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当前农村移风易俗突出问题及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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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的精神风貌怎么样”。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2019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两年多来，各地各部门围绕移风易俗、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进行了积极探索，一些地方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从笔者的调研来看，多数地方的陈规陋习还是“涛声依旧”。认识当前农村的陈规陋习需要有新思维，移风易俗也要有新方法。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近些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农村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和典型做法做了深入细致的观察。本报告收集了闽、赣、湘、鄂、豫、皖、陕、鲁、辽、黔等10省20县的案例，涉及到农村赌博、高价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问题。本报告在已有案例和数据的基础上，描绘当前农村移风易俗的突出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各地移风易俗的经验做法提出干预对策措施。
  当前农村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
  从调研的情况看，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但不同区域存在一些规律性的差异。高价彩礼等问题在华北地区表现比较突出；而人情攀比、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问题，则在中部地区表现突出；农村赌博泛滥在中部和南方地区都普遍存在。
  华北等部分地区高价彩礼严重，且呈扩散趋势
  “高价彩礼”主要存在于华北和江西等婚姻市场（介绍婚）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在20万左右，少数地方可以达到30万。并且，最近十年时间，彩礼和婚姻成本普遍增加了2—3倍。值得注意的是，有高价彩礼的地区还在继续扩大，一些传统上并没有高价彩礼的地方，也逐渐出现了高价彩礼。比如，闽西一些地区，因受同一婚姻圈内的江西高价彩礼的影响，当地的彩礼金额也在提高。课题组在武汉郊区发现，该地的彩礼金额还不算很高（10万元左右），但彩礼性质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象征意义转变成了功利目的，群众有极大压力。
  此外，“有房有车”亦成了大多数农村地区婚姻缔结的前提条件。很多地区的婚姻压力并不仅仅源自于高价彩礼，而是来自于进城购房、买车的“加压”。课题组的调研发现，全国各地的县城房价差异不大，一套县城商品房为100万左右，即便付首付，也要30万左右；新车则为10万元左右。我们详细统计了河南H县最近十年婚姻成本的变化（见表1），发现结婚成本增加了2—3倍。该县的“高价彩礼”现象具有典型性，我们在华北其他地区和江西于都等地区的调查，数据差异不大。

  值得关注的是，华北地区还存在“冥婚”等习俗，极少数地区在“冥婚”中也存在“高价彩礼”等问题。比如，一些因意外死亡的女性，在“冥婚”市场中有较高的价格。2021年11月，山东汶上县一网红主播死后骨灰被偷配冥婚，引起舆论关注。根据媒体报道，阴婚配成功一单女方家属可得5—7万元。
  两湖平原等地区人情攀比现象严重
  从调研看，人情失序问题在两湖平原、武陵山区较为严重，涉及到湘、鄂、黔三省。这些地区经济并不算发达，一般家庭年收入在5—6万元左右。但普通家庭的人情负担一般都在2—3万/年，占据了农民家庭收入的1/3—1/2。对于贫困地区的弱势家庭而言，人情支出是家庭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
  图1是贵州S县人情礼金的圈层结构图，当地经济欠发达，但人情负担却极重。某贫困农户是三口之家，孩子才六岁，妻子患有抑郁症，丈夫无稳定工作，年收入3万元左右。但2021年上半年，该户人情开支就达到7000—8000元。该户说，自己家算是送得少的，“因为家里穷”。

  人情攀比的主要变化是：一是人情礼金逐年上涨。比如，处于洞庭湖平原的T县地区，一般关系的人情礼金从21世纪初的一二十元涨至现在的四五百元，上涨了二十倍左右。贵州S县经济欠发达，但人情礼金极大，直系亲属间的人情礼金普遍超过万元。
  二是人情名目繁多，酒席频繁。在湘、鄂、黔的部分地区，近些年来的人情名目繁多。除了传统的酒席名目，还有五花八门的办酒名目，如升学酒、立龙门（修围墙）酒、立（墓）碑酒、开业酒。比如，这些地区的孩子只要高中毕业，无论升学与否，都会办一个升学酒；小孩子的生日，周岁、六岁、十岁、十二岁等，都可以办酒。S县某户人家的母猪下了18个猪仔，主人家认为是喜事，也就办了一个酒。我们在洞庭湖平原地区调研，一些农户甚至办起了“无事酒”，即只接客，但不提供任何理由。T县某农户为了办酒，在其父亲88岁的时候就提前给他办了90岁生日酒，理由是“感恩父亲”。但当地村民评价，他在日常生活中对父亲并不孝顺，“其实他兄弟四个，但还让老父亲单独住在一个平房里”。另一村民在60岁时没有办酒，为了“回本”，就在62岁时办了60岁寿宴。
