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君: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地缘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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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君（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研究是个历久弥新的课题。众多研究主要集中于该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动因、合作化过程中的争论及领导人在其中的作用、合作化高潮的曲折过程和重大事件，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和总体评价。关于这一段不可忘却的重要历史，社会各界众说纷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这段历史或肯定或质疑，莫衷一是。当然，不能依当下的情形来评价历史的对错成败，将历史的后世影响归功或归结于英雄伟人之举也显不妥，应该回归历史大视野，探索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起源，立足国内外形势，基于党内不同意见、不同层面交织论争的历史依据，综观同期台海关系和国际局势，从 农业合作化与地缘因素相结合的新视角，重新了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决策推进中国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战略部署和重要意义。
  一、“试办农业合作社”——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运动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6月27日，美国政府公然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到达台湾海峡，武装干 涉我国解放台湾；同年9月17日，美国派兵登陆朝鲜西海岸，直接向朝鲜人民军开火，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蔓延至鸭绿江边，轰炸我国领土，同时在公海炮击中国商船，对新中国形成夹击之势。同年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的辉煌胜利。面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节节胜利，美国迅速向联合国提出诽谤性的“中国侵略朝鲜案”。同年12月7日，联合国在美帝操纵下颠倒黑白，通过该案决议。1951年，美国给予台湾5000万美元的军援，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朝鲜战争继续，美军入侵我国沿海地区 和东北地区进行轰炸。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将台湾问题“托管”的意图毫不掩饰地展露无遗，在地缘政治领域，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逼到了绝境。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当年的美国之间存在极大的贫富落差，武器落后，百废待兴，新区土改还未完成，老区互助合作的水平参差不齐，在粮食短缺的情形下如何支撑抗美援朝的粮草需求？旧中国国民政府需每年从海外进口粮食维持国计，但新中国面临的全面禁运无疑加剧了粮食危机。抗美援朝的地缘环境与小农经济实际生产力落后的矛盾严峻地摆在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在 1950年、1951年相继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和《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各种抗议美国侵略的活动在全国掀起风暴，时事教育联系实际，得到普通老百姓的高度认可，全国各地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开展爱国运动，订立爱国公约。在互助组织较为完善的革命老区，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制订了爱国公约。据1950年代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回忆，在积极订立爱国公约的西沟李顺达互助组，大家自觉地把发家致富计划和抗美援朝交公粮挂在一起，称此为“爱国粮”，虽然当时粮食产量不高，但农民交粮热情很高 ，互助组人人想办法多 交“ 爱国粮”。由此可见，互助组在缓解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巨大的农业压力方面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精神鼓励。
  朝鲜战争的爆发促进了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区土地的改革部署。1950年2月2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前四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曾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作过统一安排，将新解放区分成三种类型，并按1950年秋后、1951年秋后以及“1951年秋后另行决定”三个时间段分类部署。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将改革时间表向前推移，同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以福建省委为典型，紧急要求加快原来的土改进度，以整合提高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农业实力。同时，中共中央实行对棉纱棉布统购统销的政策规定，充分体现了在抗美援朝特殊时期全国工农业生产中“国防第一”的特色。“由此势必影响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原发与地缘政治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遗憾的是，在有关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的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点长期被忽略。”
  在国内外格局的推动下，革命老区山西长治在1951年3月召开了一次原名为“长治专区互助组代表会议”，长治专区在抗战时期推行互助组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一直是互助组的典型。这次会上，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观点——“组织起来提高一步，与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试办农业合作社（在私有基础上增加按劳分配比例），既符合农业生产集体化和现代化的远大目标，又有助于农民避免贫困赢得长远利益”。这 一提议对新中国的土地改革甚至对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份既符合民愿又具有战略意义的报告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支持，但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何时及如何过渡问题的不同认识，该报告遭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批判与反对，并一度上升至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多次交锋，充分展现了中共批评与自我批判、敢于追求并坚持真理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时期的奋斗史，昭示了广大农民中确实有从互助合作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与毛泽东注重发展变工队、互助组等农民自愿劳动互助组织，使中国小农经济“逐步集体化”的思想异曲同工，跳出了“先机械化再集体化”的苏联流行的社会主义农业模式。