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琼：“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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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慧琼，女，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现行多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都提到一个明代文学流派——“唐宋派”，并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列为其主要成员。20世纪以来，这种论断几成定论。然近年学界许多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围绕“唐宋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质疑，形成一个仍在争议的学术公案。本文拟对所谓的“唐宋派”进行考辨，试图廓清迷雾，还原真貌，以正学史。

一、“唐宋派”称名由来

明清文献论及明代中期文学时未见“唐宋派”之名，但有大量文献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四人中的两人或三人乃至四人并称。具体情况有5种：一是王慎中、唐顺之并称。明李攀龙《送王元美序文》云：“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明王世贞《与陆浚明先生书》云：“某所知者，海内王参政、唐太史二君子，号称巨擘。”明王世懋《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云：“于鳞辈当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毗陵之文。”《明史·王慎中传》云：“慎中为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又曰晋江、毘陵。”二是王慎中、归有光并称。明朱鹤龄《传家质言》云：“弇州、于鳞亦学秦、汉者也，而所诣何如王道思、归熙甫？”三是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云：“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文词虽不甚奥古，然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也。”明艾南英《李龙溪近艺传》云：“当国初时，制举一道尚属草昧……震川、荆川始合古今之文而兼有之，然未及于国也。”《四库全书总目·白华楼藏稿提要》云：“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而古文之品终不能与唐顺之、归有光诸人抗颜而行也。”清储大文《答曹谔庭》云：“唐应德辞气跃露，体虽三变，终是有震曜功名景象在。归熙甫荟萃册子渊粹语，尚尠心解。”四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并称。明王世贞《颜廷愉》云：“愿足下多读《战国策》、史、汉、韩、欧诸大家文，意不必过抨。王道思、唐应德、归熙甫旗鼓在手，即败军之将，偾群之马，皆我役也。”明艾南英《与陈人中论文书》云：“当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清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云：“当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与震川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几绝。”清陈廷敬《翰林编修汪钝翁墓志铭》云：“尝慨然念前明隆、万以后古文道丧，沿溯宋元以上唐韩、柳宋欧、苏，迄明之唐应德、王道思、归熙甫诸家，盖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夹杂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数十年文运之衰，此先生之志也。”清董正位《归震川先生全集序》云：“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归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五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并称。清蔡世远《书李杲堂集后》云：“明初诸家……王、茅、二川相继作，卒不能掩北地而上之。”清周亮工《南昌先生四部稿序》云：“前代名贤起而推挽之，势渐蕴隆，……然迹其所为碑、表、志、序、诗、传、铭、赞、古体，与应德、遵岩、鹿门、震川诸先生相契量。”由上可知，在论及明代古文时，明清人均看到了王、唐、茅、归等人古文创作文体、文风的趋同性，不约而同地将他们并称，然尚无明确的流派意识，更没有以“唐宋派”呼之。“唐宋派”称名最早见于近代学者夏崇璞1922年发表于《学衡》杂志第9期的《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一文，其后20世纪早期的几种文学史，如郑振铎完成于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钱基博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明代文学》、陈柱1936年写就的《中国散文史》、朱东润作于1943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出版于1949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俱沿袭了明清人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四人并称同论的做法，然均未使用“唐宋派”这一名称。1947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的文论时，明确运用了“唐宋派”这一概念，将“王、唐、归”定为主要成员，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1949年至目前的十几种文学史俱以“唐宋派”指称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为主要成员的作家派别。以上文学史对“唐宋派”的表述，持论的根据不外乎这样几个要点：一是“王、唐、茅、归”诸人反对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义，自觉提倡唐宋文；二是“王、唐”深入阐述了文学主张，唐顺之《文编》选编八家唐宋文；三是茅坤在《文编》基础上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四是归有光散文文从字顺，平淡自然，颇有唐宋八大家之风。若对这些理由加以仔细辨析，便会发现这些根据俱不足以支撑“唐宋派”之论。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唐宋派”进行质疑，引发了争议。

二、有关“唐宋派”的争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唐宋派”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陈建华认为：

世称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唐宋派”，严格地说，倡始者王、唐乃是宗宋派。……至于归有光，同他们无直接联系。董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后非晋江、毗陵，卓然自为一家之书。”归有光也反模拟之弊，但出发点与王、唐不尽一致。其思想与创作自成一家。所以，不应当把他与唐宋派一概论之。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云：