  两湖平原等地区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人情攀比比较严重的地方，也是铺张浪费较为严重的地方，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虽然北方酒席也有讲究，比如陕西Y县的酒席需要有“九品菜”（九个凉菜），还要有热菜，一共是24个菜。但其他的烟酒消耗比较少，每桌酒席大概为360元/桌，“浪费”空间不大。但南方的酒席浪费比较严重，尤其是湖南多地，酒席讲排场、讲“档次”，标准都在700—1000元/桌之间。比如，湖南Z县的酒席流行10—11个大盘菜。大盘菜的分量足，一份猪肉一般需要5斤肉，一份猪蹄有8个（一开二），一条草鱼有3、4斤，一只整鸡也差不多有3、4斤，鸡蛋也要8个，浪费极大。此外，南方的酒席都有烟、酒、饮料等消耗品。我们在湖南等地调研发现，烟酒等消耗品占了酒席耗费成本的1/3左右。

  铺张浪费的另一个表现是，农村举办仪式普遍存在比排场（参见表2）。在两湖平原的红白喜事中，存在一种制造“热闹”的产品。如鞭炮、拱门、彩球、乐队等，已经成为仪式的一部分。在丧葬仪式中，亲戚前往吊丧，除了要上礼金，还需要送鞭炮、花圈，租拱门、KTV乐队、地方戏团（如花鼓戏），主要目的是给主人家争脸面。鞭炮放得越多，拱门树得越多，花圈越多，乐队来得越多，则面子越大。在红事中，除了花圈用不上，其他的热闹产品都存在。
  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存在厚葬薄养现象，部分地区问题突出
  从全国的调研情况看，农村已经慢慢形成了“自养”秩序。《2021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2020年全国“一代户”（独居、夫妻二人和空巢）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15.33个百分点，达到49.5%，说明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慢慢弱化。农村“自养”秩序，在客观上表现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日常照料上，都主要依靠自己的积蓄、亲戚的馈赠和养老金；在主观上，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老年人自己照顾自己的观念和习惯。在两湖平原，农村高龄老年人患病或失能以后，其日常照料和治疗等，存在较大困难。由此引发的自杀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见表3）。与一般想象不同的是，老年人“自养”或“自杀”，并不是孝道衰弱或激烈的代际冲突引起的，而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行为。

  部分地区有极其明显的“自养”秩序，但对丧葬仪式却极为重视。比如，湖南Z县 “厚葬”现象极为严重，一场丧事办下来需要十万元左右。主要原因是丧葬仪式的消费高，当地形成了发达的丧葬产业，包括筵席队、西乐队、花鼓戏队、和尚道士队、哭丧唱孝队、灵堂租赁队、纸人纸屋队、八仙队（中式乐器）、仪仗队、醒狮队、十六大金刚队，等等，每一个队伍都对应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显示热闹，烟花爆竹也需要很大一笔开销，一般家庭要花2万元左右，条件好的家庭要3万元。除此之外，在葬礼现场安装充气的大拱门、狮子和氢气球，也可以给主家脸上“增光”，有的家庭为了显示气派，亲戚朋友们会送上四五十个氢气球。
  北方部分地区也有厚葬薄养现象。比如，陕西Y县在移风易俗前，一场白事完整做下来，有17个环节，而每一个环节都安排1—3人帮忙，耗时耗力。黄淮海平原一带，曾经出现过“丧事上跳脱衣舞”的情况。我们在河南郑州、开封地区调研，发现当地有较为发达的农村歌舞团市场，每一个歌舞团需要5000—10000元。有些人家会请两个歌舞团，唱对台戏。并且，在红白喜事举办过程中跳钢管舞等节目比较普遍。
  南方农村赌博现象普遍，呈现日常化、休闲化特征
  农村赌博的区域差异极其明显。北方农村一般都没有赌博活动，我们调研的一些公安机关多年都没有查处赌博案件。但南方的农村赌博却极其普遍。我们在湘、鄂、赣、闽、粤等地的调查都发现，打击赌博是地方公安机关的重要任务。农村赌博形态多样，地下六合彩、牌九、扑克、麻将、地下赌场、赌博机等，一应俱全。这几年网络赌博泛滥，部分地区的年轻人也沉迷其中，家庭因此陷入破产境地。
  南方和中部地区的农村赌博已经日常化和休闲化。比如，湖南常德某个普通乡镇（2万人口），却有100家左右茶馆。其中，拥有十几台麻将桌的大型茶馆，大概有40家左右。这些大型茶馆，每名客人一天的输赢在1000元上下。这些茶馆会提供“一条龙”服务，免费为客人提供中、晚两餐饭，免费接送，还帮忙照看小孩。绝大多数有规模的茶馆，都可以提供借贷服务。
  我们在闽西某村调研发现，该村共有100多名青年，大多数都接触过网络赌博。其中，共有14名农村青年欠下巨额赌债，少则二三十万，多则三四百万。这些年轻人因赌博而陷入“社会性死亡”境地，其家庭也被拖入贫困状态，有两名青年因赌博导致家庭破裂。
  农村移风易俗突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干预策略
