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阳:中国农民工家庭遭遇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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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阳（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为什么农民工群体外出打工多年却始终难以实现家庭财富的有效积累与向上流动？在历时三十到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农民工家庭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单位，按照常理，应当实现了相当规模的家庭积累，不论是家庭财富还是人力资本，足以支撑其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可问题是，纵观我国农村地区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在日复一日的辛苦打拼后，仍旧在重复着父辈的故事，极少数方可穿透这一底层阶层壁垒，原因何在？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天花板究竟在何处？又存在怎样的运作机制？
  一、农民工家庭发展的“天花板”
  从笔者的观察来看，不论农民工兄弟如何努力，却始终处于家庭收支结构的平衡边缘，而且难以实现高度均衡，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是农民工家庭的灭顶之灾。这也意味着农民工家庭抗风险能力极弱。为什么这样呢？接下来，笔者拟从其家庭收支结构来做一番梳理。
  首先，农民工的中低劳动力素质结构决定了其始终处于经济结构所能供给的职业体系边缘地带，劳动力市场价值有限，且受生命周期、家庭变故等因素影响较大，属于天然的弱势劳动力群体。农民工普遍从事的工作一般有三类：一是工厂工作，二是工地工作，三是卖水果、送快递、收废品、水电维修等三产服务业从业者或个体户。从收入水平上看，这三种类型的工作始终处于收入体系的低端，而且高度依赖劳动力的身体条件。由于农民工身体自有其生理限制与家庭分工安排，使得农民工外出务工具有很强的波动性、流动性，且存在高峰与低谷之别。如此，也便形塑了农民工家庭收支结构中的“上不去”特征。
  其次，农民工的人生任务安排和村庄生活属性，内生性存在农民工家庭人生任务高峰期与密集期，加之村社内部的拉平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农民工家庭支出具有硬支出的特征。对于一个普通而正常的农民工家庭而言，从20多岁成长到40多岁的生命历程中，父母在不断变老，子女在不断变大，由此，养老负担在不断增加，子女的教育支出、婚恋支出、建房支出等也在日益增加，在不向亲戚朋友借款的情况下可以顺利实现人生任务已经难能可贵，遑论实现物质层面的有效积累。此外，熟人社会内部，面子文化天然发达，攀比竟胜之心在所难免，尤其是近些年兴起的买车潮，少则六七万，多则十多二十万，也成为农民家庭的又一沉重负担。人生任务与村庄竞争，形塑了农民工家庭收支结构中支出的“下不来”特征。
  最后，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其收支结构的脆弱性导致其抗风险能力天然较弱。而这一群体又恰恰是风险意识较差、风险隐患较多的群体，因此，家庭风险构成了农民工家庭向上流动的天然屏障。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研究来看，农民工家庭的风险来源主要有三：一是鉴于目前我国医疗保障的低水平特征，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人突发大病，将致使家庭支出骤然增大，数年积蓄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消耗得荡然无存，出现“辛辛苦苦干三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现象，这也从侧面催生了部分农民工家庭“小病拖大、大病拖死”的应对策略与行为；二是由于工伤、车祸等事故致使家庭中青年等主要劳动力残缺，使得家庭劳动力结构短时间内难以接续，家庭收入必然骤降，将直接影响子代的建房、婚恋等家庭再生产；三是洪水、泥石流、地震等天灾，小范围、区域性、小概率，但却是真正的大伤害，一旦遭遇，数年不振。
  二、未来向何处去
  中国农民工究竟向何处去，这一议题的答案，据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长期的基层调研了解，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一是是否有能力支付进城成本，主要集中在安居成本与乐业成本；二是家乡吸引力如何，受产业结构、宗族文化、基础设施等二级变量影响；三是个体或家庭主观选择，既有对教育、消费等城市优势资源的期待，也有对落叶归根的故土依恋。农民工进城与否，既不是一个价值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根据以上三大因素在家计模式、家庭分工和家庭发展需要等大框架下具体的、实践着的选择，需要具体分析。
  （一）进城能力是农民进城的经济前提
  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进城成本是农民进城的经济前提，其中进城成本是关键变量。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安居成本，也就是是否有能力支付购房成本，房价高涨只挡住了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对于条件较好的农民工家庭而言，进城购房尚构不成障碍；二是乐业成本，是否有能力获得稳定而有尊严的工作岗位，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其学历低、技术弱、身体条件周期性波动等劳动力素质结构决定了其工作的流动性，注定无法获得体面而有尊严的工作岗位，强行留在城市务工，只能以沦为主流就业市场边缘人群为代价；三是养老问题，农民工群体绝大多数是没有社保的，随着年老体衰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老年生活怎么办？关键是已经习惯了农村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的农民工群体，是难以在城市颐养天年的。有基于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而言，进城消费是理想，返乡生活才是现实。
  （二）家乡吸引力是农民工返乡的社会基础
  调研时，笔者曾就城乡之间如何选择这一问题向各种类型的农民工群体代表请教，从回答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明确表示返乡，理由如下：一是家乡空气好，好山好水好人家，不必忍受城里污浊的空气；二是村庄熟人多，有人说话，办事方便，人也不寂寞，到了城市，就像进了监狱，在小区里待久了，很有可能患上老年痴呆症；三是老家有田地，种瓜种菜种庄稼，劳动有意义，关键是健康又有机；四是成本低，吃穿都是自己的，花费少，不必像城市生活，锅上锅下都需要钱。在他们看来，城市属于有钱人，自己天然适合生活在村庄，有田地就有生活保障，有熟人社会就不会孤独寂寞，有祖祖辈辈而去、子子孙孙而来的生命绵延不绝，人生价值实现就有依托。如果说，无力支付进城成本是农民工进城的客观限制，那么家乡吸引力则是农民工选择在地生活的内生逻辑，两者构成了农民工家庭在城乡往返之间确立空间选择的完整逻辑。
  （三）城乡定位是农民工家庭主观意愿的综合抉择
  城市与乡村，各有一套自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而农民工群体，则是勾连这两大体系的流动性力量。站在他者的视角看，城市与乡村各有优劣千秋。城市自有其生活的便捷与优雅，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资源丰富而优质，灯红酒绿的城市体系，为生活其中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生活选择是以选择的能力作为基础的，城市的消费体系是需要家庭支付能力与之相匹配的，否则只能享受廉价而毫无尊严的生活选择，甚至沦为城市救济的对象。
  乡村最大的特征在于其乡土性，从土地中来，到土地中去，村庄内外到处都是熟人，交通等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稀薄，仅能满足生活基础性需要，而且在乡村生活消费内容极其有限。乡村社会属于一个低成本、非规则性、有信用的高度灵活却又自成一体的社会体系。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十余年新农村建设，尤其是近些年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乡村交通、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并逐步完善，教育资源均衡布局也已提上日程，尤其是中西部产业发展迎头赶上，给予了外出务工农民工群体在地就业、享受完整家庭生活的机会。家乡这一“家”与“乡”的双重吸引力大大增强，这也是近几年出省务工农民工群体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家庭在面对城乡生活空间时何处何从，将根据自身家庭进城能力、家庭发展需要、乡土观念、村庄吸引力等各种因素做出综合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