，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中国人口死亡率从1960年代初期的约10‰迅速下降到1970年代后期的7‰左右，之后略有下降但至今仍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上。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从2000年的32.2‰下降到2013年的9.5‰，到2020年进一步下降到5.4‰。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导致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1953年中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39.8岁，女性为40.8岁，到1973年男女均超过60岁，1990年男性人口延长到66.4岁、女性人口延长到70.47岁，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男性73.64岁，女性79.43岁，分别比老年人口定义年龄65岁高出8.6岁和14.43岁。很明显，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增大老年人口规模，提高中国的老龄化水平。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的过程。中国人口少子化与长寿化的综合作用，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人口老龄化始发相对较晚，但速度快且呈加速发展态势
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由于受生产力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人口老龄化始发相对较晚，老龄化率的上升大致始于1964年。但由于生产力及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生育控制政策的双重作用，使人口转变提前完成，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尚不足5千万人，老龄化率只有4.91%。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增长到8827万人，老龄化率提高到7%，显示中国从2000年即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率达到7%称为老龄化社会，达到14%称为老龄社会，达到21%称为超老龄社会）。之后持续发展，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亿，老龄化率提高到8.9%；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进一步增长1.91亿人，老龄化率也同步提高到13.52%，距离进入老龄社会仅差不到0.5个百分点（图1）。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1990—2010年这30年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尚明显慢于日本，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其发展速度甚至已超过日本（图2）。从人口老龄化率倍增年数看，根据联合国预测，从7%→15%和10%→20%所需的年数，新加坡作为一个只约有6百万人的人口小国，所需时间最短，分别为17年和11年；其次是人口略超5千万人的韩国，分别为18年和16年；中国作为人口规模达十几亿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分别为23年和18年，居世界第三位，仅慢于新加坡和韩国，而快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
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尽管在较长时间发展比较落后，老龄化水平不高，但老年人口仍具有较大的规模。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2504万人，接近日本2005年的老年人口规模（2567万）；1982年增长到约5000万，几乎是2005年日本老年人口规模的2倍；2005年继续增长到超过1亿，已达日本同年老年人口规模的4倍。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进一步增长到1.91亿，已是2020年日本总人口规模（1.26亿）的1.52倍，日本老年人口规模（3617万）的5.28倍。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初步估测，中国总人口可能在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并开始转向减少，2021年老龄化率将达到14%，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和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分别达到3.46亿和4.49亿，老龄化率达到20.5%和37.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根据预测，到2035年和2050年，日本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3782万和3841万人，老龄化率达到32.8%和37.7%（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可以得知，到2050年中日两国老龄化率虽然都达到37%左右，但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却几乎是日本老年人口规模的12倍（11.69倍）。
人口老龄化超前快速发展，“未富先老”态势明显
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及老龄化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状态下发展的，所以人口老龄化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般是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如大部分发达国家基本上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左右时才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这种经济发展先达到较高水平后，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现象，被称为“先富后老”。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由于人口生育控制政策的强力实施，人为地加快了人口转变进程与老龄化速度，导致还未富裕便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与中国同处东亚儒教文化圈，两者的年龄结构变动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高度相似性（王桂新，2003）。
如表1所示，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1970年，人均GDP已接近2000美元（1957美元），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958.58美元），仅及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的一半。2010年中国老龄化水平约为9%时人均GDP为4523.95美元，而日本老龄化水平为9%左右时人均GDP已达到9308.86美元。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状况还在持续，缺乏足够经济条件，应对老龄化问题就更加困难。
人口减少、超老龄化的未来挑战
少子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人口减少与超老龄化。日本从2008年起总人口开始出现持续减少，2005年进入超老龄社会（老龄化率20.2%），2020年老龄化率达到28.7%。中国2025年前将可能开始出现人口减少，2035年也将进入超老龄社会。到2050年，中日两国老龄化率都将达到37%左右的高水平。日本作为一个老龄化先行国家，人口减少与超老龄化已产生诸多问题。根据中国人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国情，中国未来的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也将不可避免产生以下几方面挑战。
制约经济发展，减小经济规模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活动主要是由其承担者——劳动力人口决定的。人口减少、超老龄化将使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减少。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2035年和2050年将依次减少到8.6亿和6.74亿人，分别比2020年减少1.06亿和2.92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依次下降到64.1%和56%，分别比2020年下降4.4个和12.5个百分点，显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陷入严重的人口负债状态。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抵劳动力减少的影响，那么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必将制约经济发展，减小经济规模。
人口的快速减少和超老龄化将影响消费能力，缩小国内消费市场，就会弱化投资意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目前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谋求主要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但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将不利于通过人的流动、集聚和交流产生科技创新，因而将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减小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和贡献。而且，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可能要延长劳动时间，这样就难以保持工作、生活的平衡，不利于提高生育水平，并可能形成与少子化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