所谓“唐宋派”是指对嘉靖间文坛颇有影响的、以反拨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该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一般把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都列入“唐宋派”，其实是很含混的说法。严格说来，所谓“唐宋派”的主脑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实际上是宗宋派——说得更清楚些，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唐氏说：“三代以下文，莫如南丰；三代以下诗，未有如康节者。”（《与王遵岩参政》）王氏也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曾南丰文粹序》）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所以，这里虽在论诗说文，评价的基准却是道学。茅坤在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那么极端，态度常有些游移，他的“文人”气也比较重些；在散文方面，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也是以唐宋并举。正如宋代理学家指责韩愈所言“道”驳杂不纯，宗宋与唐宋并举是有区别的。但在崇道的基本意义上，固不妨将唐、王、茅诸人合称为“唐宋派”。

至于归有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同唐、王等人既无直接联系，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亦与之存在歧异，所以董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后非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卓然自为一家之书”（《凤凰山房稿序》）。把他从“唐宋派”中分离出来，似更为妥当。

廖可斌撰文《唐宋派与阳明心学》云：

唐宋派的真实面目，包括它兴起和盛行的原因、内部构成和发展过程、主导倾向及创作得失等，至今还掩映在一层薄雾般的帷幔之中，明代文学思潮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因此显得模糊不清。我认为，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圆满回答，必须对唐宋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唐宋派与嘉靖年间八股文风尚的关系、唐宋派与严嵩及嘉靖中后期朝廷党争的关系、归有光与唐宋派的关系等进行全面研究。

黄毅撰文《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云：

在历来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中，以及在其它一些研究明代文学的著作中，在谈及归有光时，都毫无例外地将他和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四人一起归入“唐宋派”，把他看作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但是，倘若对唐宋派四大家，尤其是归有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作深入地考察和分析，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归有光能称为是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吗？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应该起码具有以下特点，即其成员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以及相近的创作风格。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归有光并不能称作是一位“唐宋派”的代表作家。

张梦新《茅坤研究》云：

通常，人们往往因为七子推崇秦汉古文而称七子为“秦汉派”；而许多人由此认为“唐宋派”则唯唐宋古文是崇，甚至一些通行的古代文学史和教材也都这样认为。比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云：“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因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册P138）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说唐宋派“都以散文见长，反对‘文必秦汉’的论点，提倡唐宋古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P913）。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至少是论述片面。

贝京《归有光研究》第二章《归有光与唐宋派关系辨析》第二节《唐宋派命名的缺失》论述了唐宋派命名的表象化及偏颇性，认为唐宋派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其命名理由不够严密充分，派别成员构成也含混不清。何天杰《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一文继黄毅之后，对唐宋派的主要构成问题再作探讨，认为归有光并非唐宋派成员。归纳以上诸家观点，他们对“唐宋派”的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以“唐宋派”命名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组成的作家流派是否合理，二是归有光是否属于该作家流派。本文将以上述争议作为参照，拟对以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为主要成员的作家流派进行考辨，还原其真貌。

