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波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发展

国粮

谭洪波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不断向服务业转向，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持续增加，服务业结构也在不断动态调整和优化。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我国服务业发展实践看，服务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主要是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投入的行业，这些行业对其他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占据着产业链的重要位置和价值链的高端，同时也决定了其所在整个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层次和竞争力，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与高端化水平对一国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尤为重要。

  一、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的战略意义

  1.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决定了其下游产业的竞争力水平

  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属于中间投入品，为生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其所含的技能和知识水平直接决定了下游需求方产品的复杂程度、生产成本、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管理效率、产品功能和性能、可替代性、被模仿难度等特性。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先进生产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蕴含了大量的知识和技术，下游企业投入了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就相当于投入了若干高级生产要素的集合，这些高级生产要素通过专业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利用所掌握的专门知识和技能重新组合打包，生成新的可以被下游企业直接投入使用的服务，从而提高了相关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如研发与科技服务、设计服务、信息软件服务等。

  第二，有些生产性服务业同时还为下游企业的业务发展、战略投资、兼并重组等提供融资计划和方案、审计、规划、公关、咨询等一整套解决方案。客户企业的这些重大决策及其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比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等，它们可以为众多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许多专业化和高端化的服务。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不但决定了其下游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水平，同时也影响着下游企业的战略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2.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攀升价值链高端的必然选择

  全球价值链是不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以某一种共同商品为载体实现各自价值而形成的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一般由生产性服务环节和生产加工制造环节构成。不管这种商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其中都不可或缺的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如研发、设计、广告、营销和售后服务等。我国长期以来以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融入全球价值链，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正确的选择，实现了我国全球化和工业化发展路径。但随着我国经济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这种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也暴露出了一定的弊端：第一，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低技能劳动力通过短期培训可以胜任，属于相对简单的劳动过程，这也就决定了它所蕴含的价值低于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第二，也正是由于上述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低的原因，导致其地区根植性弱。而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对制度、人才、文化等要求较高，同时制度、人才与文化这些要素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了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地区根植性较强。因此相对于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更容易受到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实现跨区域迁徙。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上述两个弊端凸显了提升一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水平、攀升价值链高端的战略意义。

  3.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凝聚和延伸产业链，有助于双循环格局的构建

  近年来，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向数字化转向，具体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活动逐渐被数字化，原有的一些数字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产业更加深度融合与互动发展。首先，经济社会数字化的过程本身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支撑，该行业本身就属于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都很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推动着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反过来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过程又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一方面数字化过程促使各类服务业可贸易程度显著提高，因此这些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显著降低，数字化使生产性服务企业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轻而易举地为其客户提供服务，各类制造业企业就不一定再分布在生产性服务业周围形成“协同式集聚”，而是进一步从生产成本、市场距离、产业安全性等角度考虑自身的空间定位，逐渐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分离式集聚”。虽然生产性服务业与其客户制造业企业相隔千里，但是他们通过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知识和技术紧密连接，从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凝聚和延伸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产业体系相对比较完备，但是存在一些影响众多产业间国内大循环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越高，其可编码性、可储存性和可传输性就越高，可数字化程度也就越高，数字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越过这些机制与体制的障碍连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类产业，从而有助于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

  二、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1.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与融合相结合，形成两者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分离是指生产性服务环节与制造环节在体制（治理、管理）上的分离，使制造业企业或服务业企业分工更加细化，分离出专门的服务环节，走专业化发展道路，内部服务外部化形成专门的企业运营，也可以组建集团经济体。体制上的分离可以给原本属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多的发展与决策自主权，除了服务原来的企业之外，还可以为更广泛的市场提供服务，从而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效应。

  融合是指服务过程与制造过程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向两端延伸产业链和供应链：一是发展服务型制造，为实现更好的服务，各类生产性服务企业根据自己的专长、创意和创新推出与自身服务相结合的某一细分市场产品；二是促进制造业服务化，不同的制造业结合自身产品的特点推出与产品相关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以提高制造业自身产品的性能、寿命，并促进交易达成和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培育客户的忠诚度和粘性。

  体制上的分离与过程中的融合都是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与高端化发展。为此，相关部门应研究制定有利于产业融合与分离发展的税收政策，除了避免同一项服务在不同环节重复征税之外，还应在一些创新程度高的生产性服务关键领域给予税收优惠。

  2.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构建开放统一、有序竞争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

