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入会，结交专家名流，享受贵宾待遇，让事业生活双赢。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沈江平，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总体性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演进历程的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总体或总体性是指事物内部各构件或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性。“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理论的热情投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作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阐释领域广、成果多，从不同层面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但也存在着分门别类的单视角研究较多而整体性、总体性阐发不足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和总体性的理解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纵深推进。客观地讲，发端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且处于两个大局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单一的视角切入无法总体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面相。经济、政治、观念、制度、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内容蕴含在现代化的总体性视域中，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也是一个蕴含人类“现代化一般”和中国语境中“中国特色”的总体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事关我国发展道路和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阐释，既是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内涵和根本要求的重要前提，也是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本质区别的关键所在。一、人的发展的总体性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诉求。人的问题历来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直到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个人并置于实践中进而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人类才真正科学地从总体性视域考察人的发展。在西方现代化弊病丛生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偏差现象并存的今天，人的发展的总体性问题更是亟待探索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扬弃自身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发展的智慧，积极践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性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探索符合本民族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一条社会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辩证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于此，我们找到了一条不断推动实现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的现代化路径，并为其他后发国家树立了全新范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内含人的发展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人民面对世界大势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所处境遇做出的主体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内含“人民”这一发展主体的期盼与要求，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始终密切关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使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生产力水平得以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大有改善。但同时也要看到，理论上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狭隘为“唯GDP（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实践中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污染、人的发展“物化”的现象。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一切乱象来源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经济中心负面论显然没有正确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蕴含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的辩证法意蕴。说到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只考虑经济现代化而忽视政治、观念、制度和人的现代化，也不是只追求经济增长而不寻求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差异性认知一直就有，但我们必须坚持“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孕育于特定语境中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契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以人民为中心”和追求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的生动体现。从经济建设“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以人为本”到“以人民发展为中心”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显然都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关联考察，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具言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锻造人的总体发展的物质基石，而人的发展的总体性不断激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生动力。简言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契合人的发展理念及其总体性指归。两者汇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同向而行。继续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毋庸置疑。从学理上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吻合马克思有关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等相关思想，其中也内在地蕴含着对人的发展的关切。从实践上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小康，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前进且为人们更广泛的需求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看到，诸种争论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视角上意识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总把眼光置于GDP的增长上、偏重于生产和交换、重视人的物质需求等。但必须强调的是，不能以偏概全，根据某些现象、某些问题就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判断。不能将一些所谓的不公现象、消极影响归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科学、辩证地审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方现代化不断消解人的发展的总体性。人的发展的总体性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日益被消解的过程。站在世界历史场域中不难发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的发现”以及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人类的世界性交往，塑造着人的现代精神，具有不可抹杀的成就。正如马克思所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对于人的发展而言，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以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精神因素为形成依托的资本文明的胜利为人的发展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紧随而来的是理性主义的僭妄引发人的再度审思。西方现代化在自我认识方面实现了人的独立，于此确立起理性思维的强大地位，并带来技术的迅速发展。而与技术理性主义和发达西方工业文明如影随形的是人的严重异化、人的发展的总体性危机。资本逻辑宰制的西方现代化容易引发贫富两极分化、物欲主义横流，物支配人而非人支配物，其突出表现就是人的普遍异化，陷入“人的失落”中。资本虽然把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能力从封建生产关系中释放出来，但又将人的发展束缚在片面的发展轨道上，抽象劳动和三大拜物教导致人走向异化。质言之，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导致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过度索取和人的精神状况的普遍异化。