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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阳(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现代种业发展面临五大挑战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民说,‘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前,我国现代种业发展面临以下五大挑战:
国际种业市场寡头垄断加剧。全球种业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种业巨头强强联合,抱团发展,掀起了新一轮重组浪潮,2015年12月美国最大的两家化学公司——陶氏化学和杜邦宣布达成平等合并协议,2016年德国农业和化工巨头拜耳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公司孟山都,2016年瑞士农化巨头先正达被中国化工集团花费四百多亿美元收购。在并购浪潮背后,以种子与农化巨头强强联合为特征的金融导向越来越明显,从种业内并购向行业间整合转变,国际种子企业巨头的全球布局呈现快速扩张趋势。
全球种业“一体化”步伐加快。国际种业市场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走向“一体化”,大型跨国企业既占据欧美发达国家主流市场,又渗透到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并从传统跨国公司快速转型为新型商业机构,成为诸如陶氏先锋、拜耳孟山都等全球资源整合型企业。美国的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作为国际四大跨国粮商,凭借资本优势和市场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上游原料与期货、中游生产加工与品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控制权,在全球前十大谷物出口国中占据九个。
生物育种技术制高点争抢激烈。研究表明,以“生物技术+信息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种业科技革命,在推动种业研发、生产、经营以及管理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变革,现代种业的竞争优势已转向研究方式的集约化、规模化以及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集生物技术、智能化、数字化以及信息化技术为一体的种业跨国集团成功实现了良种的“量身订制”;另一方面基于基因修饰技术的定向改良育种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民族种业主权遭受威胁。调研显示,少数国际种业巨头试图控制我国种业市场,当前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七十多家国际种子企业涌入我国。其中,美国先锋公司20余个玉米品种覆盖我国东北、黄淮海地区,而且这些地区还是我国粮食重要的主产区;山东寿光种植的蔬菜大部分使用的是“洋种子”,本地茄子、辣椒、西红柿等品种被挤出市场;大豆进口占国内消费总量的80%;转基因、基因修饰等前沿核心技术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这对我国种业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现代农业用种需求趋向多元。集绿色安全、优质专用、广适高产、轻简高效于一体的品种相对比较稀缺,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市场多元化的需求以及农业综合效益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绿色发展理念迫切要求种业发展由产量数量型向绿色效益型转变、由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加快培育抗病抗逆、节水省肥、轻简高效的资源节约型品种。农业供给侧改革也要求由增产导向转变为提质导向,由注重从粮食作物向粮经饲作物并重尤其是特色作物转变,做好“特”字文章,打造“金字招牌”。坚守粮食安全底线,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要求将种子紧紧攥在自己手里,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加快构建国家现代种业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现代种业发展,在种子管理法律法规、种业科技创新与管理体制改革、现代种业提升工程以及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为我国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
2011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该文件以科技创新体制、管理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并明确了“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的定位,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推动了科研单位的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权益比例改革、良种联合攻关、品种绿色通道等政策不断落地。
自2016年实施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来,我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上升到法律层面,推动了种业顶层制度设计进一步完善,种业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健全,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且正在加快步伐构建国家现代种业体系。
2018年,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围绕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三大产业进行布局,投资聚焦育种创新、资源保护、种子基地、品种检测等领域,现代种业发展基础稳步夯实。2018年8月,财政部等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将三大粮食作物制种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目录有关事项的通知》,支持现代种业发展。
2019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该文件提出开展系统收集保护,实现应保尽保;强化鉴定评价,提高利用效率;建立健全保护体系,提升保护能力;推进开发利用,提升种业竞争力;完善政策支持,强化基础保障;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管理责任。
如何多措并举抢占全球种业技术制高点?
第一,全方位实施国家种子安全战略
从国家战略层面聚焦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和研究,进行长期稳定投入。加强国家间的农作物种业合作交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育种专家,加大对种质资源地保护和引进力度。同时在国家层面加强对玉米、大豆等转基因技术影响的综合评价以及加快相关育种步伐,打破跨国公司垄断转基因种子的局面。打好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组合拳,全力打造我国种业“航空母舰”集群。
第二,加大对现代种业的科研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
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围绕国家重点农业科技创新实验室,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增产增效、防灾减灾和现代育种等重大技术研发尽快取得新的突破。通过项目合作促进区域间、行业间现代种业科技企业联合攻关,尤其是要强化现代种业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现代种业科技企业的广泛参与,不断增强现代种业科技创新活力。在育种结构上,科技攻关要聚焦三大主粮(水稻、玉米、小麦),加快选育抗灾强及产量高的新品系,同时保证种子专利的合理收益。
第三,加快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
按照《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聚焦育种创新、资源保护、良种繁育、测试评价等,进一步加快工程建设,在种业自主创新、良种综合生产、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第四,营造稳定的种业市场环境
突出发展现代化种业,构建强有力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种子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需要构建统一、高效的农作物种业监管、执法体系。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国内种子的市场监管力度,提高国外种子的准入门槛和技术壁垒。
第五,建设国家生物种业技术创新中心
以生物育种前沿技术为主攻方向,在全国分区域打造一批创新资源集聚、组织运行开放、治理结构多元的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涵盖国家种业安全战略发展中心、“一带一路”种业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际生物种业技术交流中心等分中心,构建基因修饰、生物合成、智能化育种核心技术集成体系,推动种质创制、品种培育、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创制一批战略性重大新基因、新材料、新品系。
第六,建设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和国际种业大数据中心
在全国种质资源优势区域试点建设“一中枢、两平台、三基地”,“一中枢”即企业总部基地中枢,“两平台”为国家分子育种研发平台和质量检测管控平台,“三基地”是种业原始创新基地、加工与出口贸易基地、育繁推服一体化示范基地。引进一批企业总部,培育一批产值过亿种企,推动优势企业“走出去”,打造人才向往与企业青睐的现代种业投资创业园区、引领全球的原始创新现代种业园区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现代种业交流合作园区。同时,充分依靠试点地区在全国计算机领域的优势,建立国际种业大数据中心,在表型数据处理、育种技术创新以及种业市场分析等方面建成国际一流的种业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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