  农村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本质上是当前农民家庭正在面临的生活方式危机的反映。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生活方式转型表现突出，乃至于兴起了一场“生活革命”。上文提到的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本质上是生活方式转型的“意外”，以文化失调形式表现出来。
  从总体上看，当前农村生活方式危机是伴随着农村社会发生的巨变而出现的。有一些突出问题具有阶段性，比如，人情攀比和铺张浪费的问题，甚至包括高价彩礼问题，主要是旧的生活方式尚未瓦解、新的生活方式又未形成所带来的文化失调现象。这些问题，再过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的城镇化基本完成之时，自然就会消解。而有一些移风易俗中的突出问题，则具有长期性，比如厚葬薄养、农村赌博问题，并不会随着生活方式转型而消失。甚至，如果不积极介入，不提前做好准备，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对生活方式危机，除了继续推进移风易俗活动，还需要有系统的政策规划，建立长效机制。根据正反经验，我们提出移风易俗的几个对策建议：
  移风易俗要和地方性规范有效衔接
  有些地方的风俗习惯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比如，红白喜事都有地方上的权威人物参与，并且有较强的互助性。我们调研的陕西Y县、韩城，山东淄博，河南民权，福建晋江等地，红白喜事（尤其是白事）都有较强的公共性。这些地方，风俗礼仪的举办都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其规范的实现又有赖于地方性权威。
  因此，只要地方权威对礼仪流程进行调节调节，人情攀比、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现象就不太容易产生。典型如晋江地区，在地方政府还没有提倡移风易俗的时候，村委会和地方的宗族组织会主动限制人情攀比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同样，福建、广东、江西、广西等其他宗族性地区，也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哪怕是出现了攀比和浪费的苗头，但风俗礼仪的核心功能仍然会保留。并且，一旦地方政府积极介入，红白理事会就容易建立起来，地方权威就可以发挥真正的调节作用。
  移风易俗需要有综合治理的方法
  在我们调查的经验中，两湖平原的地方政府对人情攀比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如组建红白理事会、党员干部带头等，但大多数地方都出现了反弹。比如，2019年湖北公安县和湖南桃源县都采取了措施治理人情攀比的问题，对红白事的规模进行了限制。湖南长沙县的经济实力比较强，该县在2019年甚至还出台奖励政策，办酒5桌以下奖励4000元，办酒20桌以下奖励2000元。第一年，这些地区的移风易俗还起到了一定效果，群众办的酒席少了不少。但根据我们最近的跟踪调研，当前这些地方的人情攀比，已经恢复到了治理之前的状态。但比较理想的是，通过环保、公共交通管理等方式适当介入，这些地方的铺张浪费，如放鞭炮、树拱门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移风易俗需要久久为功，总体原则可以采取“党建引领+社会自治”的办法。对于有地方性规范的地方，只要党委政府有文件依据，且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并积极发挥当地有威望的人的作用，就可以产生积极效果。例如，江西崇义县流行看风水，并由此产生了厚葬薄养问题。当地党委政府为了移风易俗，找准对象，民政局通过开办风水先生学习班的形式，对当地的风水先生进行政策宣讲，并引导其融入到移风易俗工作中。结果，当地的移风易俗取得了显著效果。
  如果地方性规范不强，原子化程度比较高，也要尽力重建基层社会组织。例如湖北宜昌市夷陵区的普溪河村，当地的乡镇党委政府不仅建立了红白理事会（主要由乡镇人大代表和老村干部组成），还重建了老人会（以小组为代表，主要由有威望的中老年人组成），由此建立了完整的社会自治组织。客观上，当地的红白喜事本来就是有红白理事会和老人会的成员参加，其监督和引导的作用也可以持续发挥。
  移风易俗要善于利用法律和政策手段
  农村赌博等陋习，虽属于移风易俗范畴，但这类所谓的“习俗”都是违法的。因此，对赌博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运用法律手段坚决打击。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只要正确使用法律震慑，赌博现象是可以抑制的。比如，地方公安机关可以对茶馆的营业行为进行规范。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区要求茶馆不能超过4张麻将桌，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这一规定，使得茶馆无法规模化经营，也就不可能提供“一条龙”服务，从而对引导社会风气起到了关键作用。（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