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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需要加强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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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2 08:42: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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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11月4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时表示,当前,数字化转型是重塑要素资源、企业主体、产业体系、商业模式、国际贸易和市场规则的全面变革,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全球发展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我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巨大潜力,当前应顺应技术革命的发展规律,高度关注数字化转型中的制度供给。
  马骏指出,数字化转型提高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也提升了公众的福利。数字化转型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未来20年将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领域,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主要方向,在我国具有巨大的潜力。
  马骏列举了集成电路、电子商务等案例,说明数字化转型的社会价值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多数都由消费者分享。同时,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也存在低估现象。马骏介绍,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衡量数字经济:一个新的视角》,“免费”经济是当前统计难点。互联网上有无穷尽的信息以及免费信息服务,多数都没有纳入到GDP统计中,工业时代的统计方法很难全面反映数字时代的经济活动。
  行业监管是当前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突出矛盾。从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等实践案例的发展来看,数字化转型对传统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交通、医疗、金融、传媒、教育、食药等强监管行业都面临着重构监管制度的挑战。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传统监管的依据,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监管要求,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包容新业态、监管新业态。
  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看,产品智能化、生产智能化是两个重要特征。“智能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智力劳动被替代,智能化的基础是数据和算法。”马骏表示,智能化时代,算法和数据成为新的监管对象。而数据监管的难点在于量超大、识别难;算法监管的难点在于深度学习、快速迭代;监管机构利用传统的制度和方法无法完成监管,而且监管机构面临跨区域、跨行业的问题。
  其中,产品智能化是重要趋势,一些新的问题开始显现。以智能汽车为例,传统的监管制度建立在对司机、汽车、道路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制度上,对于没有司机的智能汽车,监管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的责任需要重新调整。对于汽车的质量安全的标准也要调整,过去产品重视可控性,司机承担了主要安全责任,现在没有司机,公众对自动驾驶的事故率到底有多大的容忍度?另外,道路的标准也应适应自动驾驶的需要进行调整。而生产智能化一方面提高了质量和效率,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存在算法的歧视性,在内容的合规性、数据的安全与个人隐私等方面都对传统监管提出了挑战。
  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产业变革,数字平台在产业链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网上产业集群发展。数字平台促进了分工,降低了经营的门槛和企业规模,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同时,平台的责任成为新的问题。有的监管部门倾向于将平台定位为服务提供者,并对线上提出比线下更高的要求。而平台企业则认为无力也不可能承担无限责任。事实上,平台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因为平台在防止违规方面具有较强能力,而且与平台长期利益一致。当然,平台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具体责任还有待实践探索。
  数字化转型也对反垄断制度、劳动就业制度、跨境贸易规则等提出了挑战。在反垄断方面,根据产业发展规律,应放松市场集中的限制,同时加强滥用市场力量的监管;在劳动就业方面,传统法规不适应灵活就业的新形态;在跨境贸易方面,智能化的企业经营活动将以数据流动为基础,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新的政策难点。
  因此,马骏认为,经济社会要全面完成数字化转型,需要从产品、企业、产业、竞争、就业、贸易等各个方面重构制度,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监管机构也面临重构,需从属地化监管向适度国家层级集中;从分行业监管适当向综合监管集中。此外,应该通过政企合作,借助企业的创新活力提升监管能力。
  马骏总结称,中国应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历史机遇,以更快的制度创新,发挥我国在经济规模和丰富场景方面的潜力,在未来20年的数字化转型高潮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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