“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换言之，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是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严重对立，以及肉体享受的丰裕与精神需求的单一和虚无。弗洛姆曾深刻指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类死了。在十九世纪，不人道意味着残酷；在二十世纪，不人道意味着精神分裂的自我异化。”单向度的人遍存于西方社会中，正是这种不协调贯穿于西方现代化中，日益消解人的发展的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实现人的发展的总体性为目标。致力于人的发展的总体性是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理想和追求。从老子的“自然无为”、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富而后教”，以及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重义轻利”“仁爱为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追求自身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崇高目标，有着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和理论特性。这些思想智慧植根于国人的精神血液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状态。我们要辩证吸收其精华，不断朝着人的总体发展目标前进。同时，中国共产党全面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将其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先后提出“五爱”标准、“三好”要求以及“又红又专”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培养“四有”新人的观点，江泽民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胡锦涛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到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命题，标志着中国在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人的发展的总体性问题。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的总体性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总体发展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深刻揭示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以及人与物质世界、人与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总体发展。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依循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融入致力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道路。人的发展的总体追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旨趣，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的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息息相关，始终践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习近平还进一步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由此不难得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与精神的共同进步，致力于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协调统一中追求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物质贫乏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精神贫穷也不是中国式现代化。当然，除此之外，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离不开世界的和平安宁，离不开经济的充分发展。总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人的发展的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二、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 全体人富裕或共同富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望，因为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崇高追求。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为之憧憬和论证，无数政治家为之实施和探索，汇聚成了源远流长的全体人富裕或共同富裕思想洪流。与西方现代化只能推动少数人富裕而无法达成全体人富裕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将共同富裕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致力于解决贫困、实现小康、破解不平，追求全体人富裕。尤其是新时代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和创新，中国在不断推进现代化中极大地丰富了共同富裕内涵，开辟出共同富裕道路，全面凸显了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意蕴。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蕴含深厚，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憧憬，“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财富均平思想，“保息六政”“薄赋敛省徭役”的国家贫富治理理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修养，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等，都是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思想智慧和国家治理经验的汇聚，它们为当代共同富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念传承。唯有吸收借鉴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厚的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理念，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真正推动和落实共同富裕进而展现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意蕴。具体说来，在先秦时期，富民思想在百家争鸣中早已出现。比如，“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以富民为本”的富民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平均主义思想，一直到《天朝田亩制度》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提出，其核心理念依然是百姓对全体人富裕的向往。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大同社会“全体人富裕”只是人们对未来的期许和憧憬，受当时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严重固化、贫富分化严重的制约，根本不具备实现“全体人富裕”的元素。但蕴含其中的宝贵思想资源，“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精神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同富裕进而追求全体人富裕的深厚历史给养。也正是传统文化中厚重的“富民”“均平”“大同”传统和特殊的文化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根植中国大地并开花结果提供了深厚的政治文化积淀。西方现代化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发端于18世纪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从欧洲中世纪的枷锁中解放了人的思想和精神，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巨大变革，发挥了“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资本文明作用。与之对应地，其“不文明”的一面后来者居上，不断蚕食着前者。痴迷于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引发对内两大阶级对立、对外侵略掠夺，不断制造新的贫困和苦难。对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其他社会主义者先后提出了废除私有制的乌托邦、财产公有的太阳城、劳动至上的实业制度、成果共享的和谐世界、共产主义小实验、共有共享的社会改革等风格各异的建构全体人富裕的方案。这些天才般的设想都没能真正改变资本主义贫富严重和阶级对立问题，但却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这个资本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随着资本越来越以一种社会权力的面目存在和出现，结果是占社会人口极少数的资本家集团占有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占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力出卖者却被赋予极小比例的社会财富。在资本逻辑的纯粹状态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绝不可能实现劳动者同资本主义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其间，“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一句话，在西方现代化中，资本逻辑致使财富分化、阶级对立。在纯粹原始的资本逻辑支配下，劳动者永远只能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机器，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少数人的富裕代替全体人的富裕是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识。不但如此，作为西方现代化模式跟风者和模仿者的诸多后发国家，贫富差距与社会动荡问题同样严重。