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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浙江省乡村振兴咨询委专家策论会在浙江温州召开，来自全国“三农”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相聚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共享农村改革经验，共话乡村振兴未来。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亚华教授受邀出席并作题为《以有效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和启示》的主旨发言。他认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其核心内容是领导力有效供给、治理共识有效凝聚、内生动力有效激发和利益联结机制有效构建。以下为会议发言实录。
以有效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和启示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为全国贡献了很多改革经验。我们关注和研究了浙江近年来涌现的一批改革经验，包括浙江首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两山银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乡村“CEO”，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安吉，以及桐乡首创的“三治”融合，宁海的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象山首创的“村民说事”，海盐搭建的“睦邻客厅”等。当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浙江“千万工程”。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是罕见的以地方经验为标题的中央文件，可见浙江的“三农”工作为全国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去年是浙江“千万工程”实施二十周年，农业农村部认真总结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我们也认真学习，深感“千万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全国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浙江样板”。“千万工程”很值得研究，是当代“中国之治”的一个缩影，包含了很多中国智慧，例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这些精神财富已经成为指导全国“三农”工作的思想方针。
浙江“千万工程”实践生动诠释了通过实施有效治理，可以有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二十字”总要求中就包括“治理有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而推进有效治理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综合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典型经验与案例，我们发现：乡村的振兴，首先要立足于“农”，这就是乡村独特的功能，包括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其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激发乡村独特功能，将乡村功能转化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把农村从“粮仓”变为“厨房”，把农村的“穷山”变成“金山”，把农村从“田园”变成“花园”。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是打造治理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主要依靠乡村的有效治理。
乡村的有效治理不能仅依靠乡村自身力量，一定要多方借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用好各种发展动能，最重要的是“五大动能”：组织引领、市场牵引、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和数字赋能。在浙江“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这五个动能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浙江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省区之一，乡村工业化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城镇化对乡村发展带动作用明显。2023年，浙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4.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个百分点, 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不仅没有衰败，反而越发美丽，关键是通过城乡产业互补、城乡要素流动、城市反哺乡村，以城乡融合实现了城乡共同繁荣，这对于全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千万工程”还非常重视用好数字技术革命机遇，以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千万工程”得以及早部署、持之以恒、不断推进的组织保障。
我们通过对全国乡村振兴典型经验和案例的考察，发现有效治理的内核有“五大要件”：领导力、共识凝聚、内生动力、利益联结机制和能力培育。这“五大要件”在浙江“千万工程”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1.领导力有效供给，牵引乡村发展。“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中国的国情决定了领导力是推动乡村有效治理的第一推动力。在农村人口不断净流出到城市的背景下，乡村的领导力不足是乡村振兴的瓶颈因素，需要千方百计多渠道加以解决，不论是培育当地村干部和乡村能人，还是引用返乡企业家和新乡贤，只要能够增加乡村领导力，都是值得努力的切实举措。“千万工程”的经验就是发挥了中国特色的体制优势，通过多层次的领导力供给牵引乡村振兴，既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如党建引领选优配强村支书，也充分激发市场的活力，如杭州余杭面向全国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通过有效解决乡村带头人的问题，浙江各地有效组织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实现了有效的乡村治理。
2.共识凝聚，凝结治理理念，形成治理共识。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城市化背景的治理主体优势在于拥有市场信息、先进技术、规则经验等现代化的要素能力，而具有乡村背景的治理主体优势在于对本土化治理规则的熟悉，以及拥有地域性的生产要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需要各种主体通过对话交流，形成乡村发展的共同愿景，进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在共识凝聚上，浙江在很多方面的理念比较超前，比如20年前就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坚持一切按照农民的需求，找准小切口，分类施策把握关键。
3.内生动力奠定有效治理基础。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最大程度激发广大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内生动力和共同合力。在“千万工程”实践中，我们看到多地通过创新治理模式，坚实走好“三治融合”之路，推动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清楚明了”，本着“有事好商量”的理念推广村民说事，大力弘扬民俗文化，大力推广文化礼堂，激发广大农民热情，释放了蕴含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能量。
4.兼顾多元主体需求，实现利益联结。多元主体如果要达成长期有效的合作，必然是以某种创新性的方式兼顾了各方的利益需求。尤其是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兼顾村集体利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企业及合作社的经济效益，能够更好地推动村庄经济发展中不同主体的协同，推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例如，浙江湖州市以缩小城乡差距、助推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在全省率先探索“强村公司”，运用“乡村经营”理念探索“两入股三收益”“两退出三保障”“两承诺三带动”的利益链接机制，形成强大的乡村建设凝聚力。目前强村公司的做法已经在全国很多地方推开。
5.能力培育是有效治理的催化剂与试金石。乡村振兴之路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多元主体不断学习、探索、磨合，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也需要在此过程之中不断试错和调适，找到适合当地的发展道路。浙江省自2003年开始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以点带面，帮助农村全面提升发展能力。2011年之后，转向“千村精品、万村美丽”，不断优化升级。当前，浙江正在打造“千村未来、万村共富”，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乡村，推动乡村振兴能力整体迈上新台阶。可见，浙江20年间不断升级“千万工程”，是一个循序渐进和不断调适的过程。
综合来看，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需要把握“五大动能”，需要协同多元主体形成治理共同体，用好“五大要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这样就可以有效激活乡村的各种独特功能，最终实现“五大振兴”。上述理论机制，在浙江“千万工程”中有鲜明体现，也是浙江“千万工程”的重要经验。
目前，浙江人均GDP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0%，位居全国前列；同时，浙江是全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在过去十几年间是全国很少几个所有地级市都能够吸引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之一。这展现了“千万工程”对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力说明有效治理可以带动乡村整体水平提升，让乡村“旧貌换新颜”，通过缩小城乡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浙江经验，中国方案。“千万工程”不仅给全国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祝愿浙江的“三农”工作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开新局，乘风破浪，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多探索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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