毛泽东从理论上清晰梳理了依靠农民的“协作”“分工”，通过互助合作发展农业合作社，以改变一家一户旧有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逻辑，充分说服了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这不仅是符合当时地缘政治复杂环境的战略选择，也是新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面对来自西方国家挑衅的严峻国际环境，中共中央整体所希望“十至十五年和平过渡” 的时限不得不提前，于是在1952年的秋冬，中共中央高层便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勾勒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愿景。这对1953年开始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各项工作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二、“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 地缘政治环境的危机与初级农业合作社快速发展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1954年春应邀参加日内瓦会议，都标志着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国际环境的险恶复杂程度丝毫未减且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各国防御条约的签订，基本完成了以美国为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型包围圈”。美国扶植日本，援助东南亚各国，很明显是进一步收缩对新中国的包围圈。当时新中国综合实力弱小，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连最基本的粮食问题都难以解决。从1953年开始，全国粮食问题拉响了红色警报，加速合作化以保障粮食持续增产，全面实行“统购统销”，以保障粮食市场供应与稳定，是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封锁中保证基本生存的必然之选。
  同时，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新的军备竞赛拉开序幕。新中国要寻求独立生存，除了要快速发展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也必须尽快提前完成。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下，新中国还要作好随时作战的准备。这一 切都要求粮食储备充足，要求农业基础稳固。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加快农业化。这是在被动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唯一可行可靠的正确选择。
  当时，台海局势从未松缓，两岸统一任重道远。1953年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解除台湾中立化政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攻击，同时以第七舰队继续加深对台湾的“共同防御”。1954年12月，美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共同防御协定》。1955年，美国向台湾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昭显了美国企图分裂中国的卑劣行径。蒋介石在获得巨资援助后提出“反攻大陆”的设想。面对如此局势，毛泽东在1955年5月17日召开的十五省市书记会议上作出“全局性看合作化”的重要战略指示，即把大陆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把眼前工作和长远利益联系起来，点明了粮食工作 的“五利”——“一利缺粮户，二利市民，三利灾民 ，四利城 工（城 市工人），五利打台湾 ”。可见，当时台海局势的紧张，要求新中国不仅要有“能战”的实力，还要有能与美帝抗衡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而这必须在国内局势较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才可能达成。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深刻认识中苏关系，独立自主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起步阶段已客观认清苏联“先机械化后集体化”发展模式不适合新中国国情， 提出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以推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坚定独立发展步伐。苏联在高度强调机械化尤其是重工业的基础上快速发展，对农业发展不够重视，后来集体农庄的建设又忽略了实际的农业生产水平，违背了农民的生活需求，苏联农业生产由此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毛泽东在全国各地调研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强调：“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国际盟友，中苏关系在微妙变化中持续发展。虽然《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 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等合作条款的签订，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国的互助合作关系，但也因此产生一些有关合作方式上 的摩擦。典型事件为毛泽东拒绝参加“经互会”，其成员国有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8国，宗旨为“建立经济合作和协调国民经济计划”，经互会成员国实行生产专业化和 相互协作，并要求与苏联的经济计划挂钩。即便在刚与苏联签订有利于新中国建设的协议之际，毛泽东对此仍持警惕态度，不留情面地拒绝了赫鲁晓夫的邀请。苏联当时是利用“经互会”的生产专业化和资源分配以解决自身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的困局。如沃勒斯坦在其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中对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形成过程所描述的那样，若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成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或粮食生产基地，则不可能有独立发展工业的农业基础，不会有自主发展核心技术提升综合国力的空间，甚至可能成为他国的附庸经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国家主权和发展战略上毅然坚持独立自主，因此，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当时就不仅是国内粮食危机的解决办法，更是工农业协调发展、搞好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这是保障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成为他国附庸的根本之道。
