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权：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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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体量不断增大，连续超过欧洲几个大国之后于2010年超过日本，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总量在1969年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1987年超过当时的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3倍，占美国的70%以上。就增长率而言，预计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还会保持较高的水平（约5%—6%），而发达国家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因此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且根据预测大约在十年之后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还处在中等水平（世界排名60多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达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将是世界经济史的划时代变化。近代以来，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曾经一路领先，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大批西欧国家、北美国家、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启现代经济增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得天独厚资源和优越地理条件的美国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格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独占鳌头，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虽然中间受到过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挑战，但二者都没能撼动美国的地位。20世纪末叶更是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两个重要事件，让美国得以延续辉煌，一个是苏联解体，意味着不可能再超越美国，另一个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日本之后30多年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再加上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日本也不可能重整旗鼓了。
  其次，发达国家出现了相对和绝对停滞。众所周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是主要发达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后出现了“滞涨”，虽然经过“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改革而有所起色，但经济增长率并不高。当时美国好于西欧，日本好于美国和西欧，然而不久日本经济便遭遇严重危机，唯独美国保持着较好的水平。除了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条件，还得益于不断地创新以及其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霸权力量。例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是美国利用霸权压制其他发达国家的证明。
  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然不高，这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正常表现。第一，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律的作用，不可能有更高的投资。第二，根据佩蒂·克拉克定理，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体，而服务业的生产率一般低于制造业。第三，在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依靠消费拉动经济是不可能有高增长的，因为消费没有投资乘数效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会逐渐衰落，它们依然保持着较高的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这也是它们仅仅是相对停滞的原因。尽管如此，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因此说其有某种程度的衰落也是合理的。
  再次，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调整。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包含面很广，既包括了不发达的国家，也包括发展到了中等水平的国家。当今世界真正的发达国家依然是少数，主要是西欧、北美、日本、澳洲，以及个别其他地区的国家和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剩下的大多数国家通常被分为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南亚、中亚、中美洲等地区。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由于独立时间较早，大多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也达到了这个水平。中东产油国虽然人均收入较高，但其发展程度并不高，属于特殊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并没有能够继续前行，而是出现了相对停滞的局面，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较早，也达到了一定程度，但一直没能像“东亚四小龙”那样达到更高水平，大多停留在5000万—10000万美元的水平。可以肯定，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几个较大的国家未来也不太可能有快速的发展。南非也出现了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而且很难在短期内出现什么起色。东南亚几个曾经被称为“四小虎”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如今的发展也并不如人意。就连曾经与美国争锋的俄罗斯现在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资源和武器，也面临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至于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更是面临着各种问题，如战乱、种族争斗、军事政变、瘟疫等，在短时间内难以发展起来。我们知道，经济学讲的是供给和需求，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也是如此。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购买力，难以购买发达国家高端的机械、医疗设备、药品等物资，这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也是不利的。如果更多的国家进一步发展，其购买力就会提高，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以中国为例，在2000年以前汽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国和消费国，其中一半以上是发达国家的品牌，这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好事。这既是国际分工的好处，也是全球化的好处，因此各国都需要一个开放的世界。
  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新动向
  上述情况到了近些年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走向，它给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某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包括出现了严重负债问题的欧洲部分国家，也包括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以及周边国家和经济体，中国也未能幸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受影响的国家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间接地造成了后来的产能过剩，而消化产能过剩则需要较长时间和成本。
  到了特朗普执政的时代，美国开始调整战略：
  第一，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号召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尽管效果并不明显，但这种做法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企业之所以走出去到其他国家投资，是依据国际分工的理论和经验选择的结果，它们选择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一定是看中了当地的收益高于美国。毕竟资本是逐利的，企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这一点作为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回归保守，接连退出或者威胁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即使是盟友也由于利益关系而撕破脸皮，更不用说针对中国这样的非盟友关系甚至对手关系了。对于中国，美国认为巨额贸易逆差是不公平贸易的结果，于是针对关税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并且不断加码，其理由其实冠冕堂皇，根本经不起推敲。重要的是，美国这种做法不仅不合理，而且对其自身也没有好处。自2018年开始增加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未减少，只是美国已经不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而中国的贸易总额则在不断增加。换言之，中国并不完全依赖美国市场，可以选择欧盟、东南亚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并不是美国想要的，因为在贸易摩擦当中美国消费者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它们需要面对上涨的物价，也就是一部分关税需要由美国人支付。另外，特朗普政权下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同样，这就导致了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其损失是巨大的。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力图扭转特朗普时代的不利局面，开始拉拢盟友，试图恢复过去的关系，从而集中精力对付日益强大的中国。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并且需要小心应对的，因为一个孤立的美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集团：这个集团集中了当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占据着各种有利的位置，掌握着有效的“武器”，包括科学技术、金融、话语权、价值观；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经济原因，这些发达国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国家习惯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它们会动用一切手段对对手进行围堵和打压，绝不会手软。
