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勇：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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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谈及“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教授樊勇认为，背后主要有三方面考虑。
  “一是财政税收制度和金融制度都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一个整体。财政与金融本就关系密切，都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紧密配合，促进了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如果二者不能相互协调配合，会阻碍宏观经济发展，也会给微观主体发展带来困境。因此，完善我国的宏观经济体制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统筹考虑，使其在相互的政策配合中，合理调节宏观经济，为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提法更能凸显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重要性。二是中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需要将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统一起来，相互补充，解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不能解决的外部性问题。”樊勇指出，三是突出税收政策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中的作用。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既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国家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之一。同时，企业既是微观经济的主体，又是纳税主体，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会对企业的预期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税收政策会对其他财政政策的选择和实施产生影响，也会进一步引导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和微观主体的资金流向，从而影响金融政策。
  财税金融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樊勇认为，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有更高的水平，现代财税金融体制需要精准、普惠、灵活、创新。
  “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必须要精准决策、精准施策，选择财税金融政策时要小心谨慎，防止具体政策作用出现不合适的‘叠加效应’和‘抵消效应’，要为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普惠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十三五’时期我国减税降费措施涉及增值税、企业社保缴费、个人所得税和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等，货币政策注重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增加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和健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等，具有普惠性特征。‘十四五’时期仍要保证政策的普惠性，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为背景，关注社会热点，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灵活地对政策进行搭配协调，使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时形成合力，通过灵活创新地运用政策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减少政策时滞。”樊勇进一步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