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时代，更应警惕“技术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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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革命本能地令人兴奋。借助技术，人类可以攻克许多之前难以解决的治理难题。但新技术革命在为社会治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所谓技术迷信，通常指技术人员过度崇拜技术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从而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本末倒置，以技术为优先而忽略解决问题本身的行为。
  因此，在“热技术”面前，我们还需要“冷思考”。运用新科技来进行社会治理，需要考察多元目标之间的平衡，不能只讲求便捷，忽视安全。本期大咖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为你深度解读。
  警惕“技术迷信”导致社会治理出现失衡现象
  新技术确实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治理中，我们更要警惕“技术迷信”思维。这种一边倒的技术中心论很可能引发一系列失衡，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概括而言，新技术革命下社会治理领域容易出现以下几种失衡现象。
  1、追捧投资热点，忽视投资泡沫和金融风险。新技术革命时代的投资泡沫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企业和投资机构热切地希望专家指明下一个投资的方向，地方政府产业政策部门的官员也抱着同样的心态，期望引进具有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提升本地的GDP。大面积的产业同构，是各地方政府盲目追赶“投资风口”，以低价土地和税收优惠为代价，与资本结合的产物。
  2、欢呼新经济，忽视市场监管，引发恶性竞争和市场垄断问题。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口号下，“共享经济”被热捧，但这一新经济领域的各种大战无不以惨烈收场。这已经不是正常投资，而是野蛮拼杀。缺乏市场监管，任由“新经济”野蛮生长，将导致宏观层面的社会治理目标和微观层面的消费者权益都得不到保障。
  3、过度渲染智能制造和销售，忽视社会就业问题。最近一两年，“无人店铺”“智能机器人”等成为热词，它们都是节约人工的新经济形态。但是商业领域中的“无人店铺”、生产领域的“智能机器人”等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存在趋同化的思维模式和产业模式。不管大城市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本地劳动力富集还是短缺，无论高成本的投入能不能创造真正的附加价值，都“一窝蜂”地追捧热点，所有资源都往这些“示范企业”倾斜，必然会对就业等其他社会目标产生压力，造成失衡，引发社会不稳定。
  4、进行大数据采集和应用，忽视个人信息保护。如今，因为对受众的消费习惯尽在掌握，电子商务平台对注册用户的“大数据推送”驾轻就熟。当下中国，与智能化进程形成反差的，是法律的缺位。社会的智能化治理需要采集个人信息，但是必须遏制“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擅自披露和提供个人信息”，以及“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扎牢制度的篱笆。
  如何破除“技术迷信”，走向制度理性？
实现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有机统一
  归根到底，上述失衡的发生，是由于发生了“合成的谬误”。在强大的“个体理性”的推动下，企业、政府部门等纷纷扩张自己的权益；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缺失，如制度供应不足，或者监管失灵，导致“合成的谬误”出现，即：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但他们的行为加在一起，社会整体却呈现出了不理性的后果，表现为社会各领域的治理失衡。
  分散和集中是一对矛盾。市场行为是分散的、自利的，如何使市场行为的集合体符合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此，需要构建优质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制度理性的引导。例如，为了阻击疫情扩散，各地纷纷实施封闭式社区管理。在这次社区疫情防控中，基层处于“边学边干”的状态，各地的做法不一，有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执法乱相，对民众的财产权和人格尊严造成了损害。
  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
  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即两种逻辑各自运转，缺乏内生性的相互支持，从而引发治理失衡。如前所述，由于缺乏有效规则的制定和有效市场监管，共享经济领域出现了野蛮生长的乱象。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前两者往往融入在产业政策中，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使命是赶超，产业发展是引擎。赶超型国家的政府应该是市场的培育者。政府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越俎代庖。政府存在的价值，是“让市场更加成功”，为此，必须制定规则，并严格监管。
  正常情况下，政府应该让市场的“自发性秩序”发挥作用；但在发生经济危机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需要积极有为，通过“凯恩斯主义”式的诱导政策和托底政策，帮助市场和企业走出困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所有类型的企业经营活动都受到巨大影响，初期，企业遭遇“复工难”，后来遭遇“订单减少”困境。我们看到，在疫情防控初期，复工企业需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一旦有员工确诊，将对企业造成重大打击。这种局面令企业踌躇不前。好在政策供应不足的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各种支持政策，不止是支持复工的单项政策，还包括支持企业在困境中生存下去的财税政策纷纷出台。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有可能长期化，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策供给能力正在经受巨大考验。
  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新技术代表了工具理性，以法律为内核的制度建设代表了价值理性。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只是引进更多资金、技术，而是基于高度的发展理念，积极引入成熟的市场规则，并保证监管的有效性。社会治理的目标，简单讲，是“效率和公平”“便捷和安全”的共存。
  新技术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智能化时代，技术不断智能化，这就需要人类理性水平同步提升，否则，人类有可能成为技术的奴隶，失去人的主体性。如果机器成为人类生活的决策者，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成为了人类的统治者，这是对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的莫大讽刺，也是人类真正的悲剧。
  在这次疫情中，人类的脆弱和坚强，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人类的高贵，就在于面对危机存在“同情心和同理心”，这是任何高科技都不具备的。只有磨砺我们的意志，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人的主体性和责任感，才能克服危机、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也是智能化时代人类必须有的觉悟。
  现代化需要技术，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为新技术的横空出世感到欣喜的时候，切不可忘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不断提升人类自己的理性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驾驭“新技术”这匹野马，实现真正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