三、“唐宋派”称名不能成立

明清人各自具体根据不同的标准并称“王、唐、茅、归”中的部分成员，近代学者则趋向于将四人放在一起讨论，看来古人与今人都意识到他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全面客观考察明代中期文坛状况及“王、唐、茅、归”等人的文学活动，可以发现确实存在一个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为核心成员的作家派别，归有光也应当属于这个派别，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当，有以全代偏、以偏概全、以表象代本质之嫌。1.以全代偏推尊唐宋文尤其是唐宋八家文是自南宋以来就有的传统，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云：“嘉靖间，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明代推崇唐宋古文也并非始自“王、唐、茅、归”等人，而是自明初文坛对于唐宋文即倍加称赏。明太祖朱元璋称赞欧、苏文章云：“朕阅宋书，见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今特仿宋制，以诸殿阁之名，礼今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补，民同宋乐，文并欧、苏。”明太祖的提倡对文坛崇尚唐宋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初众多馆阁文臣文宗唐宋。黄佐《翰林记》卷十九《文体三变》云：“国初刘基、宋濂在馆阁，文字以韩、柳、欧、苏为宗，与方希直皆称名家。永乐中，杨士奇独宗欧阳修，而气焰或不及，一时翕然从之。至于李东阳、程敏政为盛。”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赞扬韩、欧、曾、王之文继承周秦文以载道的传统，尤为推崇韩、欧：“世之论文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虽然，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予之所见，则有异于此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荆榛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宋濂亦称赏宋文，尤为推崇“三苏”，认为“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若文公之变化傀伟，文忠公之雄迈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杰，载籍以来，不可多遇”。宋濂门生方孝孺最喜苏轼，其所撰《苏太史文集序》云：“庄周殁，殆二千年得其意以为文者，宋之苏子而已。苏子之于文，犹李白之于诗也，皆至于神者也。”洪武丙辰九年（1376年），朱右编辑唐宋《六先生文集》，又名《唐宋六家文衡》，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实为八先生文集。该书远早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但今已不传，唯坤此集为世所传。朱右对韩、柳、欧、曾诸家推崇备至，《新编六先生文集序》赞曰：“六先生之文，备三才之道，适万汇之宜，彛伦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奥。……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明人贝琼为朱右《六先生文集》作序《唐宋六家文衡序》，亦极力称赏唐宋韩、欧诸家之文：“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杨荣《欧阳文忠公祠堂重创记》云：“汉自贾、董、马、班诸子以来，七百余年而唐有韩子，又二百余年而宋有欧阳子，其文推韩子以达于孔、孟，一洗唐末五季之陋。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及今四百年而读其文者，如仰丽天之星斗，莫不为之起敬。”姚夔《刘文介公文集序》云：“古今文章家，无虑数十百，求其有俾于道而不为空言者，汉董仲舒、贾谊、司马子长，唐韩退之、宋欧阳永叔数人而已。”解缙《送刘孝章归庐陵序》云：“余少时，先君子教以书……及教以为文，辄举黄文献公、欧阳文公之说，而溯其源于曾、王、欧、苏、柳、韩、班、马、董、贾、先秦以上，极于六经之奥，未尝自为臆说也。”综上所述，推崇唐宋文在明代前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至弘治末年，李梦阳、何景明辈倡导“文必秦汉”，文体才稍变。至嘉靖年间，复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重倡唐宋散文创作风格。由此看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只是明代推崇唐宋文众多人中的几位，为何以全代偏独以“唐宋派”称名以他们为主的作家派别，而不称名其他推崇唐宋文的作家群体呢？“唐宋派”之称并不能令他们独特卓立以区别于明代前期其他作家，“唐宋派”这一命名并没有标立出一个作家流派的意义。2.以偏概全“王、唐、茅、归”等人在推崇唐宋古文的同时，亦推崇其他时代的优秀古文。唐顺之编选《文编》六十四卷，自周迄宋历代都有文章入选，并没有刻意突出唐宋文的地位。此外，唐顺之曾编辑《左编》《右编》《文编》《武编》《儒编》《稗编》《诗编》等选本，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并不偏重于唐宋文。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举是持“唐宋派”论者常持的根据。但是，茅坤除了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外，还编选了《史记钞》《汉书钞》《五代史钞》《明名臣经济文钞》等，《唐宋八大家文钞》不过是茅坤编选的系列选本中的一种。何况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亦非始于茅坤，明初朱右已辑《六先生文集》。而《唐宋八大家文钞》盛行海内乡里，此并非编者作为，而是读者接受行为，此状况正好说明唐宋文在明代有着广泛的接受基础，不只是王、唐、茅、归几个人喜好唐宋文。王慎中、茅坤还看到了韩、欧等唐宋文章之源其实在先秦、两汉诸家。王慎中《寄道原弟书九》云：“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领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引》云：“魏晋以后，宋、齐、梁、陈，迄于隋、唐之际，孔子六艺之遗，不绝如带矣。昌黎韩退之崛起德、宪之间，溯孟轲、荀卿、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引》云：“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而归有光喜好太史公文，至于其散文成就，文从字顺、情感真实、风格自然，这是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就有的散文创作传统，不独唐宋大家散文名家才有此成就。既然“王、唐、茅、归”不仅仅钟情于唐宋文，他们还称赏其他时代的文章而全面继承并博采众家之长，推崇唐宋文只是其全部文学主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何以偏概全地冠以他们“唐宋派”之名，而不是“先秦派”“两汉派”“五代派”等诸如此类的名称呢？仅以唐顺之《文编》编选唐宋八大家文、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归有光的散文成就等为理由，来称名他们为“唐宋派”，实为勉强。“王、唐、茅、归”等人确有推崇唐宋文的倾向，然而，他们只是明代推举唐宋文大趋势中的一小股力量，推崇唐宋文也只是其文学主张的一小部分。研究者不能只突出强调这一点而无视其他，以全代偏、以偏概全地称他们为“唐宋派”，皆难以成立。3.以表象代本质持“唐宋派”论者只关注“王、唐、茅、归”等人推崇唐宋文这一现象，而没有深究此现象背后的本质。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提出“本色论”，并以此为准的高度评价晋陶渊明的诗：“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来，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他盛赞先秦儒、庄、纵横、名、墨、阴阳诸子文“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这样批判唐宋文中无“本色”者：

