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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靖 “基层苦基层累，基层身心很疲惫”。基层之所以为基层，因为他们是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接触界面，也是科层体制的最低层级，基层负担问题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和公共媒体的关注。中央也多次发文，要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可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现象仍以各种形式变种。其中各种政务APP、数据平台、数字系统等，虽打着“科学”、“现代”的旗号，但难掩其形式主义之内核。而且，这种形式主义之害还有向群众日常生活延伸的苗头。近期笔者在中部地区几个县调研的时候，乡村干部反映比较强烈的，就是这种数字负担和形式主义。 一、村干部说“我的手机快要炸了” 应该说，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基层“文山会海”的压力稍减，但文字、数据与会议的形式在朝向数字化形式变种，上面向基层要数据、要信息、要报表的强度并没有减少。有乡镇干部讲，以前动不动就开布置会、调度会、总结会，现在会少了，部门也不下来人了，但工作全在手机里了。原来需要完成的部门工作，现在都隐藏在政务APP、小程序之中，都藏在数据报表之中。 你干部不是说手机不先进吗？一些部门就专门为干部配备了工作专用手机，有部门还“贴心”地定制了流量包。可是，各个部门都觉得自己的工作重要，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系统，而且都将要求压到基层，各个条线任务到了基层，就导致乡村干部都成了身兼多职的“多面手”，不得不对应上级多个部门。 比如，某地文化部门为了实现“农家书屋”的效率，专门设计了管理系统，要求村级管理员每天登陆两次，记录开关门时间，而且要保证连续开够4小时，还要上传借阅记录。为了避免管理员“造假”，这个系统只能专人专机登录。为了达标，村干部就只能每天跑两趟来专门电脑上登录，上传上级要求的数据。这还只是他身兼多职的其中之一而已。 比如，笔者在东部地区某镇调研时，一个村干部就有四部手机，其中有一部主管综治的手机，每天为村干部设计网格化巡视路线，要求干部在特定点必须拍照上传，以示到达了现场。为防止干部“偷懒”，系统每天自动重新规划路线，以避免旧照上传。 笔者曾在西南某地调研，当地的网格化系统中要求村干部每天上传网格信息不少于10条，每周自行处理办件不得少于10件。这就逼得干部每天到村里去找问题，一发现地上垃圾没捡、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干部们如获至宝，赶紧拍照上传，以示工作了、留痕了。垃圾桶倒了算上报一条，给扶起来，算处理办件一条。如此种种，令人啼笑。 上级对数字系统和技术系统的过度信任，导致基层各种政务软件、治理平台越来越多。而那么多部门都强调自己部门工作重要，都要求自己条线的工作精准科学，这就导致乡村干部这“下边一根针”不得不技术过载。 比如临近暑假，防溺水工作成为了村干部这两个月的核心任务。地方政府研发了监督系统，村干部每天要在重点防范区域自拍上传，系统里用GPS定位、拍照时间来证明村干部巡逻了、看守了。某地为防溺水，在河流、塘坝等重点区域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旦有人进入区域，村干部手机中立即就发送图像，上级监督部门也会很快电话追问过来。村干部讲，现在摄像头很高清，半夜有人从塘边过自己的手机就响，“觉都睡不好”。 有了系统，有了数字，上级也就更好发号施令了。无论是国土图斑整治还是秸秆禁烧，只要上边一张图下来，基层就要马上去查实和整改，还要拍照上传以示做了工作。为了完成各条线任务，乡村干部被加入了不少工作群，每个群里都是任务，每个群里都要求照片、表格和数字。村干部说，“我们的手机马上要炸掉了”。 整治形式主义，并不是改改形式主义的形式就好，而是要改变形式主义的实质。把原来的会改成任务群、学习群，把原来的纸质材料改成电子数据，把政务变成数字活动，不一定便利上级工作，也不能够真正减轻基层的负担。基层干部讲，以前做完工作就是做完了，现在做完了工作还有一大堆数字等着填补。
二、数字形式主义最好离百姓生活远一点 数字形式主义不光在体制内大行其道，还有一种趋势是，开始侵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果形式主义只是发生在体制，无非就是增加政府运行成本而已。现在问题是，很多部门要求人民群众也装载APP，使用小程序，还把群众装APP的比例作为考核指标，不光要装上，还要有活跃度，否则就要考核基层干部。形式主义在入侵普通百姓生活。 笔者调研时正赶上当地新推的政务创新，要求村民装载某治理软件，上级部门要推广小微权力监督，要求村民达到80%以上的安装比率，还要每天登陆，阅读学习以达到活跃度。对于中西部的空心化村庄，哪有可能达到这么高的装载率？无非又逼着乡村干部造假数据。 要求群众装载政务软件，声称是为了服务群众，实际上扰得群众不胜其烦。而一些不必要的软件，也被要求达到覆盖率和活跃度。很多与老百姓关系并不大的软件，如科普中国、×事通、E治理，村民们即使没安装，也应该有线下的办事途径，可是上级要求安装率、关注率必须达标，村干部被要求去“做工作”。 村民也说“我的手机凭什么让你装软件”，一来二去，村民也有了情绪。村干部感叹，现在搞得自己人见人烦，因为一入户就是找老百姓抢手机，不知道干这些事的价值在哪！现在很多村民现在防诈骗意识很强，根本不让你动自己的手机。村干部的那点威信和群众信任也在“抢手机”游戏中被消磨殆尽。 在很多中西部地区的乡村里，目前在村大部分都是老人小孩。很多老年人使用的不一定是智能手机，即便是智能手机也大多是使用久、内存小、流量少的低端机。我们各类上级部门只要一道文、一句话，就要让老人机里下载APP，装上小程序、关注公众号，还要每天登陆一下以示使用，这样就可以向别人显示，你看我的APP多活跃，我的治理多有效。可是考核棒下的乡村干部可就要跑断腿了。2021年笔者在长江边的村庄调研，村干部正为了装载某APP的达标率发愁，笔者不得不在村干部的声泪俱下中现场装载APP，替他完成一了个指标。
三、还乡村干部以空间，减轻基层的数字负担 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并不等同于数字化，数字政务不等于科学化，各类“指尖”行政的方式也并不必然带来良好的治理效果。作为党的工作法宝的群众路线，就从来不是通过技术手段，而是依靠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 村干部讲“现在也不讲经济建设，也不讲带头致富”，现在就是“整天玩电脑、玩手机”。数字技术拉近不了党群关系，数据报表再科学，也解决不了群众的急难愁盼。困在数字里，不如走进群众里。（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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