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乡村治理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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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烨（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写作背景
  北伐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基础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从多方面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文献。尤其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引起了城乡反动派的恐慌和抵抗，他们一方面向农民进行反攻，一方面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党的领导人陈独秀采取妥协政策，不但不支持农民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于左倾”，给农民运动泼冷水;党内也有一些人对农民运动持怀疑态度。毛泽东为了支持伟大的农民运动，驳斥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于1927年1月，亲自到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在3月发表了在我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确性，澄清了谬误，解决了当时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醛陵、长沙等五个县，认为:“目前农民运动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好得很”，不存在“过分问题”，农民运动是“革命先锋”。驳斥了所谓“痞子运动”的谣言。
  （一）第一部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这一部分简要地报告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浩大威势，指明农民运动在整个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及其检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试金石的尖锐意义，提出必须迅速纠正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议论和处置，正确对待农民运动。这是“报告”全文的总纲。
  开头两句，概述这次“实地考察”的情况。这是对文章材料来源的必要的交代。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反映出毛主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社会问题作调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原则立场和在调查研究中严肃、踏实、眼睛向下、满腔热情的革命精神。正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才取得了丰富的材料和全新的结论。
  这一部分从四个方面说明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一是农民运动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兴起，并具有极大的威势:“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二是农民运动对革命具有巨大的作用:“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三是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绅士阶级”激烈反对农民运动，社会上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有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才于革命前是有所补益，总之，对待农民运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四是在这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每个人究竟站在哪个阶级、哪条路线方面，革命形势将迫使你迅速抉择，每个人都将受到农民运动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因此，农民运动事关大局、事关路线，对于全国革命的前途、对于每个同志的前途都具有重大意义。正因为农民问题如此严重，毛主席亲自进行了实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雄辩的事实对农民运动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论断，指导农民运动，指导革命同志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运动、充分认识在农民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篇调查报告对于中国革命、对于每个同志具有多么重大的指导意义!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因此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调动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大军。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以广大农民作自己的同盟军，离开浩浩荡荡的农民同盟军，革命要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从来都是检验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水岭。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对人们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针对当时党内外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言论和处置，毛主席特别强调了这场考验的尖锐意义，在文章中连用三个选择问句，从中揭示了在对待农民运动态度问题上存在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批判了敌人反对和责难农民运动的反革命立场和态度，激励革命同志坚定领导和支持农民运动的革命立场。
  关于农民运动的巨大革命作用和检验革命者的严峻意义的分析，是这一部分的重点。充分认识农民运动的这一伟大作用和意义，坚定的支持农民运动，迅速矫正一切错误议论和处置，乃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径。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却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十分恐惧，扼杀破坏农民运动。这充分暴露了他机会主义、反革命的本质。三十多年以后，叛徒、卖国贼林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对革命新生事物，伯得要死，恨得要命，疯狂地进行攻击和破坏，他的态度和当年陈独秀一脉相承，充分暴露了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反革命面目。
  （二）第二部分：组织起来
  概述农民运动组织和发展的过程。毛主席根据实地考察所得，把湖南的农民运动分为组织时期和革命时期，摆出具体的数字，令人信服地反映出农民运动的。
兴起有着充分的组织准备和坚定的群众基础。这对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污蔑农民运动是“无组织的自由行动”的谬论，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三）第三部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这一部分主要说的是农会专政的对象，专政的威势，专政的结果和作用。赞扬农民打烂旧世界、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行动。“农民的主要玫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是说农民革命和专政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及其思想文化。而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就是地主阶级及其思想文化、恶风旧俗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可见这场农民大革命，也就是对“孔孟之道”的冲击和批判。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肯定了农民运动在打烂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革命农民专政的革命政权，热情地歌颂了这个政权的革命权威。“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反映出这个政权在革命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五种等级的土豪劣绅在农村革命洪流面前显出的各种狼狈相，反映出农会实行革命专政的痛快淋漓的情景。
  以上二、三两部分偏重于报告农民运动的革命景象，其中饱含着肯定、赞扬的热烈感情。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贫下中农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围绕这个问题，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自第四部分之后转入对反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的批判。
  （四）第四部分：“糟得很”和“好得很”
  这一部分主要是驳斥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论述农民运动好得很，告诫革命同志拥护农民运动。可分四层意思：