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

唐顺之《答王遵岩参政》推许曾巩文、邵雍诗，亦称赞寒山、陶渊明。可见，他尊推学习的对象不限于某朝某代，亦不限于某种文体，只要符合“本色论”的作品皆受其称赞。符合“本色论”的唐宋八家文得到激赏，不合此论的其他唐宋文则在批判之列。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俱有同于“本色论”的文艺观点。在推崇唐宋文的表象背后，“王、唐、茅、归”内在的趋同性是“本色论”的文艺观。他们在以“本色论”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优劣的标准方面形成共识，各自的创作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本色论”。唐宋八家文因为较其他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更符合本色论，他们的推崇意味才显得更浓重。近代学者因他们推崇唐宋八家文而名之“唐宋派”是一个表象化的误解，后来学者又不断强化这个误解，以致越来越突出他们文宗唐宋的倾向，而无视这一现象的本质。“唐宋派”针对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文必秦汉”的文艺观被标立。李、何标举秦汉是复古，王、唐推崇唐宋亦是复古，以复古反复古，有何意义？然若究其实质，并非以复古反复古。贝京博士认为：“学唐宋只是王、唐等人相对于七子派的特点，而不是他们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实质。”笔者亦持同论。王、唐等人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实质是“本色论”的文艺观。“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本是意在师法秦汉古人，结果走上模拟剽窃的文学拟古主义歧路。王、唐等人并非以学唐宋文来反对“前七子”，他们真正与文学拟古主义针锋相对的是“本色论”的文学观念与实践“本色论”的文学创作。唐宋八家之文文从字顺，语言自然晓畅，符合“本色论”，相比佶屈聱牙的秦汉古文，这些作品易学好懂，故被拿来作为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的具体文体武器。因此，以王、唐等人为基本成员的作家派别被称名为“唐宋派”欠妥。