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整理分析的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演进的翔实数据，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财富不平等、分化现象愈演愈烈。显然，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仅无法带来全体人的富裕，而且会带来全面的异化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这表明，西方现代化绝非共同富裕的理想之途，并不具有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全体人富裕。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在深受启蒙理性精神及其价值理念影响的西方现代化，本质上以资本为轴心，无法自主生成克服其现代化弊端的内在机制。回溯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坚持共同富裕的理念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实现全体人富裕始终是党和国家的不懈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向世人宣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全体人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消除贫困，夯实民生，实现全体人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其“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不平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国情和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贯的结晶，依托生产资料集体占有的方式扬弃西方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以人民至上的理念粉碎西方的发展幻象，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路。在探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江泽民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强调“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中锻造出了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内在基因。追求全体人富裕早已浸润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并内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愿景目标。在此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秉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的共同富裕思想，秉持人本逻辑，对资本采取驾驭和利用态度，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协调，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建设现代化，服务于满足人民的需要而非资本增值。“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破解“阶级固化”“两极分化”等西方现代化发展难题，最终实现全体人富裕的总体性的现代化。这与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实现少数人富裕的西方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三、全球发展的总体性 从类本质而言，人类是一个内涵丰富、极具多样性的总体性存在。世界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气候变化、贫困、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全球性挑战不是仅凭一个国家就能够解决的。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合作基因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情怀，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合作、共同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在继承中超越创新，在开拓创新中突破已有模式，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血腥、侵略和掠夺的道路，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又主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中国与世界的协调发展和总体发展，坚持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发展原则，形成共同发展的最大同心圆，寻求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中华文化孕育和平合作发展的价值旨趣。“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追求“和平”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态度，有着悠久历史。儒家文化倡导的“尚和”理念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看待世界、处理国家关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等和平思想，中国人自古有之。这种“尚和”的“和平性”观念，既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上，也运行于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和平是开展合作发展的前提，共同发展是实现和平的路径。可以说，和平性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精神特质和文化特征，是中华民族处理同外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也运行于对内发展和对外发展的关系调节中。这个特质展现了一种审视自我与他者、本国与他国之间关系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之所以在世界文化史中有地位、有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华文明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国一贯主张与周边国家和平发展，倡导通过礼治、德治方式处理国家争端。正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四海之内皆兄弟”表达出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应平等相处、守望相助、共同生存发展的理想和愿望。“化干戈为玉帛”“国虽大，好战必亡”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和合共生。“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更是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先人不畏艰险开辟出来的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产物。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推行大国和平外交，与沿途国家共谋发展、共享发展，更是维持了沿途贸易发展及和平共存的大好局面。如此看来，从和平到和平发展的精神基因已积淀于国人的传承中，小到个人的修养，大到国家的发展路径，都充分彰显着中华民族对和平理念以及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守。这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传承于中华文化的“和平性”“包容性”特质，是其蕴含的和平发展意蕴的文化基因的外化。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部现代化。作为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西方中心主义由来已久。其根源在于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唯我论的精神内核，而现代化道路的先发性又巩固和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同时，现代意义的“发展”思想同样发端于西方，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在西方学者看来，发展表征社会进步，主要由经济增长来实现，社会不平等是进步的代价。发展逐渐演变成一种主义，即发展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合流中，浸透在资本逻辑主宰中的西方现代化，将“观念的世界秩序”转化为发展的世界秩序，内在地蕴含着不平等，由此确立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全球性社会结构”不平衡、不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不平等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少数国家的“发展”，他用“资本积累”替代“发展”一词来指称经济增长。拉丁美洲一些学者则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来说明西方现代化导致所谓先进的中心国与落后的外围国和半外围国的世界发展境况。西方现代化以资本生产为根本动力，以生产扩张、贸易掠夺、战争殖民等多路径构建出了“中心—边缘”型全球发展模式，顺应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心理势差与资本逻辑实质，也造就了全球发展的巨大鸿沟。马克思早就指出，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现象。这种发展只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不是由不同国家共享的发展；只是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的控制和掠夺。综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其现代化就是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剥削、压迫和殖民的过程。从17世纪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两次工业革命建构起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到之后许多后发国家全面依附西方国家或简单复制西方现代化模式，整个过程都充满着发展的不平等。