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中国地理与民族格局中的“藏彝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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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康藏史”首席专家、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重要通道。此外，藏彝走廊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由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不但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保留大量古老历史遗留，其民族文化现象也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

缘起：“北藏”“南彝”的地理格局

费孝通所以将之称作“藏彝走廊”，是基于该区域民族分布主要呈“北藏”“南彝”的格局。“藏彝走廊”区域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大背景，即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之际，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费孝通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国的民族研究如何继往开来？任何继往开来都离不开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人们总是在“过去”中找到通往未来的路。他在反思中发现以往的民族研究有两大弊端，一是按照行政区划、二是按照单一民族单位来进行民族研究。有鉴于此，费孝通提出了开辟中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两个基本思路，一是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开展民族研究，二是从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开展民族研究。“藏彝走廊”作为一个单独民族区域的提出，正是费孝通将之视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区域”的结果。因此，“藏彝走廊”区域概念，是在中国民族研究发生重要转折关头产生的，它标志着中国民族研究两个大的转向：一是从按行政区划转向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开展研究；二是从单一民族的研究转向更加注重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当时，费孝通把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初步划分为“六大板块”和“三条走廊”，“六大板块”指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高山森林区、西南角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中原地区；“三条走廊”则是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河西走廊。所以，藏彝走廊区域概念的提出，是从整体地理格局、从中华民族所在地域开展中国民族研究之新阶段的一个标志，也是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中国民族研究新局面的一个开端。

“藏彝走廊”区域概念一经提出，即在民族学界得到热烈响应。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昆明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在马矅、李绍明、童恩正、何耀华、余宏木等学界前辈的倡导下，决定响应费孝通的号召，开展“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首次对藏彝走廊区域进行大规模综合考察，不仅取得可喜成果，而且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族研究的转型。进入20世纪90年代，藏彝走廊逐渐成为我国民族研究的热点区域。1992年费孝通写给成都召开的全国首次藏彝走廊会议“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这是对藏彝走廊在中国民族研究中地位与价值的客观、准确的概括。从此意义上说，研究藏彝走廊的价值决非“就事论事”，更不是只就“藏彝走廊”说“走廊”，而是要通过该区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观察、认识中华民族的流动与形成，通过藏彝走廊来认识“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所以，对藏彝走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需要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地域来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藏彝走廊的研究不断升温，根本原因正在于藏彝走廊研究开创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新范式、新格局。

回响：从更大视野把握“藏彝走廊”

如果把藏彝走廊放在更大的视野下，放在中国地理格局乃至中华民族整体地域来看待，我们能看到什么？这是认识藏彝走廊意义和价值的重要角度。

首先，藏彝走廊是青藏高原同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一个大的民族连接地带。青藏高原的面积约占中国国土面积四分之一，青藏高原的地形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并逐渐下降。这样的地形构造，带来一个结果：它使藏彝走廊区域的海拔高度也逐级下降，成为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之间的地理过渡与连接地带。由于海拔高度逐级下降，这里成为适合西南众多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历史上，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内的众多民族不断向这一区域迁徙、移动和渗透，使之成为众多民族交汇和交错杂居区域，也成为藏族与西南民族的交汇连接地区。费孝通认为，在藏彝走廊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正是就此意义而言。

其次，从南北方向上看，藏彝走廊是中国北方与南方民族之间沟通交流和发生联系的重要历史区域。藏彝走廊的主体民族是藏缅语族，主要包括藏语支、彝语支和羌语支，藏缅语族的发源地是今甘青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自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发生分化以来，藏缅语族的先民即沿藏彝走廊南迁，逐渐流布于藏彝走廊及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今天云南因民族众多而被誉为“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原因在于云南是中国两大民族系统发生交汇的地区，一是自东向西流动的百越民族系统，二是自北向南流动的藏缅语民族系统，这两大民族系统在云南发生交汇，衍生和分化出众多民族。