四、“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

笔者认为，界定一个作家派别时，该派应具备这样几个基本特点：成员之间交往密切，同声应气，相互影响；具有共同或相近的思想倾向、文学主张；创作风格大体一致或相近。根据这个界定标准，以王、唐等人为成员构成的作家派别可称为“本色派”。1.主要成员之间交往密切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文坛活跃着一批作家，著名者有“嘉靖八才子”（以王慎中、唐顺之最为著名）、茅坤、洪朝选、归有光等人，这批作家可称为“本色派”，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朝选等人为核心成员。“本色派”核心成员交往紧密，唐顺之是“黏合剂”。茅坤、洪朝选、王慎中与其他“嘉靖八才子”成员等皆与唐顺之过从甚密。唐顺之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在京师初识王慎中，受其影响而文艺思想发生转变，此后二人终生往来不辍，相互引为知己。他们以书切磋文艺，以诗寄托友情，两人的诗文集载有彼此互赠的书札和诗作。嘉靖十四年（1535年）唐顺之告归，家居宜兴，此时王慎中谪判常州御史，两人时有文酒之会。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唐顺之专程赴闽，委托王慎中为父有怀公撰写行状，其别集《唐荆川先生文集》的“序言”亦出自王慎中之手。王慎中交游甚广，然“于数人之中，吾所最敬惟毘陵唐荆川”。唐顺之是茅坤最折服之人，其文艺活动对茅坤影响极大。茅坤受唐顺之编撰《文编》的启发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多次向他致书表述文艺观点。茅坤《白华楼藏稿》收有两篇《复唐荆川司谏书》，以此向唐顺之阐述文艺思想。唐顺之作有两篇《答茅鹿门知县》，其中具体透彻地阐述“本色论”文艺观，这是考察其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洪朝选向来没有得到学者重视，然就其与王、唐等人的交往及其文艺观与文学活动来看，他被列入“本色派”理所应当。《巡抚洪芳洲先生朝选》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洪朝选就唐顺之讲学，后又师从王慎中，其文学、学术皆受二人影响。唐顺之寄给洪朝选的信札收入《唐荆川先生文集》达八篇之多，多次阐发“本色论”。据唐顺之《与洪芳洲书一》，洪朝选有诗文问世即寄给唐顺之令其品评，唐顺之即以“本色论”的观点致以批评。王慎中与洪朝选为福建同乡，且有师徒之谊，两人过往非浅，王慎中《与李中溪书三》论其文学及为人时云：“吾乡有洪芳洲（洪朝选号芳洲）先生，文词直得韩、欧、曾、王家法，与唐荆川君最相知。其所作，视荆川不啻王深甫之于南丰，张文潜之于东坡，充其所极，当为本朝名家。今行年才踰三十耳，其文学如此。而其为人峻洁忠信，卓然有古独行之操，不以世俗之味锱发乱志，尤为荆川所敬……”2.共同反对文学拟古“本色派”作家共同反对“前七子”倡导的文学拟古主义，声气相通，相互呼应。王慎中《与归善叶生》云：“近世俗弊，士无真识，古学不传，淫蛙塞耳。而仆独以孱力振雅调于群聋之间，宜其不为世所悦也。”唐顺之《与洪芳洲郎中》云：“所示济南生文字，黄口学语，未成其见，固然本无足论。但使吾兄为人所目摄，此亦丰干饶舌之过也。且崆峒强魂，尚尔依草附木，为祟世间，可发一笑耳。”王慎中与唐顺之俱批评“前七子”为文剽窃古人而无真识己见。唐顺之指出，文章具有原创性的独到见解才能传之久远，翰惠后人，模拟剽窃古人之作即便刻版付梓，亦毫无价值，《答蔡可泉》云：“自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是以能与世长久。……兄试观世间糊窗棂、塞瓶瓮，尘灰朽腐满墙壁间，何处不是近时人文集？有谁闲眼睛与之披阅？若此者，可谓之不朽否耶？本无精光，遂尔销歇，理固宜然。设使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了，岂不省事？可笑，可笑！”此论正刺中七子及其末流文学拟古主义弊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叙》中尖锐地指出：“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隽辐凑，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滥，而互相割裂已乎！”归有光对当时文坛复古风气抨击最为激烈，《与沈敬甫》云：“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归有光尤其批判“后七子”，《项思尧文集序》云：“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3.共同倡导并实践“本色论”“本色派”称名关键在于核心成员的文艺观俱倾向于“本色论”，创作亦不同程度地实践了“本色论”。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疎卤，然绝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谕，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其捆缚龌龊，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唐顺之《与洪芳洲书》云：“盖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文字工拙在心源。……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由上可知，唐顺之的“本色论”认为，本色是指作家真实天然的人格质地，即作家“自我”，通过为文反映出来，表现为文章中的真知灼见、真情实感。人品决定文品，以文探人。本色高者，其文格调即高；本色卑者，其文格调亦卑；无本色者，其文最劣。