  拜登执政以来，除了努力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点就是打压中国。在这一点上，他与特朗普的政策没有什么差别，不同的是“单掐”还是“群殴”，对中国而言显然后者更难对付。值得一提的是，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把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尽管它们没有明确提出“新冷战”的口号，但实际上都在做这件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在大张旗鼓地做，包括在中国周边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如美英澳的奥库斯（AUKUS），也包括在印太地区谋划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如谋划建立印太经济框架。总之，美国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另起炉灶，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多方经济合作组织。
  第三，2019年底突发的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不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导致了超4亿人患病，近6百万人死亡，而且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2020年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呈现负增长。国与国之间不得不进行封锁，货物贸易、人员交往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疫情本身，因为它不仅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导致世界经济的严重下滑和国与国之间的割裂。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国家正在利用疫情制造新的矛盾：
  首先，个别国家一直想把疫情暴发的原因嫁祸于中国，不惜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国际组织，甚至谍报机构。即使WHO组织各国专家在中国开展了溯源工作，它们依然不满足，想方设法追究所谓的中国责任。其次，疫情导致了货物贸易的中断或滞后，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发达国家开始主张本土企业的回归，这当中就包括美国和日本。事实上，这些国家在疫情之前就开始做这些工作，至少希望生产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于是推动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如果是按照国际分工原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一部分行业在中国已经没有了比较优势，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如越南）是正当的行为，但现实是这当中不免夹杂着某些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敌意。
  如何应对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根据以上所述，在下文对如何应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形势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第一，虽然世界经济受到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容易也不愿意回到冷战或开启新的冷战。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当中是获利的，不仅包括占据高端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并从中获得好处，也包括不发达的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获得了收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就是市场原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但市场毕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
  例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而中国即便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自身也难以实现充足的供给。因此必然到其他国家寻找资源，而那些国家也需要出口资源获得发展资金，这符合国际分工的理论和经验。至于出口资源的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利用资金，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事实上，的确很多国家没有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也没能使得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甚至陷入到了“比较优势陷阱”当中。最典型的是中东产油国，二战以后这些国家通过开采石油获得了巨额利益，因此从人均收入的角度看，它们是富有的，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将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经济。总之，我们认为虽然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其正面意义更大，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动。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已经成为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体现了这种理念。
  第二，中国的快速崛起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不遗余力的打压。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突破这种封锁和围堵是中国面临的考验。因为，虽然中国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科学技术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突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着很大差距。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国家，我们除了要注重自身的提高，还要更多地谋求合作。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高度开放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也适应了国际社会的规则，并逐渐掌握话语权。中国已经成为继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之后验证“后发优势”假说最成功的案例。因此不论西方国家采取怎样的手段打压中国，中国都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各国企业的投资。同时我们依然要大大方方地走出去，虚心学习先进经验，与其他国家和谐共处。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看，与西方对抗对中国是不利的。尽管中国从来没有主动与西方对抗，但西方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当成对手甚至敌手，那么我们如何应对呢？在应对美国打压方面中国应该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日本的经验。当年苏联与美国是硬碰硬，最终以失败告终。日本的地位无法与美国直接对抗，只能采取迂回策略，表面上“唯唯诺诺”，实质上发展自己。当然中国不同于日本，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的经验，但应该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尽量避免直接碰撞，争取时间提高自己。需要指出的是，可能有人认为，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状态也是美国打压的结果，但事实是，日本发展的停滞不前主要是国内因素导致的，如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
  第三，美国等国家之所以对中国挥舞大棒，显然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国家感到压力，认为中国这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一旦发展起来，必然挤压它们的势力范围，甚至与他们争夺领导权和话语权。它们难以适应一个东方大国的突然崛起，这应该比一百多年以前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的过程更艰难，也更戏剧，因为美国毕竟在文化和制度上与英国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因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属于异端，它们无法容忍一个完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与它们并存，甚至在它们之上。关于这一点，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尽量避免谈论，甚至认为不重要，但事实不会因为不谈论而不存在。而只有正视事实才能想出办法进行应对，回避没有意义。那么，在美国日益与中国为敌的状况下，我们需要调整策略，多一些协调性，少一些硬碰硬。
  第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关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势必还会延续，但随着各国应对措施的落实和新的疫苗、药品等防护和治疗措施的提高，加上病毒本身的变异情况，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得到根本地缓解。虽然目前各国的应对措施差异很大，有的国家防控严格，有的国家比较随意，但相信不久以后会趋同。同时，各国也逐渐掌握了在突发重大疫情的条件下如何应对的措施，目前也正在寻找一个同时适应疫情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最佳方案。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大国要避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不过内循环也是有条件的，需要国内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而市场潜力是建立在人们收入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多数人收入微薄，就谈不上扩大内需。日本作为岛国长期以来贸易依存度不超过35%，证明它的内需十分强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提高人均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十分重要。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并不健康，要提高更多人的收入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需要提高人力资源的水平，也就是提高全民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