倘若我们从更大视野，从中国历史演变与地理空间角度看，藏彝走廊多民族交汇格局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处于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南端。“从东北到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童恩正发现并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指出在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中，存在大量相似文化因素，该地带在海拔高度、日照、年降雨量及农牧结合经济类型等方面存在诸多共同点。因此，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成为历史上北方民族频繁迁徙流动地带。许多北方民族在势力壮大后，往往沿着该地带西迁，如建立辽朝的契丹、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均沿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进入藏彝走廊区域。此外，许多北方民族也沿着藏彝走廊河谷通道南下进入云南，最典型的是蒙古族、回族等。由于中原地区往往有强大的政权，要越过这些政权自北向南迁徙几乎不可能。而藏彝走廊是一个政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带。所以，历史上许多北方民族通过藏彝走廊进入南方。如南宋末年，为实施对南宋政权的包抄，忽必烈率蒙古大军从西北的六盘山穿越藏彝走廊南下云南，灭大理政权，形成对南宋的包围之势。明清时期，回族也多经藏彝走廊从西北南下云南，以致形成回民起义及建立政权。许多北方文化因素也经由藏彝走廊传入南方。红军长征亦经由藏彝走廊地区北上，进入西北。所以，藏彝走廊是中国南北民族及文化沟通交流和发生联系的重要区域与孔道，也是观察和研究北方与南方民族交流接触的重要历史区域。

最后，东西方向上，藏彝走廊也是农耕区域与高原地区民族与文化发生联系的通道和桥梁。尽管地处横断山脉，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但这种东西之间存在屏障的地形并未阻断民族与文化的横向交流。自明代中叶以来，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道成为中央王朝经营西藏的主要通道后，藏彝走廊东西两侧的民族与文化交流得到显著提升，川藏道不仅成为进出西藏的官道，汉族移民也大量沿川藏道涌入，促进了清代民国时期汉藏民族在藏彝走廊区域的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今天藏彝走廊许多地区的社会及文化面貌，很大程度是在明清以来汉藏民族之间大规模交融和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故有学者亦将藏彝走廊称作“汉藏走廊”。此外，藏彝走廊区域另一个持续千余年的重要交流，则是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历史上销往青藏高原的茶，主要产地是四川雅安和云南大理、普洱一带，两地的茶均是经由藏彝走廊输送到青藏高原各地。因茶叶为藏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故西藏地方将经由藏彝走廊的运茶路线称作“黄金通道”或“黄金桥”。可见在东西方向上，藏彝走廊区域在连接汉藏民族及两地间文化交流上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交汇：作为典型民族交往区域的长期探索

藏彝走廊作为民族种类众多、支系复杂、民族文化多样性突出的区域，其在中国地理和民族格局中的价值和意义，也体现在它是多民族交汇、聚居及文化交融的典型区域。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藏彝走廊作为民族众多和文化多样性突出的区域，其在民族交往接触、和睦相处、和谐共居方面积淀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这些经验与智慧大多散落于民间，犹如一座宝藏。

例如，在藏彝走廊南部滇西北十余个民族中，广泛流行“弟兄祖先”传说。传说的基本模式是，在创世纪初，仅存一对兄妹，他们婚配生下几个儿子，长大以后老大、老二和老三分别繁衍发展出相邻的几个不同民族。民族的组合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既包括本民族和与自己相邻的民族，也常常包括汉族、藏族这些大的民族。这种以“弟兄”即“血缘联系”来阐释民族关系的传说，尽管出于主观建构，但其功能和客观效果不容小觑，在多民族密切接触地区，它起到了拉近和改善民族关系的客观效果。又如，在藏彝走廊多民族聚居区，人们日常生活相处主要遵循“求同”“求和”原则，主观上淡化和模糊民族区隔与界线，文化上持开放包容态度，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之间通过文化共享构建出和谐、友好的民族关系等。

以上均是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接触中长期探索、积累的经验与高超智慧。这些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民间智慧，可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宝贵借鉴。从此意义上说，藏彝走廊多民族交汇与密切接触区域，蕴藏着我国多民族国家构建民族之间和睦关系、实现民族团结的诸多民间智慧与奥秘，这同样是藏彝走廊区域在中国地理和民族格局中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来源：光明日报）