若要写出本色文章，作家就应直写胸臆，意出于己，自然表露，不意矫饰。其他成员的文艺观虽无“本色”字眼，却也是“本色论”的观点。王慎中《与江午坡》提出“其作为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而卒归于自为其言”，这正是意出于己的“本色论”观点，《与项欧东书二》进一步阐述“意出于己所欲言”即是本色文章。此论与唐顺之《与洪芳洲书》所言文章“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镕，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观点一致。茅坤《复唐荆川司谏书》也表述了与“本色论”相同的观点：“为文不必马迁，不必韩愈，亦不必欧、曾，得其神理而随吾所之。”这里提倡为文意出于己，彰显作家主体真面目。归有光《答俞质甫书》所云“（为文）出于意之所诚”，《与沈敬甫》所云“文字又不是无本源，胸中尽有，不待安排”，都符合“本色论”的要义。洪朝选《方山诗录序》云：“然则非言诗之不足以信人，乃其依托假似不出于胸臆肺腑之诚，足以起人之疑而为世之病也。”这里认为诗的表达以显示本色、直见面目为旨归，其他方面即使有所不足也无关紧要。客观而论，“本色派”主要成员的创作实践逊于其理论倡导，但也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本色论”。王慎中、茅坤的古文成就虽不及唐顺之、归有光，但也有值得称道的本色文章，如王慎中《送程龙峰郡博致仕序》、茅坤《与查近川太常书》等。唐顺之古文名篇《任光禄竹溪记》《与雷古和提学》《答茅鹿门知县二》等，皆自作者胸中而出，见解独具，情感真挚，信手写来，不假雕饰，钱基博评价其“上接欧阳修，下开归有光，在有明中叶，屹然为一大宗”。归有光在“本色派”中古文成就最高，以疏淡风神之笔描写家常琐屑，悼亡念存，情感极挚，意境亲真，有不少恻恻动人的著名篇章，如《先妣事略》《归府君墓志铭》《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钱基博谓“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开韩、柳、欧、苏未辟之境者也”。尽管他们的古文风格不尽相同，但在表现作者“本色”这一点上具有共性。4.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本色派”核心成员俱浸润阳明心学，这正是“本色论”的思想根源。阳明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致良知”，王阳明认为“吾心”是主宰一切的本源，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人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与认识皆来自“心”。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无一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地“天理流行”。阳明心学强调主体的主观自觉性与能动性。唐顺之与王门弟子王畿、罗洪先、聂豹、邹守益等过从尤密，从而接受王门心学思想。唐顺之提出的文学理论“本色论”主张为文意出于己，强调创作主体的独立自觉精神，正是阳明心学思想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明李开先撰《遵岩王参政传》云：“（王慎中）益得肆力问学，与龙溪王畿讲解王阳明遗说，参以己见，于圣贤奥旨微言，多所契合。”王慎中时任南京礼部员外郎，王畿任南京兵部主事，王慎中得以从王畿处接触阳明心学。《遵岩王参政传》载，嘉靖十五年（1536年）王慎中任江西参议，“其地乃阳明政教所及之地，故老犹能道其详。……更与双江聂司马、东廓邹司成、念庵罗殿撰、南野欧阳大宗伯交游讲学”。这些人都是王门大家，王慎中与他们交游讲学，由此更深入地浸润阳明心学。明代中期王学思潮兴盛，茅坤、洪朝选等人俱程度不同地受到阳明心学的熏染。这便是“本色派”主要成员持“本色论”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本色派”主要成员的又一共性。“本色派”的成员构成中，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朝选等当为核心成员。至于归有光，他与“本色派”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归有光与“本色派”核心成员似无交往，目前仅见唐顺之写与归有光的一封书信——《与归熙甫》，此外再未见他们交往的文字资料。他们是同时代人，归有光的家乡是江苏昆山，与茅坤家乡浙江归安不算太远，何况他与王慎中具有共同的交游对象魏校，又同为文人士大夫，按常理推断，他们应该有交往。然而，笔者视野所及，尚未发现他们交往的确凿的文字资料。但是归有光却有两点与“本色派”核心成员一致，一是反对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文学思潮，二是标举“本色论”的文艺观。这可能是不谋而合，文学倾向趋同的原因在于时代使然。当然彼此之间没有交往也不等于没有相互影响，文坛时代风尚应是相互影响的媒介。就以上所述来看，归有光算不算“本色派”的成员呢？笔者认为，相对于核心成员而言，归有光应算作“本色派”的外缘成员。从以上考论可以看出，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洪朝选、归有光等组成的作家群体基本符合一个作家流派的特征，尤其在倡导“本色论”这一点上最为接近，由他们构成的文学流派称为“本色派”比称为“唐宋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编辑：采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1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