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自20世纪冷战结束以来,由于贸易自由化、技术创新以及运输成本的下降,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大幅提升。其提供了支持全球增长的廉价生产资料,从而广泛促进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步入2024年,伴随乌克兰危机、巴哈冲突、红海航道危机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地缘经济碎片化趋势加剧,其限制商品、服务、金融和技术国际流动所造成的产出损失将难以估量。其中,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成为进一步中断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渠道,许多国家出于国家安全或其他原因将农产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大宗商品供应链向近岸或友岸转移。在本已充满挑战的增长缓慢、金融紧缩、债务高企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带来了更高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显著放大全球经济成本。
总体而言,大宗商品市场相对更为脆弱。从供给端来看,大宗商品生产与自然禀赋紧密相关、难以转移,其呈现高度地理集中——世界前三大矿产产出国约占全球产量70%、前三大农业产出国约占全球产量65%、前三大能源产出国约占全球产量50%;从消费端来看,大宗商品的低需求弹性导致消费者在短期内难以寻求替代产品。此外,由于供给高度集中、需求却广泛分布,大宗商品的国际交易更为频繁,大多数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份额高于世界贸易与总产出的比率——全球约45%的矿产产出、30%的农业产出和30%的能源产出均用于国际贸易,同时,大多数大宗商品进口国只依赖少数供应商——世界约一半国家仅依赖从三个或更少国家进口矿产。可见,大宗商品市场更易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冲击影响而导致供应中断,且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的后果是广泛而严峻的。
首先,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将导致高昂的经济成本。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效应取决于市场碎片化造成的供需失衡程度以及供需价格弹性。对于许多严重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经济体而言,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将导致非常剧烈的价格波动,并挑战现有财政和货币政策框架,造成潜在顺周期效应,从而损害宏观经济稳定性,其长期产出损失可能超过GDP的2%。尤其对于小规模经济体而言,其应对大宗商品供求冲击的缓冲更为薄弱,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也更为剧烈。此外,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极易导致不同地域或集团之间的价格出现重大差异、供需出现严重失衡,从而引发更多供给冲击、波动和不确定性。
其次,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将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事关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市场碎片化将对众多依赖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进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安全网造成直接冲击,尤其对于平均80%的小麦消费都依赖进口、存储容量低、消费平滑困难的低收入国家,农产品价格飙升将产生一系列重大后果,包括粮食短缺、社会动荡、冲突、难移民乃至人道主义危机。
最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将导致高昂的环境成本。国际能源署估计,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情景下,铜、镍、钴、锂等主要用于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关键矿产可能会像原油一样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世界各国对关键矿产需求将成倍增加——铜将增长1.5倍、镍和钴将增长1倍、锂将增长6倍。而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将加大能源转型关键矿产价格上行压力,提高脱碳经济和非经济成本,降低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意愿,从而显著增加了全球完成必要的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的难度。
面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风险,需要从国际和国家两个层面做好应对预案。从国际层面来看,加强多边合作是防止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的最优方案。多边合作能有效阻断世界各国实施贸易限制的恶性循环,加强大宗商品生产、消费和库存国际数据的共享和标准化,并提升进行协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以最大限度降低碎片化负外部效应。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世界贸易组织大宗商品多边规制,包括对数量限制、关税壁垒、歧视性补贴、原产地要求以及其他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贸易措施规制。次优方案则是建立最低限度的“粮食保障”“绿色通道”等诸边协议,以保护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至关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场。从国家层面来看,世界各国可以采取措施抵御大宗商品市场碎片化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具体措施包括促进对国内采矿、勘探和关键矿物回收的投资;重视大宗商品供应来源多样化;投资贸易基础设施以降低贸易成本,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支持创新以加速技术进步和开发替代品;建立宏观经济、财政和金融政策缓冲空间,以降低突发大宗商品供应中断冲击及次生影响;强化社会保障安全网,保护脆弱家庭免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来源:国际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