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瑞芝：高技术制造业增长的新空间与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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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瑞芝（南开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经济呈现回暖态势，增长3.2%。数据显示，二季度增长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恢复较快，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趋势明显，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去年同期增长率高0.9个百分点。而同期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工业整体增速达5.8个百分点。2019年全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为8.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3.1个百分点。
  从今年上半年数据和去年全年数据比较看，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这一点从高技术产品出口可见一斑，2019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9.3%，而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达60%以上。与此同时，高技术产品出口结构明显优化，由过去出口到亚洲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转向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为主。这显示出我国制造业新兴领域加速成长壮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
  新科技浪潮下技术快速扩散与应用推动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当前，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型阶段，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工业化发展趋势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服务经济比重日益提升，二是制造业内部结构呈现高技术化特征，各个行业部门越来越多采用高级技术和自动化工艺，以技术密集为特征的尖端工业逐步兴起。20世纪70年代，美国处于向后工业化转型时期，在保持扩大金融业优势和对跨国资本掌控的同时，将中低端传统制造业进行全球化转移和布局，而美国本土则大力发展高端电子制造业、电子信息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后，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优势与市场开放推动下，呈现去工业化态势，将本国产业发展聚焦在制造业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包括机械、汽车以及电子电气产业。日本在这一时期借助持续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以促进本国高技术制造业与经济快速发展，重点加强对基础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扶持，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日本的制造业结构逐步实现高科技化和信息化。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凭借柔性化生产和精益制造实现对美德汽车产业的赶超。
  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纷纷实现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当前，精密仪器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移动通信、生物工程、医药制造和新材料等工业迅速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也进一步推动这些产业融合发展。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高技术产业发展既支撑了制造业良性健康发展，也成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必然趋势。这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内在逻辑。
  进入21世纪，世界科技发展速度刷新历史记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崛起，基因工程、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一系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这一系列新技术的诞生和冲击被一些学者称作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无论是否称得上是新一代的工业革命，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显示出数字革命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数字经济时代。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进步不是以线性方式而是以指数方式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由于新技术扩散速度加快、迭代周期越来越短，面向产业应用的新技术之间的融合速度也在加快，推动全球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在我国，这种新技术之间融合推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凭借我国国内大市场的优势而获得发展先机。以高技术产业中的一个典型产品智能手机为例，2019年，中国市场整体出货量约为3.7亿台，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比重达24.9%。与此同时，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也受益于全球市场。2019年我国医疗器械出口增速高达21.46%，出口额287.0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约占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的6.0%。可以说，当前新科技浪潮下所带来的技术快速扩散与应用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因，而国内大市场和全球市场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提供了外在拉力。
  此外，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成长。伴随新一轮工业革命孕育而生的科技服务业，有效衔接创新链与产业链，推进创新资源高效融入高技术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2019年中国科技服务业市场规模达到了2.23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在2.2%左右，市场规模同比增长大约10.9%。科技服务业特有的专业化知识和技术服务功能可以有效分离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的服务环节，以专业化分工方式提升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整体价值，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整体产业链的技术水平提升。
  逆全球化的影响促使中国高技术产业内生化动力增强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全球化的商业逻辑强调的是全球分工，分工产生价值，亚当斯密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发现了分工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全球分工通过利用每个国家（或经济体）各自的独特优势和规模效应构建全球产业链，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然而，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从不缺乏“逆全球化”的身影，从重商主义到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再到“凯恩斯革命”，以及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始终贯穿其中。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投资保护和贸易保护措施，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达1200多项，居全球首位，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手。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还直接采取技术封锁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全球商品价值链格局正在重构，美国一直以来在高端产业链环节保持的优势地位正在被挑战。
  在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都面临巨大风险。短期内，中国高技术产业也面临这种风险，然而，挑战也是机遇，风险也是机会。按照联合国划分的标准，现代社会所有工业部门总共可以划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当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拥有联合国所列举的所有工业类别，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100%工业品类生产制造能力的最完备工业体系的国家。最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技术体系，这意味着自主开发是一条可以走的路。正如2019年7月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指出的：“中国技术公司正在加快研发先进的基础性技术以摆脱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美国终将输掉与中国的技术战争。”可以说，逆全球化浪潮和发达国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封锁增强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内驱力。