  从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通过，推动新中国农业合作社由试办进入发展新阶段，到1955年，毛泽东提出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到130万个的决定，便是基于上述诡谲多变的地缘国际因 素所作出的战略布局。再回视1955年春夏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与毛泽东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的实施步骤的争论，其战略意义尤为明显。邓子恢认为当时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现实条件，对于毛泽东提出1956年在现有67万个农业合作社基础上发展到 130万个的决定表示不同意，应“砍”掉30万个，并多次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而毛泽东不仅在1955年5月17日召开的十五省书记会上对中央农工部“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收缩风”明确提出批判，更将这种保守建议批为“小脚女人”。至今不少人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后期发展过快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错误批判邓子恢“小脚女人”，认为是“左”倾冒进的具体表现，但从当时错综复杂且恶劣紧张的地缘因素角度，从新中国急需在夹缝中独立生存突破发展的战略角度，农业合作化的速度绝不能慢，更不能停。这是在1955 年险恶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不得不为之的战略举措。况且，毛泽东当时要求的计划是130万个初级社，而非高级社，这是今天未被正视的关键点。
  三、“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高级 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前问世与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农业生产合作社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整体面貌，到1955年底，全国已经有了190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七千多万户，远超毛泽东制定的1956年全国实现130万个初级社的计划。在合作社浪潮迭起之际，毛泽东在1955年两次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共计172篇，选取了全国各地合作社的真实案例，进一步发挥了典型农业社的示范作用。经过实地考察、访谈调研、开会研究和材料分析，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召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获得会议代表一致拥护，这个纲要无疑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明了远景规划，全面指导全国农民和农村各项工作，使农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有力推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被人们自发地尊称为“农业宪法”，为全党树立了重视农业、重视调研的思想与作风典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初级社示范章程”）于1955年11月颁布，但在短短数月内，高级社已代替初级社成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主流，于是在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便正式通过“高级社示范章程”，开始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的完全集体所有制，勾勒出广大农民依靠合作化、生活水平整体提升且保障有力的一种态势。至此，全国合作化再掀新高潮，全国农村已提前进入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阶段。
  毛泽东主席曾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撰写按语
  新中国社会主义高潮的汹涌和农业合作化取得的成就，让海峡对岸的蒋介石集团不得不重新审视大陆农业合作化的缘由和作用。基于大陆社会主义高潮之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台湾防御战略，表现之一就是原制订的五年反攻大陆计划条文中明确规定军人五年不结婚，以待反攻胜利后到大陆成家，但在1956年之后，他在军中讲话时鼓励军人结婚，在台湾成家立业，说明其已认识到“反攻大陆”是不可能在五年内实现的了。可见，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给当时蒋介石统治下台湾以极大压力。
  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中得到了支持和共鸣。1955年10月，王谦曾以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国际会议，并在大会上做题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主题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激起与会国家的浓厚兴趣，兄弟国家们协议在各国农业合作社之间开展国际友谊竞赛。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个兄弟国家都不同程度开展了农业合作化，组织了不同规模的国营农场，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以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规模为最大，速度为最快。1955年12月10日，平顺西沟金星农林牧合作社宣布升级为高级社，从此迈入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道路。在此典型社的示范作用下，全国各地农村的响应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空前绝后，超出了毛泽东的计划，也出乎国内外所有人的意料。
  四、为当今农业发展提供思路与指导
  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取得无限辉煌，但后期由于“升级并社”过急过快，则留下了迄今为止众说纷纭的问题。历史永远是人类的老师，如今我们从国际视野回顾这段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并不仅是为彰显其影响，而且更是为了认知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在国家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依旧突出的背景下，为农业发展提供改革思路和实践指导。
  （一）新中国农业合作化是历史必然的战略选择
  从国际战略上看，农业合作化是新中国对付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突破帝国主义封锁重围的一个关键性布局，为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区域战争提供根本的粮食安全保障，为新中国在险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赢得自给自足 的生存根基。毛泽东在1956年1月曾认为， “现在有可能给我们有十二年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经历二十一年。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过去十年，还可能多些时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已有不同，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与过去不同，挑战不大可能。美国讲究赚钱，蚀本他不干，没有人抬轿子，自己不想用脚走路。现在美国军队的摆法，就不象打仗的样子，它到处搞基地，就象牛尾巴捆绑在桩上，无脚不好动。但是还是要估计到他有可能突然袭击，世界上可能出疯子的，必须估计到。所以我们的工作，越能提早完成越好，越有利。毛泽东还认为，有了十二年和平的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这是毛泽东作出支持互助组扩大一步成为初级合作社并在全国范围扩大合作社力量等决策的战略考虑。现在有 一种说法，把农业合作化的扩大发展说成是领导人的“头脑发热”，甚至把初级合作社试办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以及推进合作社发展步骤上毛泽东和邓子恢的争论，都视为领导人“左”倾冒进的证据。这些都是忽视史实之词。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争论充 分显示了中共党内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民主决策，即使有意见分歧，但只是对发展步骤上的不同看法，并不是对道路选择的原则问题存在争论，这才是基于历史真相的客观评价。若后世把农业合作化后期“升级并社”速度过快的不利影响完全归结于合作化不应扩大甚至不应开展，这便是对这段重要历史的错误否定。以至于现在不少人提起农业合作化或农业合作社等字眼都先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是效率低下、“大锅饭”的代名词，而忽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要作用及其给农民农村带来的实际利益。
