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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生 尚凯莉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脱贫攻坚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复杂，剩下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巩固脱贫成果的任务非常繁重，局部地方、有的方面还有薄弱环节和工作不足。反贫困已行进至一个更为艰难的领域，脱贫攻坚战的重心将从绝对贫困逐步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而言，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寻求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也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持续擘画政策减贫的发展机制。一是坚持开发式扶贫政策的连续性。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善贫困地区经济状况，改革农村生产经营以及商品流通体制，拓宽贫困群体持续增收；完善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和灌溉设施，发展文教卫生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为随之开展的相对贫困治理事业提供条件。二是保持救济性扶贫政策的稳定性。开发公益性扶贫岗位和发展型保障项目，以“服务购买”的形式赋予农户以小型工程就业岗位，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并给予贫困农民必要的收入。三是坚持保障性扶贫政策的整体性。加强保障式扶贫的统筹安排和政策设计，创新多样化的政策保险保障扶贫，防范贫困群体的人身、财产风险，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四是坚持能力发展性扶贫政策的灵活性。着眼于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所需的长效机制建设，根据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及其能力，针对性地采取给予资金、技术、资源、机会等支持措施，促使其经济和权利的多维发展。
夯实多元化的产业益贫机制。产业是带动贫困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通过发展产业使得贫困群体收入增加幅度或速度高于其他群体，那么缓解相对贫困才是可期的。一是发展乡村特色农业。充分依托本地区特定的气候、资源等客观实际，按照优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要求，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走特色化益贫道路；基于品牌的打造不断推进“原产地”特色的益贫产业。二是加强做实农产品加工业的资源对接。将农业产业链梯次提升至二、三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加快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建设，形成以市场带动农村产业益贫模式；打破农村个体农户分散经营的现状，培育以特色农产品经营的社会企业、股份制合作社、经济能人等，因地制宜地对“企业、基地、协会、以及农户”等核心要素进行系统配置和组织化益贫的模式。三是发展符合本区域文旅资源和慢生活的旅游产业。依托特有乡风民俗、历史资源、文物古迹等文化财富，发展特色旅游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的农业融合，从而形成多产业共生互促发展模式；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促进乡村经济再生，将乡村产业打造成为持续增收的“长效之源”，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相对贫困问题。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是考察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变量，也是相对贫困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赋权和能力发展层面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补足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继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的力度，相应提高贫困群体的教育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针对较为普遍存在的健康匮乏与因病致贫问题，在进一步提高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水平的同时，适时推进医保和预防工作以提高贫困群体的健康水平；加速推进综合性村属文化设施管养，弘扬民风民俗，满足低收入群体日益发展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强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道路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村路网结构以满足人流物流的交通需要；夯实农村水利工程配套机制，保证欠发达地区饮水安全以及农业灌溉；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完善房前屋后植被绿化，增强农民居住条件的舒适性。简言之，不断营造良好的农村生活环境并提升生产生活条件，是保障贫困群体拥有高阶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可能的重要途径。
坚持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自觉机制。从主体性上讲，贫困群体是相对贫困问题解决这一系统工程中的核心要素。因此，制度化地激励其自主性和积极性以持续推动中国的减贫事业，是真正触及相对贫困问题实质的政策工具集。一是引入竞争激励机制。通过生产奖补、项目补助等激励措施与贫困群体利益挂钩，对具有脱贫积极性和脱贫成果显著的家庭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并对习惯性依靠政府的“因懒致贫”群体进行必要的物质剥夺，逐步改变其“等、靠、要”惰性思想。二是鼓励需求导向的“点穴式”技术培训。如根据贫困户实际需求，精准开展面对用工岗位导向的系列就业技术训练。基于此，持续着力于提高群众脱贫致富的自身素质与基本技能，稳定贫困群体就业使其持续获得“脱贫之技”并走上稳定脱贫之路。三是引导群众树立自主脱贫致富意识。通过宣传脱贫致富典型以及弘扬自力更生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标杆模范作用，激发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观意愿，增强自主脱贫的内源激励使其自觉参与到自我脱贫和减贫实践中去。
建立干预代际贫困传递的阻隔机制。针对贫困群体所处不同年龄段的特点，提高贫困对象瞄准率，采取“父代救助、己代增收、子代教育”的因人而异的减贫策略以隔阻贫困传递，从代际的维度减缓相对贫困的固化。一是完善父代救助。对于丧失劳动能力或年纪较大的贫困群体，政府应完善养老、医疗等保障性政策，给予其“应保尽保”救济，使其能够老有所依，避免给子女形成过度负担。二是鼓励己代参与。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积极参加到创造财富的社会活动中去，通过政府提供的岗位、技术、资金等带贫资源的“乘数效应”，不断提高其劳动参与积极性与创收自主性，抑制其落入道德陷阱的逆向选择性可能行为。三是加强子代教育。重视教育的重要性，以防止贫困在子代的延续来切断代际性到长期贫困，通过财政补贴等系列政策吸引贫困家庭中的适龄青少年就学，降低贫困群体再次落入贫穷窠臼的可能性。
拓宽社会资本参与相对贫困的共建共享共治机制。处理好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减贫合作关系，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做好以相对贫困问题解决为对象的共建共享共治机制。一是畅通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的减贫平台搭建。坚持政府主导和政社合作原则，持续以“落地”和“可执行”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在农村地区投资建厂、推动农村自发成立本地化的专业合作社、激励有能力的“新乡贤”成为农业带头人等，以此拓宽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贫困治理平台的搭建。二是引导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做好相对贫困问题治理。以理性沟通、有效协商、共同合作等形式，融合各种社会力量在参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过程中，从生产生活和社会民生等多领域，不仅着力于提高农民的家庭收入、带动农村经济的增长，同时也着眼于熨平不同群体间的不平衡发展，从而为解决相对贫困的目标贡献才智。三是保障多元社会资本共享发展成果。以经济增长、农民收入明显提高为愿景，最大化消弭城乡、区域、群体间的生产生活差异，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成果的互构与共享进程，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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