  第一层，自开头到“无法完全否认这个‘糟字，”。指出谬论出笼的背景及其影响。农民革命运动，破坏了绅士阶级年深日久的统治秩序，引起了他们的惊恐和不安，“于是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的大人先生们，出于其反革命的阶级本能，异口同声地炮制出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糟得很”的谬论出自反动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国民党右派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但是，“糟到很”的谬论搞得街一谈巷议，甚嚣尘上，连一些“很革命的人”和“很进步的人”都听信了，甚至于附合了这种谬论。文章放在阶级斗争及思想影响的背景上，摆出“糟得很”这一谬论，这显示着批判谬论的现实意义。
  第二层:从“实在呢”到“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论证农民运动好得很，驳斥谬论。毛主席首先照应前文，指明农民运动的实质:“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接着从国民革命的任务出发，论述“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种农民大革命，正是要打烂“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挖掉反动势力的“墙脚”，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在理论论述之后，毛主席又举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作对比，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群众，掀起农村大革命，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基本途径，从根本上评价了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从而驳斥了“糟得很”的反动论点。
  第三层:即“糟得很明明是……”一句，揭露了“糟得很”论的反动实质。这一句中所包含的三个排比分句，揭露了“糟得很”论调的阶级实质及其主张倒退、反对革命的反革命本性。斩钉截铁的语句，是对敌人的痛斥。
  第四层:从“你若是……”到结尾。语重心长地告诫革命同志拥护农村大变动，正确对待农民运动。伟大领袖毛主席循循善诱地教育革命同志站稳立场，分清路线是非，在革命洪流的推动鼓舞下更快地前进。这里，毛主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导“确定了革命观点”的同志，深入农民运动的实际，如能这样，必然取得思想感情上的提高和进步。毛主席反复引证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从理论上说明农民运动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谆谆告诫革命同志拥护农民运动。
  （五）第五部分：“糟得很”和“好得很”
  这一部分驳斥中派所谓“过分”的谬论，揭露其实质“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充分阐明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阐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革命原则。可分三层意思：
第一层:自开始到“未免太不成话”，摆出中派所谓“过分”的谬论。文中第一句摆出“未免太过分了”，这一反面论点。接着用“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一句带起，概述谬论所攻击的具体内容(即“过分”论者的依据)，表明其攻击核心是农民运动的暴烈行动和对地主阶级专政的措施，从而为批判谬论作好了准备。这一层，语言幽默，在对中派厌恶农民运动心理的描摩刻画中，写出了农民革命政权扬眉吐气的情景。
  第二层:从“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到“不过正不能矫枉”。批判中派“过分”谬论，论述农民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矫枉必须过正”的革命原则。首先明确指出，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误的，给谬论以总驳斥。中派分子以“中庸之道”的反动儒家思想来攻击农民运动，必须揭露、批判。下面就对“过分”论者所攻击的具体内容，即他们叫嚷“过分”所依据的那些材料，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说明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第一，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土衰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农民十分注重斗争大方向，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处治，根据其罪恶与现实态度“有极明白的计算，知不当罪的极少”。造反有理，处治有据，农民的暴烈行动、专政措施完全是好得很的革命举动。第二，从革命的本质意义出发，毛主席运用通俗的比喻，说明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文质彬彬” “温良恭俭让”是反动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固有内容，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的虚言掩饰，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用来反对革命、束缚人民手脚的骗人哲学。“过分”论者攻击农民运动所使用的就是中庸之道这个破烂武器。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攻击农民运动“左倾”，妄图使农民运动带上“温和”的色彩，把农民革命引向机会主义改良道路，所举的也是中庸之道这面破旗。毛主席把批判锋芒直指孔孟的中庸之道，从根本上驳斥了“过分”的谬论，否定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紧接着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学说出发，分析论述了所谓“过分”的举动在农民运动时期的革命意义，“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对地主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并针对着中庸之道的“过分”论，提出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彻底革命的原则。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成为永远鼓舞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锐利武器，对于我们今天胜利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三层:揭穿“过分”论的阶级实质，表明坚决反对的态度。将“过分”论与“糟得很”论比较，指出其实质“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反对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的地主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这是从上述分析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六）第六部分：所谓“痞子运动”
  这一部分驳斥污蔑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的谬论，赞扬农民翻身作主人、对劣绅实行专政的革命行动。一开头就指出，这谬论也是出自国民党右派和乡下的劣绅之口，是他们采取的攻击农会骨干，以求破坏农民运动的新手法。接着针对敌人的污蔑，热情赞扬革命农民特别是他们中的骨干分子翻身作主人，对劣绅实行革命专政的生动情景。昔日被压迫在最低层的奴隶，今天翻身掌握了政权，站在了昔日压迫者之上，这是足以显示革命所带来的阶级地位根本变化的正常现象。国民党右派和劣绅却视为反常，横加污蔑，这只能说明他们不甘心失败、始终坚持与革命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立场。
  （七）第七部分：十四件大事
  这一部分重点讲了农民做了十四件大事：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减息）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第九件 农民诸禁（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暇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第十件 清匪
  第十一件 废苛捐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启示
  毛泽东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与20世纪初我国国情不同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建设的目标、内容等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是激活“农民、土地、资本”要素的又一次社会革命，需要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为此，我们重新学习《报告》，再认识毛泽东最初的农村建设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提升解决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积极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报告》认为“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不同路径的乡村建设实践也说明，我国“三农”问题一直与现代化问题重叠，主要因素之间冲突不断，各类矛盾复杂多变，但其中的逻辑都是围着农民这个核心而展开。广大农民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元素，是与时俱进的推动土地变革和发展资本的核心，确保农民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是确保农村建设成功的关键。
  目前，乡村振兴的目的在于谋求数量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根本利益，从而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充分激活农民的生产力，成为从根本上解决以农民问题为核心的“三农”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