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跃辉：发挥好中心城市对疫后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gecccn

周跃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强调：“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年1月份以来，我国迎面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内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在国外形势急转向下的背景下，国内的疫情扩散态势已得到初步控制。下一步，如何在继续有效防控疫情的前提下，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工作，是必须面临的又一大课题。我们的研究认为：在疫后的经济增长进程中，要更加注重发挥好中心城市的引擎作用。
  中心城市对国民经济增长 具有决定性作用
  我国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我国城市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加，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力量。1988年，全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7025亿元，占全国的一半左右。到2016年，我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已经超过80%。其中，仅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466682亿元，占全国的62.7%。2018年， GDP排名前50的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总量达到60%左右。
  从历史上看，1978年末，我国城市各类工业企业只有83250个，全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477亿元。到2018年，地级以上城市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8万个，全年利润总额超过3.5万亿元。1978年，全部城市公共财政收入只有584亿元。到2017年，地级以上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超过5.5万亿元。而这些企业的注册地主要集中于重要经济中心城市。
  研究发现，重要经济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主要以服务业为主。1990年，地级以上城市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6.6%、60.4%和33.0%。到2016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1%、41.9%和55.0%。从2011年开始，地级以上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快速提高，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超过50%，占到了城市经济的半壁江山。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城市市场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1978年，全部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只有449亿元。到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超过22万亿元，而这其中重要经济中心城市所占比例超过60%。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家中心城市”这个范畴被政策界和理论界广泛使用。按照正式文件的界定，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仅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9个国家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但是，绝大部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重要经济城市，比如像深圳、南京、长沙、苏州等，并没有被纳入到国家中心城市的体系中来。因此，本文所指的“中心城市”既包括以上9个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也包括像苏州、南通、温州、东莞、佛山等重要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经济受疫情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消费、生产、分配、就业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形成强大的冲击，尤其对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带来强烈的“负外部性”，极大地增大了全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当前国外疫情发展态势非常不容乐观，数据表明，截至3月30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70万人，其扩散之快、感染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的确令人震惊，尤其像纽约、伦敦等世界重要经济城市首当其冲。
  整体上看，今年1—2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达13.5%，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13%，而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出口这“三驾马车”，分别下降24.5%、20.5%和15.9%。可以说，这是近二十年来的最大降幅。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两个月，调查失业率突破6%，物价指数继续在5%以上高位运行。疫情加大了金融市场波动，2月份PMI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只有35.7%，远低于50%的阈值。这说明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广度和深度，无疑是超预期的。
  宏观数据下行也必然反映到中心城市的经济运行上。以北京为例，今年1—2月，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803.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1%，实现利润总额5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高达50.7%。从经济类型来看，北京市今年前两个月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4亿元，同比下降高达81%，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亦同比下降了31.1%，大中型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达51.1%。
  再看广州今年1—2月份的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前两个月，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82.78亿元，同比下降21.8%；三大支柱产业中，电子产品制造业下降21.4%，石化制造业下降13.3%，汽车制造业总产值下降更是高达35.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4.0%，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同比下降12.0%，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分别下降达38.1%和34.9%。
  当然，随着我国疫情初步得到控制，国内重要经济城市的企业已经逐步复工复产直至满产稳产，疫情在发生和迅速扩散时对经济的高强度冲击，必然会随着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而逐渐减弱，并逐步向着疫前经济增长水平的轨道上运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充分信心。
  中心城市要启动恢复经济增长的“快进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总体上是可控的，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具体到如何发挥好中心城市对疫后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我们研究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扎实做好入境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心城市大都有较多的国际经济交往，做好当前入境疫情防控工作，是确保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建议国内重要经济中心城市严格执行所有境外人员进入后集中隔离14天的防控措施。严格实行入境健康申报、登临检疫、体温检测和医学巡查等举措，细化入境、检测、转运、移交、诊疗、隔离等全流程管理，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相关症状人员及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采取分流转运、诊疗、隔离、留观等措施，确保防控有序有效。
  第二，加快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落地。受疫情影响，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要想在今年第二季度全部“拉起来”，几乎不可能。从消费角度看，1—2月份很多企业停工，员工收入锐减，消费在短时间内恐难有起色。从出口角度看，国外疫情扩散态势之迅猛远超预期，这驾“马车”肯定指望不上。我们认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心城市启动恢复经济增长“快进键”的关键在于投资，而投资的重点在于加快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落地，加快5G和智慧城市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最近，成都市推出数千亿元的重大投资项目，这抓住了恢复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其“正外部性”会很快显现，预计成都经济在二、三季度会迅速反弹。
  第三，积极挖掘中心城市的消费潜力。我国的中心城市基本都是人口集聚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两千万，成都、杭州等中心城市的人口也都在一千万以上，可抵得上全球其他地方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因此，中心城市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消费需求潜力，这既是对冲疫情影响的有效举措，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要引导市民逐步恢复正常消费活动，营造更加便利的消费环境，扩大实物商品消费。鼓励汽车和大宗耐用消费品消费，扩大市场规模。鼓励发展广覆盖、便利化、人性化的线上服务，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推广绿色产品、健康卫生产品消费，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
  第四，加大对受冲击较大行业的支持。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临的时间极其特殊，恰逢春节假期。而春节是我国消费的重要时期。疫情一来，餐饮、住宿、地产、旅游、客运、外贸等大面积暂时停止运营，严格的隔离措施和限制人员流动直接影响线下经济活动，对部分行业形成较大冲击，这些行业正是中心城市的一些重要行业甚至是支柱行业。恢复运营，关系基本民生，也关系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因此，国内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要根据疫情形势变化，畅通生产要素循环，打通地区间交通运输，积极协调用工问题，鼓励线上线下融合，主动帮助这些行业恢复运营。要加大政策支持，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提供差异化优惠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
  第五，培育新兴产业以促进产生新动能。历史表明，“危”中常蕴含着“机”。这次疫情也不例外。根据我们的观察，这次疫情可能会对我国的产业格局发生深远影响。像智慧城市、远程医疗、无人配送、在线消费、自助零售、线上教育、视频会议、企业在线运营等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和消费模式创新等等，预计在疫情之后会大量涌现，这将为新兴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建议国内中心城市顺势而为，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丰富5G应用场景，推进城市管理和制造业、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推动产业变革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继续发挥好中国经济的引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