  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消除行政垄断。除了一些需要自然垄断的行业和环节之外，积极推进行政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我国目前仍有一些生产性服务领域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市场化程度低，行政垄断除了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之外，还会挤压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从而压低整体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同时行政垄断人为限制竞争，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高端化自由发展。二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我国在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割据，从而限制了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市场范围，使得一些本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继续存活，保护了一些效率较低的企业。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不利于开展竞争和并购重组，阻碍了合理市场结构的形成，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专业化程度难以提高的局面。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各地开放市场，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打造国内统一的竞争性市场。由于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知识和技术的投入与生产往往需要多年的积累、试验、探索与总结才能形成，其中的人力资本往往要许多年的投入和积累，这决定了该类生产性服务业初始投入大，但一旦成功之后其复制过程又相对容易，也就是说其边际成本往往很低，属于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特点要求具有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在成功之后收回高企的初始投入，因此广阔的、统一的竞争性市场才能为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正向激励。国内外经验表明，在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企业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

  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吸引专业化和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国际投资和贸易，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其对内扩大开放，另一方面通过吸收国际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和服务进口，可以从国际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中获得更多溢出效应。

  3.“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吸收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

  长期以来，我国发挥了生产要素成本优势以制造业融入全球化，制造业融入全球化又以两头在外为主要模式。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长期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我国服务业融入全球化相对滞后，形成了产业非平衡式全球化模式，这使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缺乏全球化的市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国制造业通过“引进来”在干中学获得了一些外溢效应，如今，随着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外溢效应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而人才作为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投入又难以大规模引进。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步伐缓慢，难以利用国外先进的生产要素。因此，在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应积极鼓励我国生产性服务企业“走出去”，相关企业应积极向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由此，除了可以扩大市场外，更重要的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和地区诸如人才、知识等先进的生产要素。具体形式包括与国外相关企业组建战略联盟，对国外相关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或者直接到相关行业的人才高地设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服务中心等。

  4.围绕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中出现的新问题积极研究，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全球化治理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在某些领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并且这些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走出国门，到海外直接投资以商业存在的形式服务海外客户，有的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大国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这些生产性服务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频繁地受到某些国家逆全球化操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越来越强，数字化水平越来越高，贸易成本显著下降，因此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快速增长，专业化与高端化的生产性服务的生产、交易和投入使用过程在时空上逐渐分离，更多地变成了可编译可储存的代码和数据。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关于数据安全、数据所有权、数字税等新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与争端。为了主动应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我国政府、相关组织、多领域专家和企业应积极研究这些新问题、新矛盾，加快出台反制策略，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研究和创新国际经贸规则，为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中国方案，同时也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5.以平台化促专业化，以数字化促高端化

  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化可以促进其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第一，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生产性服务业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难题。平台内集聚了大量同类生产性服务企业，通过平台服务展示和客户事后评价，平台促使生产性服务供需双方事先更加透明和事后更有约束。比如通过平台商提供的大数据分析了解供需双方的信用记录、历史服务质量等，事后供需双方可以相互评价以促进双方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的自我约束。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化促进了该市场的竞争程度，因为大量同类企业集聚在平台上，这虽然不是空间地理的集聚，但却形成了虚拟网络的空间集聚。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虚拟网络空间的集聚承载度远高于地理空间的集聚承载度，同类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价格和类型也会成为“共同知识”，因此平台化将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程度。第三，生产性服务业平台在虚拟网络空间中集聚了大量的同类企业或者相关企业，集聚企业可以充分获得线上各种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原本只有在地理空间集聚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而平台化则打破了这一定律。由于平台可以分为某一行业的专业性平台和由众多行业组成的综合性平台，因此虚拟网络空间集聚的外部效应也可以根据平台的特征分为专业化外部性和多样化外部性，这些线上集聚的外部效应同线下集聚的外部效应一样可以使上下游企业更容易获得专业化的投入，众多相关企业和具有某一专长的劳动力通过平台更容易找到对方，形成网络空间集聚的“劳动力蓄水池”；同时网络集聚企业也容易获得更多外溢效用，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

  平台化从制度安排上大大降低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信息不对称性，促使生产性服务供需双方达成交易。而数字化则进一步从技术上解决了生产性服务业交易双方的贸易成本问题。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应用推动了经济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应运而生并相互依赖和促进。除了信息技术服务业本身属于专业化和高端化水平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之外，它还促使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加速数字化。通过数字化，生产性服务业变得可重复、可存储、可检验、可传输、可扩展、可识别、可延续、可对接、可标准化，从而其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从技术上生产性服务瞬间可跨越国界实现全球化发展，通过全球化进一步放大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数字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更容易与其他产业融合，各种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形成的大数据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传递给制造环节，最终形成数字制造、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从而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高端化的价值。【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我国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BJY12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