  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日益提升为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连续四年保持上升势头，2019年排在第14位，位列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第一名。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提高得益于我国在国家战略层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转型，在一系列国家层面战略指引和创新政策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支持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量快速增长，强大的研发资源投入为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提升奠定基础。《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22143.6亿元，继续位居世界首位；R&D经费投入强度高达2.19%，大体上与欧盟平均水平相当；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259.2万件，继续位居世界首位。按不变价计算，2000年至2019年中国R&D经费年均增速16%以上，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新闻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在PCT（《专利合作条约》）框架下提交了58990件专利申请，超过美国提交的57840件，成为PCT最大用户，中国提交专利申请量从1999年的276件到2019年的58990件，20年间增长了200倍。
  与此同时，我国技术体系日臻完善、创新平台孵化功能日益增强，尤其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释放的创新活力推动了科研创新成果向产业应用的转化。随着我国综合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和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向高技术产业领域转化，这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内生原动力，为不断涌现更多高技术产品塑造更大潜力空间。
  国家政策支持引导、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为高技术制造业腾飞提供更大空间
  由于高技术制造业具有技术密集型的特征，其尖端技术的难以复制性以及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世界各国纷纷加大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通过立法和政策文件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详细且系统的扶持政策，包括确立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企业间合作研发、“官产学研”合作等技术发展战略，研发成果的归属、专利授权、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财政补贴、政府采购和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以及科学园区带动政策等。通过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实施，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自动化生产体系”工业、航空以及核能等为核心的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了从产业、科技创新、财税等微观干涉到宏观调控方面的一系列系统性政策来支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具体包括掌控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方向及重点领域的科技和产业政策大纲、科技创新立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科技创新制度、研发费用补助、税收优惠和研发活动优惠融资等。政策实施后，电子信息、精密设备制造、智能终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关键。为促进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产业、科技创新、人才、财税、高科技园区（开发区）设立等，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高技术成果、产品和企业为重点支持方向；新世纪初有关科技服务平台、载体、科技园区等各种专项支持政策逐步出台；2008年金融危机后，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投融资体系建设、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政策支持重点。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我国的精密仪器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移动通信、生物工程、医药制造和新材料等工业迅速发展，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亮点和重要支撑。以半导体产业中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为例，目前，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全国三大封装测试企业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约20%，长期占据全球封装测试企业前7名，技术水平已与国际先进企业基本同步。
  体制机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不断释放企业主体增长活力。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持续不断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不同时期不间断地深化改革来释放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环境是实现企业活力迸发的外部条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日益深化，企业的营商环境也逐步优化，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居全球第三；我国总体排名从2017年位列第78位快速跃升至2019年的第31位，企业主体的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及时出台了各种税费优惠政策为企业纾困解难。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让企业主体专注于自身业务谋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深化改革与日臻完善为技术创新保驾护航，促使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创业迸发出更大热情。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自建立伊始就一直在不断完善，这一过程伴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化的历程而展开。1980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随后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接轨。1992年和2000年前后，我国相继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2008年，我国出台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作出了很好的顶层设计。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伴随的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企业日益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根据数据测算，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企业支出占比为77%左右，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日臻完善而趋于活跃。尤其是在当下知识经济时代，技术与知识创新活动高度频繁，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良好的创新环境将会进一步激发高技术人才和资本的创新创业热情，为未来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厚积薄发提供“催化剂”。
  消费升级与国内大循环为高技术产业开拓增长新空间
  当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迈过1万美元关口，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正迈入消费需求大释放阶段，消费需求正由生存型消费转向品质型消费。我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消费升级引发的对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以电子信息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产品为例，数据显示，2019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41%；2019年在软件出口形势低迷的情况下，其营业利润和人均业务收入依然同比增长9.9%和8.7%。此外，人们在医疗保健、智能家居、交通等领域的消费品质，也呈现明显的升级优化态势，需求量在不断提高。
  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是构建“国内大循环”。构建“国内大循环”，一方面要依托消费来启动内需循环，即“消费内循环”；另一方面要依托高技术领域攻克核心技术来实现科技和产业内循环，即“科技及应用内循环”。这两个内循环都与高技术产业有密切关系：一是启动消费内循环的一个关键点是提升国内供给产品和服务质量，让海外消费回流，由此带来的机会是本土品牌的崛起以及对海外高端品牌的替代。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医疗器械等领域国产品牌将面临更大市场发展空间。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居民境外年均消费达2000亿美元，如果有20%—50%的回流，将至少带动最终消费提升2个百分点，这部分海外消费的回流主要依赖于高技术领域产品和品牌的崛起。二是启动“科技及应用内循环”的一个落脚点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产业的再造，具体而言就是推动“大（数据）、智（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技术对产业的应用与再造。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制造业、办公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这些高技术制造业领域是这些新科技的“最佳良田”，也是这些新技术诞生的产业需求源头，是我国构建“科技及应用内循环”的关键领域，同时“国内大循环”也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