这种发展体制的不平等极大提高了后发国家发展的难度，更别说共享发展。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部现代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代名词，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本质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西方国家靠攫取和牺牲他国利益实现自身发展，利用科技、资本优势垄断世界资源，占据全球产业链顶端，影响和控制其他国家的发展。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从工业化到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对非西方国家的剥削和对外侵略扩张。直至如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发展仍是不均衡的，甚至在诸多领域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哈里森对此总结指出：“对非西方国家的剥削，就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过关键性的作用。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剥削，西方是否能实现工业化都是值得怀疑的。”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真正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数量较少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是共享发展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及其恶劣影响使得后发国家开始反思并质疑由西方发达国家编织的全球发展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给后发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能。人类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遵循霸权逻辑的西方现代化臆想人类现代化的最终走向是构建以西方为中心的同质化世界，严重妨碍了其他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影响了人类现代化事业的交流互鉴和多样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承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思想基因，遵循中华文明“尚和合、谋大同”的发展逻辑，主张不同国家之间应互相尊重、兼容并包、和谐共生，尊重各个民族追求自身发展的权利和选择，实现人类现代化的多样取舍，摒弃西方现代化所隐含的等级发展观和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的霸权主义逻辑，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资本主义那种对外掠夺、以强欺弱、剥削压榨别国的发展路径，既追求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战略，以自身发展影响并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具体说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跨越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的发展模式。这就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缓和渐进式的现代化道路，也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包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相互成就，造就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既传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关怀人类整体命运的情怀和价值观，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发展作贡献。这是对那种对外掠夺、以强凌弱、殖民剥削的发展方式的彻底否定。“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中的一元中心和二元对立的发展观，秉持多元一体和命运与共的合作发展要义，推动和革新人类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中国自身的快速发展、人民的幸福美满和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的总体性发展，履行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理念，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四、文明建构的总体性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面貌的总体呈现。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范畴，其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内涵丰富、结构复杂。文明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度量社会发展阶段的尺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文明”是“最后的对抗性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必将对其全面超越，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演变规律的表现。西方现代化所塑造出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日趋走向没落，西强东弱和东升西降并存的趋势已成事实，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及其西方文明难以为继。当今时代人类正处在超越工业文明、创造新型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深受中华文明滋养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开启了一条立足本国实际、扬弃资本文明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总体性文明新形态。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存在发展的本质属性。文明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成果的积淀，人类的发展进步往往呈现为人类文明的演进。正如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维护着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一样，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确保了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和持续性。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人类文明分别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包含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形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人类文明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的总体呈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变化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人类社会依循马克思所说的五种文明形态不断递进、上升发展的一般规律前进，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和交换的内容与基础相异，语言文化不同，发展进路和呈现方式也不尽相同，由此出现文明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制于本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国际因素，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明进化程度各不相同。文明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文明冲突，更不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托词，文明差异恰恰是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人类文明因差异而呈现多样。“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不同文明形态及其存在空间的不断碰撞、沟通、交流乃至重叠，造就了当前相互交融、彼此互补的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多样性在于每个文明的独特性。承载文明丰富内涵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民族或国家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身的场域空间，都浓缩着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智慧积淀和发展诉求，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旨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孕育出了交往和交流的人类需求。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平等对话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有价值观，也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没有普遍交往的发展，就没有现代文明的孵化和诞生。“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世界各地、各民族和各国家的普遍交往，实际上是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的客观呈现。世界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文明和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以开放交流的态度相互包容、平等相处、交流对话，才能共同发展、和谐共生，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西方文明是一种兼具普世性与排他性的文明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维，西方文明及其文化具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但作为划分“文明标准”的价值观基石，其又存有令人诟病的顽疾。