  （二）新中国农业合作化是符合中国国情 的实践道路
  农业政策首要考虑的是客观的自然环境， 在人多耕地少的中国，小农经济也许能维持自然经济中的自给自足，但绝不能解决国家长期的粮食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打击新中国的办法之一，就是全力支持台 湾实施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土地改革，1953 年，将地主超过农户耕地上限的耕地，全部由政府以土地债券和公司股份征收，分配给原来的佃农，维持一种小农经济的格局。之外，美国大力援助1948年在大陆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或农会。不少美国专家参与“农复会”，贴钱贴力，修水利、粮食换化肥、种子，各种利农措施，在1950—1960年间迅速 推动了台湾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措施不能根本解决台湾农村持续发展的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台湾的农业发展因土地的小块化开始走向瓶颈。毛泽东在1953年11月4日就指出：“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 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 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因此，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具有前瞻性眼光的战略选择。自此，台湾农业与大陆农业走向不同的发展路径。
  更重要的是，农业合作化符合农民的生存需求，符合农村的发展需要。从1951年中共山西省委提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报告与上级领导意见相左时的坚持，到1955年“停止发展，全力巩固”方针下面对“收缩风”的坚持不改，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农民百姓加入合作社、支持合作社的主观意愿。以山西平顺西沟为例，合作社创办几年所得的公积金积累和信用社贷款，为合作社购置了大量农具和部分机械，栽培了大片树林，形成富足的集体资产，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沟的面貌和老百姓的生存状况， 1953年开始西沟不再需要国家返销粮维生，开始主动交公粮且逐年增加。再看当年安徽省， 1951年前安徽老解放区就有常年互助组，1953年开始出现农民“自办社”，到1955年初级合作社的数量远超中央农工部的要求，1956年“升级并社”取消土地分红，多劳多得，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回顾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历史，无不感受到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的真心拥护，因为合作化保障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并做到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大办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动力。
  再观今日，农业合作化仍然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河北周家庄是全国唯一从1956年至今一直坚持以联村社（乡）为核算单位的农业合作社，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分田政策，全社经过无记名投票表决，坚持合作社体制至今， 合作社福利30年未变，体现了毛泽东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提倡的“大社可以照顾五保户、军烈属”的基本思想。还有南街村、华西村、大营街等，同样都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让一方水土得到巨大发展，让农民在合作化的氛围中享受日益丰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食粮，无不彰显着农业合作化的优势魅力。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的塘约村地处偏僻山区， 人民生活水平常年处于贫困线下，经历两场洪水过后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危机，但他们抓紧政策机遇，扶贫攻坚，依靠集体经济，仅用了两年时间便摆脱贫困 ，成为“贵州省十佳美丽乡村”。塘约村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大寨，是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依靠内生动力的新时代典型，散发着集体力量的光芒，正成为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新起点。
  （三）农业合作化是处于世界市场挑战下的应对之策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世界市场的焦点。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我国不少农产品还是贸易顺差，比如玉米、大米，而现在基本上都依靠进口，且进口压力愈来愈大，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涨幅紧随世界市场卖方定价。如今，我国大豆基本来自国际进口，食用油的自主权已逐渐丧失。据2017年7月21日凤凰网报道，中美两国经过十多年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美国终于可以向中国出口大米了。我国大米进口并不是因为国内粮食短缺，而是世界市场竞争格局所致。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上涨速度加快，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土地折价、水稻种植的现金成本等，涨幅翻倍，国产稻谷价格持续上涨，在国内稻谷加工企业和国际资本的利润推动下，自然竞争不过国际市场上更“物美价廉”的进口大米。这其中固然有政府、市场、国际资本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但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具体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民，分散的农户无力应对大资本的竞争，也无力招架世界市场的摆布，唯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形成合力抵抗资本的冲击，在合作化的平台上有力直击世界市场的挑战，在农业生产中自立自强。（来源：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