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还会使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形成负的乘数效应，一旦经济规模开始缩小，就可能陷入招致其进一步缩小的所谓“缩小螺旋”。“缩小螺旋”强烈作用时，就会造成国民负担的增大超过经济增长，从而降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所以，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将带来人口负债和缩小螺旋，构成经济增长的刹车键，制约经济持续增长。
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的持续性
经济是支撑社会保障及政府财政的物质基础。人口减少与超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缩小经济规模，结果就是弱化甚至减少支撑社会保障及政府财政的物质基础。2020年，中国人口红利尚存，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支出才仅占总财政预算的2.21%，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到2035年和2050年，已失去人口红利，经济规模缩小，老年抚养负担加重，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体系将难以持续。
人口减少与超老龄化的发展，不仅造成家庭和企业纯储蓄减少，也将使财政赤字扩大和经常收支黑字结构性缩小，这样就不得不依赖海外国债消化。其结果，将增加支付利息负担，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如果不切实推进财政健全性建设，就会增大发生财政危机的风险。
从生产与消费、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看，2020年中国抚养1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可有劳动年龄人口5人左右，但随着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增加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50年抚养1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迅速减少到1.5人。即2020年5位劳动年龄人口承担的对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到2050年将减少到1.5人承担，仅对老年人口的抚养负担就将增加到现在的3.36倍。如果考虑劳动年龄人口一部分在校学习和入伍从军，一部分负责抚养0—14岁少儿人口，2050年将可能出现1位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位老年人口的“背驮社会”。可以设想，这种“背驮社会”一旦到来，将会极大地冲击以医疗、介护费为主的社会保障支付，使支付与负担之间的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深。
家庭、介护陷入困境和社会活力弱化
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家庭规模减小，养老功能弱化，独居老人大量增多，老人介护负担显著增大。人口减少和超老龄化，还将造成社区规模缩小，社区人口老龄化。社区行政也会出现人手不足，从而造成社区行政困难，扶助养老困难，家庭与社区相结合的养老方式、老人介护服务等都将陷入困境。到2050年，设想在“背驮社会”情境下，一位劳动年龄人口背负一位老年人口，一只手要从事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抚养老年人口；另一只手要从事介护活动，帮助介护老年人口的日常生活。这样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环境，不仅难以保证人的再生产，维持社会活力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也将十分困难。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几点思考
中国的老龄化还在快速发展，预计2050年将达到4.5亿老年人口规模，必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正在考验中国人民的智慧，对此简单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要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及其影响。如前文所说，人口老龄化是“物”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与“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共同作用下发生的人口现象，没有“物”的生产方式的革命与“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不会有人口老龄化。但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异常天气、新冠病毒等来自自然界的灾害性因素，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作用下所衍生出来的人类自身演化的结果。所以，要有两点认识：第一，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不可怕也不应该怕；第二，人口老龄化即使作为人类自身演化的结果，但却可能是中国21世纪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和挑战，所以一定要认真应对。
其次，“适应战略”和“延缓战略”并举。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一种人口现象，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要遵循人口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实行“适应战略”和“延缓战略”，并坚持二者并举。“延缓战略”，即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使人口老龄化慢下来。人口老龄化既然不可避免，就要学会适应它，实施“适应战略”。要采取综合措施，加快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创造条件，使人口转变、人口老龄化与生产力及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
再次，坚持“物”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和“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都要抓。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是第一位的。所以首先要发挥人的能动性，按照客观规律对“人”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进行适当的调节。如为了提高生育水平，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应再来一次“革命”，即把生育权完全还给人民，彻底消除对人们生育行为的一切管控。否则，即使政府提倡生育两孩、三孩，但往昔对人们生育行为的管控阴影仍然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中，并继续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要宣传生育行为的外部性，使人们认识到生育不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生育可以改善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是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所以，个人生育光荣，全社会都应关爱生育者，为生育者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也要抓好“物”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鼓励科技创新，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经济发展，为应对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挑战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发展先进技术，开发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缓解劳动力不足矛盾；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减小环境污染对人的生育能力的影响，提高对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水平，确保人们都能具备正常的生育能力。
最后，建立两“全”型国家老龄化应对大系统体系。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是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要面对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对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其问题和挑战将变得更加严峻，应建立两“全”型国家老龄化大系统来应对。第一，“全”国家——人口老龄化包括人的生命周期内的所有行为，涉及个人、家庭、社区、学校、企业、政府及民间非盈利机构团体等各个方面，所以应对老龄化要作为国家行动，动用整个国家力量，涉及的各个方面都要积极参与，互相配合，都要有自己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和计划。第二，“全”人口——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贯穿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微观）和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宏观），在人的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应对老龄化必须要面对人的生命的全周期和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全过程，关注和抓好每一个阶段的应对。特别要保证男女平等地位、破除年龄歧视，推进女性、老年进出职场、灵活就业制度化。
（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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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16 09: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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