作为最接近天然认同的社会政治思潮的宗教，成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基础构件。宗教中的排他性和“有教无类”的普世主义倾向以及源自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此，西方文明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习惯性地将世界划分为“我类”文明和“异类”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在世界确立领先地位后，他们自身文明“优越感”的普世性和对异质文明的排他性也随之而来。这种普世性和排他性西方文明观隐含一种扩张性和殖民性的世界秩序观，进而形成“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逻辑和实践逻辑，将整个世界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极。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大行其道，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明进行优劣之分。西方文明观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有其相对进步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却逐渐消解该进步性，最终由资本逻辑所操控。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现代化进程与西方文明开始捆绑在一起，资本逻辑成为主宰西方社会一切活动的支配性力量。在西方文明内部，资本逻辑不断强化剥削和两极分化在西方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断塑造有利于资本运动的文明运行机制；于外而言，西方文明体系推行“西方优越于东方”的文明优越论，践行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文化等级观，以此来掩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暴力掠夺、经济殖民、文化侵入等近现代殖民活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拓展，“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受此逻辑支配的西方现代化无疑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优越悖论，也进一步强化了不同文明间的对抗和不平等。综观西方文明史，面对异质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丛林法则充斥其整个发展进程。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就曾这样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事实上，基于不同价值理念和实践而形成的文明很难去诠释另一种文明。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是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价值取向，人为地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对立、不平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工业社会的道德沦丧，银行家和财团的贪婪引发的金融危机，“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都证明西方文明正在走向“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随着人类现代化成为一种全球性发展选择，东西失衡逐渐被东西方平衡发展态势所取代，这为不同文明的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提供了现实可能。当代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不是西方所鼓吹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体性文明图景。现代化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性事件，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其间，拥有更为强大生产方式的文明载体往往会对落后地区形成侵入式影响，传统文明底蕴较为深厚的后发式现代化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在观念意识和文明认知上对外来强势文明有所反弹。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似乎也在所难免。但我们更应看到，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多样辩证发展的过程，应在更包容的层面上形成不同的解决方式。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必然匹配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创造文明新类型的生机与动力。究其根源，在于与西方现代化相适应的西方文明矗立在资本逻辑大厦上，对其他文明采取“他者”的视野进行优劣之分，造成了无法克服的文明冲突，随着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西方文明弊端的不断凸显，建构合作互利共赢的新文明必将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新的文明形态取代旧的文明形态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看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出的以民族性、世界性、区域性、人类性为一体的总体性，必然充斥在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并以总体性的面相展现在世人面前。奠基于新时代而创造的“两大奇迹”，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形态变革，建构出了人类文明普遍性与中华文明特殊性相统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内涵和根本特征的文明新形态，它践履“五大文明”的总体协调发展，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合作共赢、文明交流互鉴。浸润于中华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多元一体”的包容性和“和衷共济”的和平性深深地镌刻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构成元素中，由此形成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提出了以文明共存应对文明冲突与差异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胸怀天下，着眼于整个人类而非单一国家或民族。与之相应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了中华文明“兼济天下”的情怀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破解西方文明“零和博弈”“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和“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了新的动力”。总之，新时代我们应立足总体性的哲学视野，贯彻总体性的理论思维，践行总体性的系统谋划，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实践中“开花结果”提供更为深厚的物质基础、更为有力的精神滋养，不断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空间。结 语 秉持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研究方法和理论特质的总体性原则，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总体性阐释，既是理论在实践中的自觉展开，也是对伟大实践进行总结之使然。人类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日之功。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作为现代化在中国的叙事话语及其实践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理论内涵丰富、运行主体多元、意义效应多重、实现路径多样的总体性范畴。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的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推进和良序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智慧牵引，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对世界来说，站在中国与世界、中华民族与人类同频共振、命运与共的总体性互动中，中国式现代化破解西方现代化的普世性、唯一性，为后发国家开创一条自身发展与他国发展共建共享的总体性现代化之路。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仍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创新。而且，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成，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对于整个人类也是一个伟大创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阐发和展开，是一项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持续课题。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4期“政治与党建”栏目“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 
高瑞东等：2025年资产
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
刘俊杰等：构建适应农
11月全球谷物市场与贸
管涛等：：人民币汇率
钟正生：向完成预算目
李迅雷：明年财政赤字
张红宇：构建具有中国
旺季不旺 当前生猪市
从当前国内玉米市场地
管涛：特朗普回归对中
发表于 2024-5-8 09:21:55
提升卡
置顶卡
如何构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机制体系？把握好
财政部：提前下达566亿元！
王亚华：以有效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好生态亦有“好价钱” 社会资本首次参与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